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宪法及其不满

2017.05.14

日本现首相安倍晋三在国会众议院会议期间小憩东京,201524. TORU HANAI / REUTERS.

2016尽管有大规模民众抗议和律师宪法学者请愿反对,“新安保法还是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标志着日本集体自卫权的解禁同时也意味着自卫队参与国际事务的范围逐步扩大这是安倍政府修改战后宪法的关键一步以至于安倍晋三扬言将于2020年完成修宪正式将自卫队的存在写入宪法在此成为议题中心的当然是宣告日本彻底放弃军事力量的宪法九条”。不但日本国内甚至在中国也有不少人认为正是九条使得日本自战后以降始终不是一个正常国家”——逻辑很简单自己没有军事武装就必定得依靠美国于是也就没有独立自主如今迈向正常化国家的道路似乎无可厚非何况拥有军队和发展军国主义并非一回事

上述想法当初亲自参与制定日本战后宪法担任美国驻日盟军总司令的麦克阿瑟早就提出过抗美援朝期间他就提议日本应该摆脱九条的约束但被当时的吉田茂政府拒绝了不仅如此在日本战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哪怕怀揣修宪野心也没有一个政党敢明目张胆地将修宪标举为自己的竞选口号那么为什么在日本右翼和一些中国人看来必须弃之如敝帚的战后和平宪法被日本民众看得如此重要呢

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2016年出版的宪法的无意识岩波新书中给出的答案提供了一个有意思的思考角度柄谷行人认为战后宪法之所以能维持至今依靠的并不是日本民众对于战争的厌恶乃至罪恶感因为如果是民众的和平意识守护着宪法的话那么经过几个世代更迭战后宪法应该早已被修改乃至放弃了

那么是不是因为日本人被美国洗脑”,以致没能看到现代民族国家必须拥有军事力量的朴素真理”?这同样也是一个经常被站在日本右翼立场上的人们拿来批判战后宪法的论据并且在理论上显得更加自洽相比于日本人自己制定的明治宪法战后宪法是外部强加的于是撇开具体内容不说仅就宪法的形式而言它也是日本丧失独立和自律的象征

但柄谷行人认为,“宪法九条是强制的产物这一点和日本人自主地接受它两者并无矛盾柄谷行人首先指出是否因外力强制而制定的问题上比较明治宪法和战后宪法可以说归根结底两者都是外力的产物因为明治宪法的制定是为了对外展现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政治身份并由此废除幕末缔结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于是也可以认为明治宪法同样是因外在的紧张关系而不得不制定的宪法(44)。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纽约酒店会见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元帅,1954115. AP.

既然战后宪法和明治宪法之间存在着上述类似加之战后宪法也是通过帝国议会进行议决的产物是否可以认为两者之间有着连续性柄谷行人对此也给出了明确的否定回答重要的并不是战后宪法是否是自主制定的宪法也不是战后宪法与明治宪法之间有否连续性相反就战后宪法的存续问题而言重要的是维系和捍卫宪法的不是民众的意识而是无意识”——也就是说所谓宪法的无意识无法在明治宪法那里找到根据

明治宪法和战后宪法的关键断裂并不在于后者是外力强加的宪法而在于法理意义上从天皇主权人民主权的改变——在此过程中最重要的时刻无疑是日本对于波茨坦公告的接受:“当日本在19458月接受波茨坦公告主权的所在从天皇变更为国民在这个节点上旧宪法因与国民主权相矛盾而失效因此制定新宪法的帝国议会的基础已经是国民主权它所承认的新宪法也就有了正当性”(53)。

值得注意的是在强调明治宪法和战后宪法的差异之后柄谷行人并没有尝试在日本思想史上整理出一条人民主权的谱系而是诉诸弗洛伊德的后期理论——外在驱力向内部的转化并产生作为良知的超我”——来说明所谓宪法的无意识”。并且借助建筑史家中谷礼仁对于大阪的考察柄谷行人提出了先行形态的概念中谷礼仁通过这一概念描述的是大阪地下埋藏着大量古迹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被发掘但之前进行的道路规划都神奇地绕过了古迹所在的位置柄谷行人那里所谓先行形态便是指:“尽管是主要原因但后来却被忘却了它曾经存在过之后却消失了但仍然能对现在的人们造成影响”(48)。或许可以认为恰恰因为两者在形式上的连续性战后宪法的先行形态并不是明治宪法,“毋宁说需要考虑的恰恰是明治宪法的先行形态’”——明治维新以前的constitution:当然它不是成文法而是国家的体制和机构即德川体制”(50亦见72)。

战后宪法的无意识”,便是向德川和平的回归

这一无意识的关键之处有二天皇的象征性存在和九条的和平理念象征天皇和放弃战争正是明治宪法所没有的内容关于第一点让我们回到麦克阿瑟对于战后日本宪法的设计考虑如柄谷行人指出的那样当初在制定战后宪法时如今得到热议的九条反而是策略性的条款目的是让以象征天皇的形式维持天皇制的宪法一条得到联合国和国际社会的承认在这里吊诡之处在于虽然宪法一条首次明文规定了天皇作为象征去政治化身位这一身位却和日本历史上天皇的基本作用非常类似

为了得到权力的正当性首先要拥戴天皇统一战国之世的德川幕府同样为了巩固体制而提出尊王口号虽然尊王反过来也成了倒幕运动的根据明治维新也只有靠拥戴天皇才可能实现靠着王政复古天皇亲政的口号而推翻了德川幕府由此在明治国家那里天皇当然就有了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天皇亲政不过虚有形式明治国家实际上是藩阀势力萨摩藩和长州藩握有实权致力于向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体制而伊藤博文设计的明治宪法则是以立宪君主制和议院内阁制为基础对天皇的权限进行限制的宪法。……明治宪法虽然限制了天皇的权限但不借助天皇的权威就无法成立。(43

抗议者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抗议安倍晋三的新安保法案,2015918. AFP PHOTO / KAZUHIRO NOGI.

就日本历史而言在大部分时间内天皇都只是作为一个象征——作为政治权威和正当性的根源——存在着而如裕仁天皇一般握有实际政治权力的天皇反而是例外的现象因此麦克阿瑟对于象征天皇的设置反而呼应了日本政治史上天皇与握有政治实权的社会阶层或集团的关系天皇作为万世一系的存在确保了政治权威和正当性的稳定性使得政权交替而不涉及王朝的情况得以可能;“藤原氏之后天皇握有政治实权的情况除了后醍醐天皇的建武亲政的短时期之外一次都没出现过天皇的常态就是所谓象征天皇’”(63)。因此,“象征天皇制非但不是外力强加的规定反而是向着明治国家成立前的天皇地位的回归

另一方面九条而言柄谷行人认为它在理念的意义上承袭了1928巴黎非战公约》,更与康德在永久和平论》(1795中提出的理想一脉相承同时它在历史的意义上也与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国内维系的长期和平状态遥相呼应

战败给日本人带来的是对明治维新以降日本的目标整体产生悔恨这是对于打破德川和平的路线所产生的悔恨这与帝国主义战争中攻击欲望的萌发所产生的无意识的罪恶感是两码事不过也不是完全无关毋宁说正因为有德川和平的基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无意识的罪恶感才能深深扎根下来。(74

简言之德川幕府时期的制度”,便是战后宪法的先行形态”;宪法的无意识”,便是向德川和平的回归柄谷行人明确指出这样一种论述并非意在为战后宪法寻找日本文化中的根基更不是为了歌颂德川时代的制度——毋宁说其目的是为了说明康德所提出的普遍性的和平理念,“为何以及如何能在日本作为制度固定下来”(79)。

因此柄谷行人的考察并不仅是为了说明战后宪法为何能够得到民众支持更是为了说明它的实质性所在一方面尽管或正因为德川和平作为宪法的无意识而存在战后宪法并不是一纸脆弱的可以随时废除的空文另一方面尽管或正因为战后宪法的先行形态早已被遗忘对于这一和平宪法的坚守其目的就不是向德川时代的复古而有着当下与未来的指向。“九条那里的战争放弃是对国际社会的赠与’。……赠与并不意味着无力相反赠与会得到力量具体而言这种力量的形式便是国际舆论的压力这种压力有别于并超越了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129)。站在日本右翼政治立场的人们或许会觉得柄谷行人充满乌托邦主义色彩的说法天真幼稚不值一哂但是如何思考战后和平宪法与现代民族国家形态的紧张如何将九条理解为开启新的政治可能性的契机或许是所有对于人类共同体的生存状况及其未来抱有严肃态度的人都无法绕过的思想课题

— 文/ 王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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