两个业内著名艺术空间的夹缝之地，被临时性的赋予了一个“夹缝空间”的名称。狭长的甬道被布置成一个标准化的、类似7-Eleven的连锁超市，超市只售卖一种商品——被污染的地下饮用水。所有污染水源均使用农夫山泉包装，超市也被命名为“农夫山泉超市”。单一的商品和标准的包装——我们再熟悉不过的日常商业景观赋予了空间一种宏大的视觉冲击力。失去琳琅满目的性质以后，这种景观显露出了它的本质：所有商品，实质上只是一种商品。但刺破这种景观的力量并非商品单一的视觉效果，而是被展售的“商品”本身。“农夫山泉有点甜”，这个极其成功的资本营销文案，被艺术家巧妙地使用到自己的艺术计划中。在实际购买一万瓶农夫山泉，并与当地村民完成了饮用水交换计划之后，艺术家把换来的被污染饮用水重新灌装回倒空的矿泉水瓶，再将其置放到经艺术指认的“超市”。艺术家模拟了商品交换中的关键图像与物品，却并不是为了嘲笑它。“超市”景观和小壕兔乡——两个很难被人同时感知的不同空间，被分配到同一种时间中。

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最为成功的部分并不是政治宣教，而是对人们常识的隐形塑造。在超市中购买一件符合自身想像需求的标准化商品，就是这种塑造的典型结果。坚果兄弟的“带盐计划”以云淡风轻的方式质疑了这种想像，并借此告诉了消费者一个事实：生活在现实中的农夫，喝的水不是有点甜，而是有点“锰”。被商品营销和生活常识所遮蔽的残酷事实通过这种置换被揭示出来。资本推销的田园牧歌式的想像，有意无意地掩盖了被压榨者苦苦挣扎的现实。

关于艺术与政治的关系，我们不妨回到历史前卫提出的课题：与其问什么能成为艺术，不如问什么不能成为艺术？尽管彼得·比格尔（Peter Bürger）论述的历史前卫在试图摧毁担保了现代艺术自律性的布尔乔亚社会体制、让艺术与生活再次发生联系的同时，却使得二者的对立本身重新退回到艺术内部，但它仍不失为艺术与政治形式连接的关键环节。艺术为了维持与世俗生活之间的张力，就必须设法在二者的间隙中行动，既坚持自身的话语界限，也不在幻想中与生活达成和解。

在“带盐计划”里，艺术既是行动，也是一种可以发布的媒介，并生成了不同身份的人群均可交互参与的空间。坚果兄弟利用商业文案的传播、深入人心的产品包装，把这个计划植入日常生活的不起眼处，并顺利地将传统新闻媒体带进计划。商品和“赝品”，大众媒体和真实事件，艺术空间与日常空间——所有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互文关系。而营销出农夫想像的大公司，也因此被裹挟在内。如果我们将艺术视为一种社会生产并具有在日常生活中的生产力，同时将展示空间视为社会空间的同构，那么艺术的任务将不仅仅是生产文化工业产品，去装饰和庆祝，而是可以参与到所有的社会关系当中，并亵渎它自身被历史所赋予的神圣负担。艺术也由此得以从被观看的客体命运中解放出来，摆脱被现代主义和历史前卫所共同赋予的英雄主义包袱，加入空间建设，从而获得更为开放的视域。

社会参与式艺术被诟病，往往是因为行动最后只能反馈到艺术界内部产生话语，以及参与的伦理问题：被压迫者最后仅仅成为“作品”的背景和材料，真实的关切可能还不如一篇新闻报道。“带盐计划”恰当地控制了艺术与行动的边界，通过实地调查、模拟处理，以及对法权的试探，使得艺术家、沉默的当地村民，乃至被裹挟进来的大公司，都在计划中获得了对等的在场和发声，最终让小壕兔乡污染水源事件获得了它本来应有的关注。

2018年7月3日，北京市工商局朝阳分局依据《商标法》扣押了展览剩下的“农夫山泉”，展览关闭。

文／ 曾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