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薄若蝉翼的未来

尼古拉·布里奥和侯瀚如谈伊斯坦布尔双年展2007/2019
2018.12.01

坠落中?)的世界中心对谈现场中央美术馆学院美术馆报告厅. 从左至右依次为尼古拉斯·伯瑞奥德侯瀚如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张子康央美实验艺术学院院长邱志杰. 图片提供新世纪当代艺术基金会.

北京入冬后雾霾最严重的一天我从海淀往央美去听侯瀚如与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关于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讲座坠落中?)的世界中心”。环路上水泄不通雾霾中尾灯蜿蜒因为知道伯瑞奥德是发言嘉宾之一我预感人类纪将是今晚绕不开的话题与眼前的景象倒也十分契合这些年似乎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对人类纪话题的讨论对这一热潮的批判反思也席卷了艺术界和理论界谈论人类纪几乎和人类纪本身一样变成一种全球现象这种感受与其说来自某种特殊的经验不如说正是来自某种特殊性的丧失一种在过去十几年间逐渐显露成果的中心化了的去中心化”。断续的思绪在稍后的讲座中得到了或许意料之中的印证比如侯瀚如关于2007年第十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讲述中伊斯坦布尔抑或第三世界”)“可疑的在场与伯瑞奥德展开尚在构想中的第十六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里这一特定地点近乎毫无疑问的缺席

六点半报告厅座无虚席讲座开场是侯瀚如介绍200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主题不只可能而且必要——全球战争年代的乐观主义”。他首先概括地提示了彼时土耳其政治动向与经济复苏的特定历史时刻伊斯坦布尔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脉络可以看出侯瀚如在双年展的策划中对这座城市的全球化与现代性及后现代性阶段进行了标本式的切割说起不同展场的历史和背景故事来如数家珍”:“很多历史古迹往届常被策展人作为展场而我感兴趣的是跟伊斯坦布尔现代化和城市化有关的建筑。”

受邀策划位于西方之外又非策展人曾居地的国际大展时,“中心性”-“非中心性间的矛盾张力往往会变得格外明显此类展览从诞生之初也一直承担并被不断赋予去中心本土性的意义侯瀚如描述的双年展中伊斯坦布尔的在场之所以可疑”,也许就在于国际大展策划中的套路”:介入在地性政治性等等展览所在地往往变成某种大型布景而展览本身也容易显得——就像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当年在Artforum杂志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展评里对侯瀚如部分策展文章的形容——“如同音乐剧提案”。有趣的是伯瑞奥德随后在其演讲的开场白中亦将大型展览的策展比作排演歌剧”。

伯瑞奥德一上来就明确地表示他不愿跟随双年展策划的套路与规则:“我无需再重复之前的策展人已经做过的事情”——比如从特定历史时刻出发”,比如狭义上的政治”。而他接下来说的若以双年展来讲一个故事又当如何呢——有开头有结尾有一个严密的结构来引导观众让我不禁坐直了身子期待接下来的展开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个引人入胜的开头却没有引向任何地方他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出问题之后话锋一转还是回到讨论概念也就是分子化世界人类学”:“当下的迁移流离分崩离析皆体现出与聚集(massive)完全相对的分子化境况。”艺术和人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彼此间有差异又无法被清晰界定的人群和事物的集合。”

接着伯瑞奥德指出艺术是发向时间的信号作品的绵延不是一种性质而是其基本定义:“艺术创作捕捉来自复杂性的能量阿甘本说当代艺术是要看到光明背后的黑暗从不同角度去看事物。”随即他又提到多重宇宙的概念与考古学意义上对过去的不断发现:“过去如同当下一样是无法确定的以前认为未来是无限可能的今天则是对事物的再次发现。”

第一次听他现场演讲总体感觉和他的文本语言非常一致充满了德勒兹主义者通常善用的诗意语言和意象而这种美学陷阱与德勒兹主义自身的加速主义倾向往往容易导向非历史与非政治的宏大叙事——一种跑偏了的人类纪思辨

前几年新唯物论在艺术界掀起热潮的时候伯瑞奥德就已经对其中一些问题有所质疑比如泛主体性对非人类物的能动性过度强调以致近乎消解了人类主体的历史责任等但他在这次演讲中谈及作为明年展览思路坐标的艺术家实践——包括马克·莱基(Mark Leckey)的展览项目沉默之物的普遍沟通能力”(The Universal Addressability of Dumb Things),以及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的影像周遭世界》(Umwelt)中模糊不清不停运动的非人类视角——却让我感觉不到之前的反思和问题意识

兜回人类学”,伯瑞奥德提出要把当代艺术也看成部落的民间艺术把他者作为积极的说法不断地转换以他者角度来看事物的可能性去中心但不要偶像崇拜差异或他者而是看作从这点到另一点的过渡工具重要的是这种运动的过程”。他以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在亚马逊丛林中站在他者视角上对称的人类学”(symmetrical anthropology)方法为一个范本将当下人类纪种种现象置于人类学方法论上对全球化生活的探究并说:“我希望下届双年展呈现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图景观众都能如人类学家一般以一种有距离的视角来观看思考和发现。”伯瑞奥德演讲中反复出现的这一人类学方法显然是在一种去殖民的人类学立场之上但如此论调在我听来也可能是过于宽泛和乐观的组成差异性的群岛而非标准性的整体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导向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有效消除。“在世界的分子化情形中实实在在地于共享观念以及拥抱一切存在(being)的基础上重构和建立一种不同的全球现代性也绝非易事

邱志杰问两位发言人今天是否还认为策展真能改变世界伯瑞奥德给了一个狡猾的思辨式回答:“就像蝴蝶效应我相信一场展览也能带来巨大改变。”当邱志杰调侃,“看起来这是真正的乐观主义”,侯瀚如接过话头说当初用乐观主义这个词是包含了某种讽刺性对过去的谈论总是有意无意从今天出发的再论重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便在彼时对乐观主义的讽刺也不需要预知未来的崩塌问题与困境一直与我们相生相伴不仅伊斯坦布尔在坠落”,全球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右倾才是最易落入的陷阱这些陷阱常常貌似无害和难以辨识却是我们真正需要小心的蝴蝶振翅”。伯瑞奥德对在地性的回避确非问题所在历史化的否定也不能等同于对历史性的否定然而他的发言的确让人感觉有一种从任意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性中的全面撤离与脱逃的嫌疑当然在一个展览尚未成形和被呈现之前任何评价似乎都为时过早不过借用伯瑞奥德关于蝴蝶振翅的说法对于一个展览无论其是否已经发生的评论是否将总是为时过早”?

— 文/ 徐瑞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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