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mos的主权”?

2019.07.09

尾高朝雄,《国民主权与天皇制封面讲谈社,2019.

无论在日本国内还是国外学界往往认为日本战后宪法改变了日本的国体”:不仅主权归属从之前的的天皇变成了日本国民并且天皇从握有统治权的政治主体变成了一个象征”。战后宪法中包含着的国民主权与传统天皇制的张力构成了日本政治学界和法学界迄今为止面临的难题

在诸多尝试调和国民主权天皇制的努力中尾高朝雄(1899-1956)出版于1953年的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一书颇为值得关注讲谈社学术文库于今年明仁天皇退位的时间点上再版此书其用心更是值得推敲作为凯尔森(Hans Kelsen)、胡塞尔(Edmund Husserl)的学生尾高朝雄曾在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教授法理学实定法秩序论》、《法哲学概论等书都在出版当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国民主权与天皇制与上述法学领域的研究不同作者试图在其中解决战后日本国体的问题用作者的话说:“在日本国体一语在表示法律或政治上的国家基本组织的同时也用来表示君主和民众之间的国民道德式的情谊维系君民的国民精神上的一体感等等不过道德和精神意义上的国体也预设了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如果没有上君治下民下民敬上君道德和精神上的国体也不成立”(47)。如果战后日本宪法从根本上动摇了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那么道德和精神上的国体也将随之发生剧变使得整个社会的根基发生动荡

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出现需要着手对战后日本的法律和政治意义上的国体进行讨论而既然日本的国体据说向来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为核心的国家结构的基本原理”(15),根据这一基本原理日本的统治权或主权被归于天皇尾高的着力点便在于天皇主权问题尾高首先从主权在现代西方的兴起入手指出博丹意义上的国家主权得以诞生的历史背景:“必须形成这样一种理论即国家的力量超越封建诸侯的力量也不输给天主教教会也不服从于其他国家的意志这就是主权概念主权至高性的理论”(56)。不过在将主权概念还原到其诞生的历史背景之后尾高宣布如今这样一种至高的不可分割的由主权者意志的任意性决定的主权权力在政治的意义上已经不合适了。“在今天通行的公理恰恰是主权决不是能够自由破坏国际法的绝对权力在这个意义上就国内法而言也可以说我们必须确认的根本原则是主权决不是位于法律之上的最高绝对力量”(59)。

既然主权不再具有至高性那么它必须服从于某项原则这一原则在尾高这里的表述就是“nomos”。关于希腊词“nomos”,学界的讨论可谓多矣人们一般将它解释为习俗律法等等而根据施米特(Carl Schmitt)大地法》(1950)中的论述——值得注意的是尾高发现“nomos”一词恰恰是通过阅读施米特出版于1934年的法律思维的三种类型》——“nomos”的原初含义是占领征用”,其后衍生出分配”、“生产等意思直至发展为法律的意思不过由于尾高并没有读到大地法》,他对于“nomos”的理解颇为直接法的理念”:“‘nomos’这一希腊语的细节现在我们不谈在这里我们将‘nomos’的意思理解为法或法的根本原理这样解释的话这个语词……可以说以令人印象最深的方式表现出权力必须遵从法的理念。”(63)。既然必须说主权恰恰在于‘nomos’”(64),那么无论具体的政治体制采取何种形式——无论是君主制贵族制或民主制——都必须遵从法的理念这一根本原则

不过究竟什么是法的理念”?尾高在这一问题上的回答只能说是泛泛而谈所谓法的理念”,便是人的平等’。一切人的平等的福祉’”(70)。然而难道问题不恰恰在于如何界定谁来界定平等的福祉尾高放下这个问题不予追究而是继续通过法的理念重新定义国民主权天皇制的意义国民主权的角度而言主权并不在于国民个体的总和而在于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所谓的公意”:“位于一切之上的国民公意已经不是现实的权力意志它是一切权力意志必须服从的恒常不易的正确性总是正确的‘nomos’”(118)。由于尾高将公意解释为法的理念”,“国民主权也就被翻译为“‘nomos’的主权”。

而从天皇制出发尾高采取的策略是追究日本传统上自源赖朝以降数百年间的武家统治时期的天皇制性质正因为天皇在此期间不具有实质上的权力他才能作为所有意义上超越政治实权的存在而得到尊崇

正因如此天皇才能是不受政治瓜葛污染的神圣存在与此相对正因为政治上的权力是现实的权力其自身内部就没有客观正确的根据因此后者有必要从前者那里获得自身地位正确的根据(131

天皇的这种类似象征的存在万世一系这一无法从字面意思上进行理解的统治口号概括也就是说在日本历史传统中天皇的统治向来不是以现实政治权力的面目出现而是以作为国民内心依靠的理念出现从而包含总是正确的含义(138)。于是,“天皇的统治是一以贯之的理念”(141),“国体作为万世一系的天皇的统治”,也就被重新解释为理念的统治”。“天皇制于是成为理念统治的代称

小泉明郎,《空气#3》,2016印刷画布上油彩. 题为空气的该系列作品原定要参加东京都现代美术馆“MOT年展2016”,因艺术家在其中对天皇夫妇的形象做了透明化处理遭遇美术馆审查最终只能于同期在美术馆附近的艺术家代理画廊MUJIN-TO Production展出. 图片来源:MUJIN-TO Production.

可以看到一旦从法的理念的角度重新解释国民主权天皇制”,两者的关系就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紧张因为主权的落脚点如今既不是在国民个体身上也不是在具体的国民集合体身上),也不是在作为具体个人存在的天皇身上而是在同时体现于国民之公意和天皇之万世一系之上的法的理念”。“国民天皇成为这一理念的不同表述甚至作为国民统一性之象征而存在的战后天皇能更好地服务于理念之表述这一功能需要注意的是尾高尤其将自己的论述与所谓天皇机关说区分开来根据他的论述后者尽管将天皇还原为一个国家机关但国家机关说在西方得以产生的历史背景决定了这一学说是君主与民众之间相互拉锯和妥协的产物与之相对,“法的理念不允许也不需要任何妥协因为国民主权天皇制在遵从法的理念的层面别无二致

不过尾高通过法的理念而统合国民主权天皇制之后也指出了战后宪法所规定的国民主权与明治宪法的天皇统治权之间的重大差别简言之后者的天皇统治在现实上带来的结果是如丸山真男所说整个日本社会朝野——无论是制定和执行决策的政府还是听从指挥的战士乃至一般日本国民——都陷入一种无责任的体制之中政治责任被让渡给天皇而后者统治的正当性又被一种神话般的万世一系理论加以审美化神秘化对此尾高指出必须认识到天皇统治中追求正确之理念的恰恰是国民自身除国民之外别无他者。(中略受到尊崇的其实是国民自己的内心”(152)。因此主权从天皇转移到国民公意这里会有助于国民树立起政治责任心承担对于公共事务的职责

既然主权在君主权在民的区别被尾高置换为同样处于法的理念下的两种政府形式的差别那么国体的问题就被还原为治理的问题相较于君主凭借个人意志在现实政治事务上做出决断的体制一个由多数民众投票决定政策结果的体制无疑能让国民更切实地承担起自身的政治责任在尾高看来,“主权在国民这是民主主义的理念层面采用议会多数决定作为把握正确的国民公意的方法这是民主主义的现实层面”(123)。这是因为民主政治是数量的政治’。如果民主主义否定了多数决定原理这就肯定不是民主主义”(182)。

说到这里作者对于战后宪法中处于紧张关系的国民主权天皇制的调和便接近尾声了不过这样一种调和的尝试本身或许恰恰可以被读作战后日本国体发生重大变革的一个症候换句话说尾高的著作所遮蔽的问题远远要比它试图解决的宪法层面上的主权归属问题深刻得多尾高这本国民主权与天皇制的出版引起了同为东京大学教授的宪法学家宫泽俊义的批判两人之间由此展开了一场长达两年的论战值得注意的是在回应宫泽的一篇文章中尾高承认宫泽就“nomos”提出的尖锐问题——究竟由谁来决定“nomos”的具体内容——触及到了主权问题的核心而这是国民主权与天皇制所未能解答的:“决定什么是‘nomos’并由此立法的是君主那样有着特定身份的人还是非特定的国民必须要二者择一宫泽教授的上述主张是正确的”(203)。不过尾高坚持认为自己所谈论的不是主权的权力归属不是主权的内容而是任何权力都必须服从的根本原则”,即作为法的理念“nomos”所要求的一切人的平等的福祉”。换句话说在尾高看来重要的不是谁来规定“nomos”,而是在现实政治处境中谁来执行“nomos”的要求——后者的答案已经很明确了民主政治的议会多数原则

这里的问题是,《国民主权与天皇制自始至终都没有提及美国占领军的存在更没有提及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对于战后宪法制定工作的直接介入在尾高调和国民主权和天皇统治传统的尝试中美国似乎是一开始就被排除在外的因素——尽管在加藤典洋等论者看来恰恰是这一因素构成了日本战后社会的扭曲构造然而就在讨论战后宪法的成立过程时尾高的论述表明,“nomos”的根本原则恐怕既无法在理念上还原到国民的公意”,也无法在实际上还原到议会的多数决定

币原重喜郎内阁发表与明治宪法在表面上根本不同的宪法改正草案纲要大多数日本国民对此意外之事十分惊讶。(中略让国民感到惊讶的纲要之后成为帝国宪法改正案》,由第一次吉田茂内阁向第九十次帝国议会提出仅仅进行了一些修改便成为日本国宪法》。的确这是根据正当选举出的国会的国民代表的多数决定而成立的宪法不过如果单单凭借自然而然的发展趋势仅凭当时处于虚脱状态的日本国民的力量究竟能否制定出像这样的民主主义宪法不得不说是十分可疑的事情(210-11

国民与议会代表之间的脱节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毋宁说这是现代民主制国家的常态问题在于在制宪的关键时刻法的理念既无法通过传统的天皇制得到体现也无法通过其后宪法所规定的国民主权得到体现的间隙”——这个间隙同时也是日本国体发生变革的间隙”——恰恰是美国代替日本国民而体现了法的理念”。那么按照尾高的逻辑是否可以说GHQ同样根据“nomos”的根本原则行事因此与国民主权天皇制没有本质区别?GHQ规定什么是一切人的平等福祉”,规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确保正常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甚至强行要求日本政府通过一份理念先进的宪法——这一切是否无损于日本的国体”?一百多年前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已经在充满危机感的文明论概略中给出了答案国家被外国人占领这就是国体的破坏只要美国有权就“nomos”的内容做出规定甚至有权规定何种生活方式是好的何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那么的确可以说国民主权天皇制之间的差别仅仅是表面的——但这不是因为两者都遵从法的理念”,而是因为两者都必须遵从美国

— 文/ 王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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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明益的科学幻想批判

2019.06.25

吴明益,“苦雨之地2018台北双年展的展览现场.

在回访多数观众各自对去年台北双年展的印象时会有种奇特的体验好像受访者的脑回路一下子都被同步了我发现烙印在不同观众心版上的往往是吴明益那方深绿色的低调房间作家展出了当时正要付梓的短篇小说集苦雨之地六帧生态科幻短篇的节选段落以及相应的自然绘画

是什么触动了我的受访者也许是因为选入的文字带有与展览整体共振的效果也应是由于作家用最素雅的方式回应了在面对环境和自然这等真正的伟大户外创作者的深思和想象还可以成为一些什么

这本小说在今年出版由六章短篇组成每个短篇的主人公都有个时刻会遭遇一种名为云端裂缝的病毒袭击它会算准故事角色的情感缝隙让他们读到至亲之人锁在个人档案夹里的树洞秘密由秘密引发的美学追寻则摆荡在虚构和非虚构之间也摆荡在吴明益的生态科幻以及生态批评写作之间每每到叙事的高潮处意象开始代替情节的推进小说家在让人们出神的时刻里放入了从科学和幻想科幻和生态到人造和天工等议题小说集中堪称壮美的一处描写出自恒久受孕的雌性》,在一幅末世的海洋场景内主人公沙勒沙开头便讲述了他的奇妙见闻也是作者在虚构非虚构缝隙中透露的淡淡一问

受伤的鲸血液染红大海猎人跃入海中憋住气在红海中用最快的速度缝合鲸嘴让肺存着一些空气借以保持鲸身不沉入海底沙勒沙对这段描述印象深刻在水底缝上鲸嘴以防鲸身下沉很有文学魅力可能也会有文学评论家努力解读这个象征但实际却是错的不过即使知道如此沙勒沙闭上眼还是会听到那虚构的歌声祷词和潜入水中时耳畔水流与气泡的声音并为之着迷

简言之艺术意象悖离科学事实仍旧动人这不正是当科学幻想走到一起时必然引发的美学命题在吴明益笔下几篇故事都透过濒临绝迹的物种引发相关的思索恒久受孕的雌性沙勒沙逡巡海面寻找应已灭绝的蓝鳍金枪鱼既然灭绝为什么还要找它们的下落吴明益动用整本书来作答生命即便灭绝没法再继续春蚕吐丝般的物种演化却能够活在作家的各种角色和情节当中参与其他物种的精神演化”。

吴明益,《云在兩千米》,2018色铅笔纸本,26×38cm.

精神演化是吴明益一贯的母题。《恒久受孕的雌性如是创造了各种意象以械齿鲸为名的研究船Zeu,带有仿生的外骨骼结构运动时如活生生的鱼类而驾驶这艘船出海的主角则像是沾染了消逝中的达悟族人的气息天性要出海不能长居岛上吴明益在小说中示范着如何动用各种不同于的视角透过对达悟族的体认作者带起冲浪般的思绪比起小岛的幅员海面辽阔不知多少倍同样的居住面积有可能因为视角的不同而体验到完全不同的人口密度

类似恐怖谷效应的时刻出现在这个故事的后半段沙勒沙和他的船员们意外捕获大型蓝鳍金枪鱼却在切割鱼肉时在眼窝处发现锭状的人造材料而且还连着各种金属管线这种赛博格生命冲击了他们本来想要搜寻的鱼群的定义但寻鱼任务却很难说是完全失败这样的写作让科幻和生态像是淡水咸水的交汇在这种交汇中清水和盐水的关系不再分明而只是比例的问题人造和天工之间的关系也早已模糊

在吴明益的写作中,“一直保持着一种精巧的对称架构界限同样暧昧不明这和他在生态写作方面的论述积累不无关系小说中的意象往往可以在他的论述著作中找到另一枚完全对称但有时截然相反的论点例如前文引用的一段防止鲸身下沉的故事它所展示的文学虚构力量就可以在吴明益几年前的一篇论文中找到思考的原型

夏曼·蓝波安撒可努当然可以描述他们在海洋森林中的神秘体验但读者却很难接受夏曼·蓝波安没有潜水经验撒可努从未猎过山猪也就是说即使是以生态批评的角度扩大这类作品自然书写的定义,“非虚构仍是文学呈现人与环境关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有的时候甚至是文学魅力的重要来源

吴明益,《自然之心——从自然书写到生态批评》,新北市夏日出版,2012, p.23-24。)

整本苦雨之地处处是跳出他之前论文框架的细节等待愿意在故事和论述之间交互脉冲的读者发现或者说吴明益的小说是一个开放的文本读者可以像蹲在地上发现土与蚯蚓的关联那样寻找他的小说和他的论文写作之间时隐时现的联系对土壤的注意力在苦雨之地收录的另一篇小说黑夜黑土与黑色的山却是一则早在主角的基因里就决定的事实有台湾血缘的索菲生下来就是长不大的小不点”,因自卑常低头索性特别亲土长大后成了蚯蚓科学家她被领养而远赴欧洲仅有的台湾高山经验只在她打开了潘多拉盒子般的云端裂缝钥匙后才由她德国养父的一次台湾山难记忆展现出来养父当时的躲藏地点是被布农族的山难搜救者的梦境所预兆的

鸟居龙藏于1900年前后于台湾拍摄的鲁凯族人身穿一袭云豹背心. 图片来源:Wikimedia Commons.

若从故事的外面看进去——吴明益的论文中还可以读到一位带着国外学历和科学知识走入玉山调查台湾黑熊的作家黄美秀代表了现代性的科学-宇宙观在遭遇森林高地的生态-宇宙观冲击之后,“开始接受布农人梦兆的说法”(ibid)。

另外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Torii Ryuzo)20世纪初拍摄的台湾鲁凯族人身披的云豹背心收录于吴明益2014年的摄影论述文集浮光》,也可以成为本书六章短篇之一云在两千米中主角逐步成为云豹这一故事的另类入口

如果愿意承认文学的入口不止一种也许科幻小说家都应该熟悉一些关于生态的进阶思辨关于科幻和生态的对称关系也许不难理解至少在改革开放时期写出科幻伤痕文学巨作的童恩正就有此认知他在其学术著作文化人类学》(1989)就提到人类当前面对大型环境问题的解套方式不能光靠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而是需要文化的帮助甚至涉及发展新的认识论来促进文化层面以至于生物层面的环境适应。(童恩正,《文化人类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如同小说的入口有很多种,《苦雨之地也有很多意思。“苦可以因为雨少也可以因为雨多”。“的意义像涟漪从水平的轴线向外散去吴明益的写作也像是平面的本体论”:不是仅仅通往人文深处而是在摊平的美学技术伦理自然的各个空间寻找文化的生存空间在哪里

— 文/ 陈玺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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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制的思想史

2019.03.31

明仁天皇和皇后美智子皇太子德仁亲王和亲王妃雅子.图片来源: NHK.

201688明仁天皇宣布将在两年后退位由此成为日本现代历史上第一位生前退位的天皇平成时代的落幕势必会引起人们对于过去三十年的整个时代的回顾而日本战后宪法第一条对于天皇的象征性身份规定也重新成为了讨论的议题有论者认为战后由GHQ(盟军最高司令官总司令部主导的日本宪法界定的象征天皇”,事实上与天皇自古以来的传统身份并无二致——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甚至更进一步将宪法规定的永久非军事化与德川幕府时期的和平秩序进行类比但也有论者认为,“象征天皇GHQ出于对日本民众的心理情绪的顾虑而在民主宪法与天皇制之间寻求妥协的产物在思考象征天皇的问题上田中久文的哲学思考象征天皇》(青土社2018),可以视作近来有关这一论题的一部具有概览性质的著作

在这本书中田中较为全面地梳理了明治以降日本知识界对于天皇身份地位和职责的不同认识以及与之相关的数次重要争论田中首先指出,“天皇制一词来自战前讲座派”[1]马克思主义者的发明在此之前人们往往用国体一词来称呼以天皇为中心的国家体制国体一词最初在这个意义上的使用见于水户学的代表人物会泽正志斋的尊王攘夷论经典著作新论》。其中天皇被确立为国家统一的顶点而实际的政治事务则由幕府掌握天皇最重要的职责在于祭祀——而到了明治政府成立后以天皇为祭主的国家化祭祀制度就发展为国家神道并成为现代日本的国体论根基

与水户学有着承继关系但在关键的幕府问题上与之分道扬镳的是支持倒幕运动的吉田松阴田中介绍道:“水户学与松阴的思想上的差异不仅在于倒幕思想的有无水户学宣扬极端的日本中心主义而松阴则在强调日本国体的独立性的同时抱有各国皆有自身国体的文化相对主义想法”(36)。尽管有这些差异上述思想共同催生出了在昭和时代被视为正统国体而在对于国体的论述方面最突出的文献当然是1937年文部省颁布的国体本意一书在那里,“国体被如此界定:“大日本帝国遵奉万世一系的天皇皇祖之神敕永远凭此进行统治这是我们万古不变的国体”。“万世一系的天皇由此不但被确立为政治的至高点并且天皇亲政被规定为国体的原则。“强调天皇的本质在于政治和祭祀主张祭政一致’,这一点明显承继自水户学思想”(42-43)。

不过明治宪法本身并没有对天皇的主权者身份与职责做出明确的规定而战前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讨论也颇为复杂田中对各方争论的整理主要集中于国体政体”、“主权统治权的问题上例如明治宪法的制定者之一的伊藤博文在宪法义解中区分了主权之体主权之用”,并将天皇规定为总揽统治权主权之体”,将根据宪法条文的具体规定进行实施的统治权界定为主权之用”。在田中看来这一区分本身在法律上对天皇的统治权做出了规定乃至约束可以视为之后由美浓部达吉提出的备受争议的天皇机关说的萌芽

1912年刊行的宪法讲话美浓部提出了国家作为一个团体的主张而这里的团体指的是带有共同目的的多数人的结合”。“为了团体而劳作的人”,被称作团体的机关”。区别于统治权”——它的主体是国家本身——“主权国家内部的最高机关”。不同于个人权利的自我利益指向既然统治权的主体在于国家这一共同体自身那么与之相关的机关就是为了国家而劳作美浓部于是指出认为统治权的主体是天皇恰恰违背了日本的国体”,因为这样一来相当于认定天皇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国家的利益在施行统治权”。强调天皇作为最高机关主权者身份才符合天皇在日本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

针对美浓部的说法穗积八束提出了君权绝对论予以反驳根据这一说法就日本的国体而言,“皇位和国家在法理上是难以分割的统一体”,“皇位天皇也并未明确区分所以天皇和国家最终是一体的田中指出穗积的绝对性说法最终的落脚点是天皇的绝对自由意愿”,但这一看似极端而保守的论述也许恰恰距离日本的传统思想距离最远因为“‘主权概念本身源于西洋的绝对王权穗积主张的天皇的绝对自由意愿明显是西洋的概念”(64)。但田中更为根本的批判来自另一方面穗积虽然主张绝对自由意愿”,但同时又强调天皇的主权具有道德意味为实现国民的社会平等不可或缺从而相当于在内容上做出了许多规定乃至可以被理解为放弃绝对自由意愿’”的主张(67)。对于穗积的君权绝对论和美浓部的天皇机关说同时做出批判的是北一辉写于1906年的国体论及纯正社会主义》。北一辉指出现代国家的君主立宪政体既非君主政体也非共和政体而是以君主和议会整合在一起的最高机关为制度性安排而不仅仅将天皇一人确立为最高机关”。

田中认为上述立场都站在君民一体的角度从政治上对天皇的位置和作用做出论述与之相对一直以来有知识人从与天皇保持距离的角度审视天皇的政治身份并形成了战前的与象征天皇制相近的思考方式田中举出的第一个例子便是福泽谕吉在福泽这里,“国体不再与天皇的血统甚至不再与天皇制相关因为国体一种族的人民聚集在一起忧乐与共对于外国人而区分出彼此之别”。在这个意义上,“国体的本质被福泽改写为一国之独立”,而与天皇本身是否有继承人的问题毫无关系。——从这一立场来看福泽无疑会断定接受波兹坦公告”、进而被美国占领的日本早已改变了国体”。

另一方面福泽也特别强调了天皇对于日本人民的精神塑造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在他看来政治本身只能塑造社会的形体”,而无法触及人的内心在日本恰恰是帝室能够收揽日本人民的精神”,“支配人情的世界维持道德风尚”。于是天皇制在福泽笔下就从政治统治权的问题转化为培育道德维持良好社会风气缓和国内分裂对立的问题更进一步田中指出福泽的天皇论的另一个要点在于将政治世界本身相对化意图将天皇确立为从非政治的视点出发对此进行批判的权威”(82)。

而在战前的天皇制议论中象征天皇制最接近的看法来自京都学派代表人物之一和辻哲郎的论述和辻将天皇制与古代民族的神话联系起来考察认为每个民族在古代都会产生一种关于神灵的表象以作为社会的活的全体性的代表而在现代社会这一表象的例外性体现就是日本天皇制的政治形态在这里天皇仍然扮演者全体性的表现者的角色于是在和辻这里天皇权威的根据就不再是万世一系式的国体论话语所主张的神敕而是象征性地表达国民的总体性(85)。同样在象征的意义上京都学派的另一重镇西田几多郎在1940年出版的日本文化的问题皇室视作绝对无的象征日本历史上的权力主体虽然几经变动皇室超越了这些主体占据着如下世界性位置作为主体性的和个体性的’,在矛盾性的自我同一的意义上限定自身”。天皇作为绝对无的根源位置既超越了主体”,也发挥着调和主体之间的冲突的作用

毋庸置疑尽管京都学派试图在思想上重新界定天皇的价值和意义乃至试图将天皇从现实政治事务的纠葛中抽离出来但接受波兹坦公告圣断和随后宣告日本战败的玉音放送历史性地将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天皇与政治权力的问题推到了不可回避的位置如何在当下特殊的日本语境中重新理解天皇制不仅涉及对于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理解更涉及对于战前日本国体乃至天皇的多重身体的理解

注释

[1] 讲座派:1930年代在日本马克思主义者之间展开的关于资本主义性质的论争中与所谓劳农派相对的一方主张日本资本主义的基础是半封建土地所有制并以此为日本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进行分期因野吕荣太郎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讲座》(1932)得名

— 文/ 王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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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血统到幽灵摄影与现实主义的缠斗

2019.01.16

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封面,201812.

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作者约翰·塔格(John Tagg),译者周韵拜德雅 |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8,页数:300.

摄影史学家约翰·塔格(John Tagg)20世纪70年代开始写作并最终在1988年结集出版的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所代表的是20世纪中后期摄影史书写的一种新的潮流——采用米歇尔·福柯的权力分析路易·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和政治控制理论从具体案例出发尝试在图像的外部找到全然不同于任何本质主义路径的新可能虽然这本激动人心的经典之作在英文初版面世整整三十年后才被翻译成中文但塔格在书中所采取的方法尤其是他对罗兰·巴特诸如摄影证据力等核心论点的改造却依然保有很强的能量有助于深受巴特影响多年的中国读者识别关于摄影的另一种讲述方式

在全书导言部分的最开始约翰·塔格引用了巴特在明室中对摄影之本质的断言在他看来巴特所谓的置于镜头前的必然真实之物每一张照片与其指称对象一样自然”——总而言之,“照片拥有一种证据力量” ——是一种溯及既往的摄影现实主义而且这里的既往有着近乎特指的含义巴特的母亲塔格认为,“此处指巴特对现实主义的需求若不是要找回母亲那么就是想知道母亲曾经在此。”但无论这种现实主义需求因何而起一如下文所展示的塔格无意沿着巴特的路径为自己写作中的摄影设立一个现实主义的前提他之所以引用巴特是因为他一方面要保留证据力在摄影史中的血统另一方面则是要重新为这一概念在话语与体制的流变中寻找更加适当或确切的位置以防止其原有的本质主义腔调损害摄影这个被装载了各种物质现实和话语现实的对象而在所有这些物质现实和话语现实里,“纪实传统又是被塔格特别强调的那一个

第六章照片的传播新政改革和纪实修辞可以说正好直接对应了该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讲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罗斯福新政时期正是纪实传统完成装配并逐步生效的年代而这一传统的原则之一便是把照片证据的地位看作中立的和既定不变的”,以确保意义的抵达不过与成熟期相比在其之前的那个历史时刻也许更值得关注这也是第五章上帝的卫生法:19世纪晚期利兹的贫民窟拆迁与摄影所描绘的世界: 1880年前后的英国利兹纪实传统尚未成形但已经有人比如下文将提到的卡梅伦医生意识到摄影的证据力作为一种潜能可以在人为的调节中成为生产意义的工具但他们又无法保证这些意义能始终生效这正是塔格清理巴特的证据力概念所需要的一个时刻——作为证据的血统还在但尚未变成某种中立的既定不变的前提具体到第五章的叙述我们将会看到在特定的历史场景比如贫民窟拆迁案的询问环节照片如何在当事人实时调节的阐释技术帮助下生成特定的意义同时这些意义又是如何在缓慢的生成过程中与权力交锋的

1850年代开始工人阶级文化逐渐确立起来既保守又极具防御性对于那些试图决定其品格和方向的外来力量密不透风。”如果我们把塔格在全书导言中的上述引用与第五章里大量空无一人被建筑环境充满的贫民窟记录照片关联起来重新思考原本出自加雷思·斯特德曼·琼斯(Gareth Stedman Jones)的这句话就会显得尤为耐人寻味。“密不透风这个词仿佛在全然矛盾的两面上对工人阶级的形象进行了暗示——其一自然是这个词与绝大多数工人阶级广义的生产生活环境之间的隐喻关系其二是它所伴随的那种约等于拒绝的沉默79号规划圣彼得广场附近的庭院》(105)、《天井东桥街》(127)、《13号井希金斯的天井》(131页上图等照片中我们找不到尤金·阿杰(Eugène Atget)的老巴黎空街景里氤氲的乡愁反倒是凹凸不平的砖块和屠宰场零星的动物尸体让我感到了一种隐藏在背后的敌意——这里不是废墟,“净空是确凿的临时状态

20世纪初为利兹贫民窟拆迁法案所拍摄的照片之一图片来自网络原本照片收藏于利兹大学布隆顿图书馆.

不过塔格的叙述重心并不在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描述贫民窟拆迁法案的主要推动者卡梅伦医生(Dr. James Spottiwoode Cameron)如何在各种政府机构的质询流程中一步一步将这些贫民窟照片描述为狭窄不见阳光不卫生的证据不过有趣的地方并不在于卡梅伦最终获得了胜利而在于他在前后数次的质询中是如何与上议院特别委员会以及反对他的人共同协商这些照片的意义的卡梅伦没有把自己对照片的阐释全部装在第一次接受询问的证词中他总是会根据其他人的反馈持续调整他的训练方案”——训练上议院的议员们以他的方式阅读这些照片并接受它们继而推动拆迁法案的通过例如1896715日这一天他向特别委员会提交的两份证词在初步确立视觉证据的系统性质卡梅伦这样描述一系列关于一所房屋的照片:“E是屋前,F是屋后的天井,G是从天井拍摄的屋后,H……”;但在第二个证据中他的描述开始朝他所期望的将这些贫民窟的空间和疾病联系起来的方向上前进:“右手边是普通住宅的后门——这个院子占地25平方码20.90平方米)——照片是从一个狭窄的入口拍摄的从另一边进入这个院子的唯一入口在右手边。……这垛墙遮住了这些建筑仅有的日照。……”狭窄的唯一入口仅有的以及在接下来的陈词中卡梅伦极力指出的在采石山的黑暗和封闭的空间里存在曝光技术困难之类的话其实都可以被理解为他的一系列调整步骤在这里塔格使用历史文献为我们打开的空间放在纪实传统尚未成形或者是在利兹贫民窟拆迁案例中被具体为系统的官方摄影话语”(据塔格的说法也就是在拆迁法案大约十年后尚未开始的时刻是尤为可贵的因为一方面作为一个不怎么精细的模型利兹贫民窟法案的往事以一种既往的身份回应着第六章会直接处理的纪实传统”;但另一方面在卡梅伦接受质询的全部场景中退让协商服从利用的过程都是如此地被摆上了台面如此地可见堪称一次对毛细管的放大卡梅伦尽管技艺超群”,既说服了议员也赢得了辩论但始终无法用自己希望的方式控制照片的意义”——从中我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正寄生在作为物质性存在的照片之上的权力游戏是如何发生又去往了何处以及摄影图像本身如何在意义的流转中走向边缘最终被排除在意义的生产过程之外

然而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前面插入一段我自己对这些贫民窟摄影的阅读及想象因为我认为除了来自图像外部的文化历史法律等方面的因素以外摄影图像本身内部同样是一个正在持续被激活的对象如果借用塔格经常提到的传播一词来说,(摄影意义的传播在涉及文化历史法律等方面的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之外或许还应被放到更长的历史坐标轴中接受任意错时的解读给后者可能带来的影响的评估而我所插入的这个貌似与主题不大相关的段落其实就是错时的处在当代的我对特定摄影图像本身的一次激活而它同样有潜力被折叠到意义的传播过程中进而在历史中成为图像的一部分从很大程度上来说塔格对图像本身的排除也就意味着对这些话语之历史的排除而这是一种值得我们警惕的损耗

— 文/ 胡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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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与意志的语法

2018.07.31

国分功一郎2017年在朝日文化中心新宿教室的讲座板书. 图片来源:WIRED.jp_IS.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去年出版的中动态的世界》(医学书院,2017)一书可以视作对责任意志观念的一次再探讨不过尽管本书的副标题是意志与责任的考古学”,这一著作却不是对这两个概念的思想史梳理而是从一个貌似与之毫不相干的问题——所谓中动态这一语态的历史考察入手通过中动态这一行为样态/语态国分功一郎试图将责任问题带离主体的主动性/被动性的二元对立框架此话怎讲

一般而言当我们谈到责任问题的时候通常都预设了责任主体的意志和主动性也就是说只有当主体能够凭借自身意志行动的时候他才能够且需要为行为的结果负责在这一认识方式中呈现出来的行为样态是主动和被动的对立。“主动形式强烈诉诸意志的存在这一形式强调的是事态和行为的出发点是’,而且才是原动力这个时候,‘的内部所预设的便是意志”(22)。这一主动/被动的行为样态对应于语言中的主动态和被动态似乎一个动作的主体/主语要么是动作的发出者要么是动作的承受者从这一二元对立框架出发来谈论主体意志和责任有什么问题吗国分功一郎认为问题在于它无法解释我们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一系列无法简单归之于主动被动的行为样态的事情例如一个有毒瘾的人吸毒他的这一行为的主动性在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中与意志密切相关这时候如何能够简单地判定其吸毒行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他是否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又例如当一个人被强盗威胁着交出钱财的时候他的行为是主动的吗他是否在遵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又该如何对此负责

对于上述问题哲学和法学等领域已经有过不少细致有效的回答国分功一郎提出中动态”,则是试图从语言表现层面甚或是语法层面出发进行探讨借用法国语言学家本维尼斯特(Emile Benveniste)的研究国分功一郎指出至少就属于印欧语系的现代语言而言,“最初存在的并不是主动态和被动态的区别而是主动态和中动态的区别”(34)。什么是中动态”?一般而言,“中动态”(middle voice)是存在于古希腊语中而在拉丁语和现代欧洲语言中仅留下痕迹如英语中“It smells good.”“smell”一词的用法的一种语态可以表示自指也表示发生的行为或动作与主语/主体直接相关通过一系列历史性的文本和语法考察国分功一郎试图说明,“中动态并不是介乎主动被动之间的一种语态毋宁说,“主动/中动的语态区分在语法上先于主动/被动的区分,“被动不过是中动态所具有的一个意思”(72)。简言之,“主动/被动的对立与主动/中动的对立两者之间的差异是焦点的差异如果说主动/被动语态的关注点是主体/主语所占据的施事者或动作承受者的位置那么主动/中动语态的关注点则是主语在行为过程的内部还是外部这一问题(88)。因此,“中动态的要点便是主体/主语和行为的过程密不可分行为并不单纯依附于一个已经存在的主体毋宁说主体通过这一行为在这一行为中实现自身

由此国分功一郎回到了责任和意志的问题就之前提到的在威胁下交出钱财的例子来说他认为中动态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很好地解释这个事例:“权力的行使者根据权力让对方行动所以他位于行为过程的外部这对应于与中动性相对意义上的主动性’。根据权力而被迫行为的一方则位于行为过程的内部所以是中动性的”(151)。根据这一说明我们不必再纠缠于被迫交出钱财这一行为是否应该诉诸主体的意志行为者应该负多大责任等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意志责任等概念所预设的行为主体与动作之间可分离的关系必须被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收编的关系如今被开放给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维度——“中动性”;另一方面,“意志概念被用以说明行为者的责任和目的自身就带来了一系列难以解决的困境简言之如果像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说,“意志只有在绝对全新的开端处在与既有条件和约束切断的地方在一切目的论式的潜能实现过程断裂的地方才真正得以呈现那么对于意志的强调并不会引向责任的观念反而很可能诉诸基督教的神学传统因为只有在与上帝无中生有的创世相类比的意义上,“意志的行为才谈得上绝对的开端”(138)。

但这么一来,“意志概念面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就不敷用因为意志只是影响选择的无数要素之一”(134);过分强调意志和责任的关系结果就是硬要让人相信不可能的纯粹开端妨碍我们如其所是地认识事物”(263)。而与主体主动性意志责任的关联相对也就是说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相对中动性的维度上行为与主体成为相互构成和表现的同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并不强调行为的施加方和被影响一方。“在主动态和中动态对立的语言中意志不被前景化”(97)。在这里国分功一郎强调指出动词是发展了的名词”,动词最初与人称没有直接联系单纯表示事件或动作”(170)。只有在中动态消失之后,“主动/中动语态让位给主动/被动语态之后才出现了这样一种语言即不仅仅确定行为者而且将行为归属于行为者”(176)。而一旦将行为归属给特定的行为者并在两者之间建立起主动/被动的关系行为者的意志问题就浮现出来了换言之,“意志”、“责任等观念恰恰遮蔽了主动/中动主动/被动的对立框架所取代的过程

值得注意的是国分功一郎对于主动/被动主动/中动的论述是同时在语法和本体论的层面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动态同时是一种语态和存在样态对此他将语言理解为思考的可能性条件”(111):由于中动态在语法层面的消失使得我们在思考主体行动责任等问题时失却了一个重要的维度或视角但与此同时国分功一郎也认为尽管中动态这一语法形式和概念在现代印欧语系的语言中普遍消失了不少西方哲学家的思考却与中动态所指向的语态/样态若合符节在这一系谱中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便是斯宾诺莎国分功一郎借助中动态的视角对于斯宾诺莎伦理学的重新探讨可以说揭示了中动态的世界这一著作的根本论题

国分功一郎对斯宾诺莎的讨论集中于伦理学中的内在原因概念斯宾诺莎从上帝=自然这一唯一的实质出发这一实质可以通过各种方式的变状”(affectio)而呈现为带有各种不同性质和形态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存在方式也就是把握上帝这唯一实质的方式被称作样态”(modus)。对于斯宾诺莎来说,“自由意味着一个事物的规定性完全来自自身内部的力量与之相对,“必然则意味着一个事物受到另一个事物的规定而得以存在或行动但由于每个个体都必然受到其他个体的影响只有上帝才是完全自由也就是主动另一方面样态所受的变状角度来看所有样态都不断受到外部的刺激和影响除此便无从谈及特定的存在方式因而只能认为是被动的”(247)。关键在于斯宾诺莎将样态的变状能力视作样态的本质’”(253)。这意味着斯宾诺莎是从性质的差别而非动作的方向角度来思考主动/被动”:

当我们的变状充分表现我们的本质时我们就是主动的反过来说当这一个体的本质被外部刺激压倒的时候那里引起的变化几乎不能表现个体的本质而是更多表现了外部施加刺激的事物的本质这种场合下这个个体就是被动的(256-7

主动/被动的二元对立被转化为自身内部力量与外部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程度差异——由此暗示的自由领域恰恰对应于中动态的语态所标示的主体与行为的相互构建和表现国分功一郎认为这一根据自身的本质和外在影响的综合而产生变状的情形很好地体现了斯宾诺莎笔下的内在原因”。在这里原因和结果之间不再是机械式的关系更不是目的论式的关系而是呈现为一种表现关系:“表现的概念改变了原因的意义废除了原因和结果的阶层秩序也即原因和结果的关系不再是施加作用接受作用的关系原因成为在结果那里对于自身力量的表现”(240)。一旦将原因和结果的关系理解为表现”,国分功一郎认为我们就可以在中动态的维度中理解行为和日常处事的复杂性——而这最终意味着:“我们和世界都以中动态为基准而运动认识这一事实是为了使我们变得自由中动态的哲学以自由为志向”(263)。

— 文/ 王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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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事上街头

2018.06.04

高赤中心的首都圈清扫整理促进运动”,1964. 摄影平田实.

日本艺术家赤濑川原平建筑史家藤森照信和编辑/插画家南伸坊等人于1986年成立了路上观察学会”,并于同年出版了路上观察学入门一书该书于2015年被翻译成繁体中文出版后渐渐在两岸三地吸引了不少追随者和实践者国内建筑界和艺术界开始出现一股研究民间野生设计”、“底层智慧的潮流那么追根溯源路上观察学在日本是如何兴起的呢

路上观察学一书的开篇文章我如何成为路上观察者赤濑川原平叙述了自己从艺术少年成长为艺术青年时的转变创作欲无法再局限于方方正正的画框内”,而是扩散至日常生活空间”。加上当时正值1960年反安保运动数百万人走上街头抗议,“国会前原本笔直的马路变得曲折布满障碍整座城市呈现非常时期的景象”,“艺术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已脱离空间物件或生活的范畴仅留下观察生活世界的眼光”。(《路上观察学入门》,10赤濑川原平也由此开始了一直在路上的创作。1963赤濑川联合高松次郎和中西夏之各取名字中的一个字创立了前卫艺术团体高赤中心”(Hi-Red Center)。他们走上东京街头进行各类艺术实践1964年发起的首都圈清扫整理促进运动”——讽刺日本政府为迎接东京奥运会而发起的公共空间净化工程

1968赤濑川原平开始接触到考现学”(Modernology)。考现学是由民俗学家建筑学家今和次郎于1923年关东大地震后通过观察民众搭建的临时避难屋而开创的研究方法与考古学相对考现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大变革时期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或社会风俗也是日后路上观察学的前身。《路上观察学一书花了相当篇幅介绍和回顾这门学问受考现学启发赤濑川原平于70年代在现代思潮社创办的独立艺术学校美学校教书带领学生走上街头实地观察墙壁或电线杆上的小广告标识标牌等并认为正常物件呈现出来的非正常状态便是现代艺术”。(《入门》,12这也反映了赤濑川原平对于杜尚式的现成品挪用的质疑——如果把日用品拿进美术馆贴上标签就可以成为艺术的话那凭什么留在美术馆外的日用品就不是艺术

在赤濑川原平的思考基础上建筑史家藤森照信在书中高举路上观察的大旗一文里做出了这样的推测即这个时代的趋势是从美术馆的艺术阶段路上的艺术阶段”,再到路上的观察阶段”。(《入门》,20艺术家不再以追求某种空间去维系一种整体秩序而是借由发现平平无奇的物件去表现一种个体自由物件脱离秩序溢出空间并取代空间成为路上观察者所追求的真正主角藤森照信这一主张与差不多同一时期在日本活跃的物派有异曲同工之处虽然后者的重点在于回到物质本原去创作严肃艺术而前者有一种反艺术的戏谑意味

根据书中赤濑川原平藤森照信和南伸坊的对谈路上观察学诞生前的一个重大事件是1970年在东京首次发现纯粹阶梯”,即只能走上去再走下来而不能通往任何地方的阶梯。(《入门》,46-49这样的建筑很可能是地价上涨后旧建筑改作他用而遗留下来的赤濑川原平认为这样的无用之物含有一种超艺术成分”,并将其命名为汤马森”(该词来源于被日本天价引进但表现差劲的美国棒球手汤马森),人类行为意识情感与经济活动加乘的总和再经去除后留下的残留物”。(《入门》,12)“汤马森这个概念和路上观察学有着密切联系可以说路上观察学就是为了发现路上的汤马森而发展出来的

林一林,《安全度过林和路》,1995行为,90分钟.

路上观察学都发现了哪些汤马森书中专门开辟一章收录了路上观察学会其他成员的文章和田野笔记除了无用阶梯他们还发现了无用门(“用各种方法拒绝人进出的困惑之门”)、无用窗及各类用途不明的道路突起物更进一步的发现有藤森照信发起的东京建筑侦探团专门寻找明治时期以后的洋楼和混搭风格的建筑林丈二的下水道人孔盖采集森伸之的高中女生制服观察及赤濑川在美学校的学生南伸坊研究的路边家具的用法

从书上各作者对于空间和物件的着迷来看路上观察学无疑是一门现代性都市的学问6080年代快速现代化的东京街头路上观察者好奇地打量着变化和未变化的一切但他们并不是漫无目的闲逛的游荡者”,而是主动探索的研究者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经历着相似社会变化的国家和地区路上观察一直都在以不同的形式发生。90年代引领中国现代化大潮的珠三角地区就出现了大尾象工作组这样的艺术团体他们从新兴的城市生活的日常经验入手在文化宫酒吧地下室等临时空间组织展览并走上街头进行即兴的有现场感的艺术实践如林一林的安全度过林和路》(1995)——把几十块砖头砌成的一堵墙一块一块地移动到繁忙马路的另一头当下国内建筑界对于野生设计的追捧深层次可能也是源于一种对于近年来形成的千篇一律的城市空间的不满以及对真实的有生命力的民间生活的向往然而这一切可能都只会发生在现代化的过程中而不是现代化完成之时在快速现代化的空间中纵使感到迷失尚能找到一丝自由喘息的缝隙发现些许未被规训的乐趣而经济愈发达空间利用愈充分这个缝隙就越小直到没有一寸空间不被资本与消费占领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路上观察并不是一种只满足观察者个人小趣味的行径而是在和日渐壮大的消费帝国抢滩在夺人耳目的广告招牌和寸土寸金的商铺占领城市空间之前发现那些在街头自然生发但无人问津的物件路上观察就是观察社会生态与物质结构的细节在一切终将消失之前将其记录下来

本文提及的路上观察学入门为行人文化实验室出版严可婷黄碧君林皎碧译

— 文/ 刘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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