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北京入冬后雾霾最严重的一天，我从海淀往央美去听侯瀚如与尼古拉斯·伯瑞奥德(Nicolas Bourriaud)关于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讲座“在（坠落中？）的世界中心”。环路上水泄不通，雾霾中尾灯蜿蜒。因为知道伯瑞奥德是发言嘉宾之一，我预感“人类纪”将是今晚绕不开的话题，与眼前的景象倒也十分契合。这些年似乎不论走到哪里都能看到对人类纪话题的讨论，对这一热潮的批判反思也席卷了艺术界和理论界，谈论“人类纪”几乎和“人类纪”本身一样变成一种全球现象。这种感受与其说来自某种特殊的经验，不如说正是来自某种特殊性的丧失，一种在过去十几年间逐渐显露“成果”的中心化了的“去中心化”。断续的思绪在稍后的讲座中得到了或许意料之中的印证，比如侯瀚如关于2007年第十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的讲述中伊斯坦布尔（抑或“第三世界”）“可疑”的在场，与伯瑞奥德展开尚在构想中的第十六届伊斯坦布尔双年展里这一特定地点近乎“毫无疑问”的缺席。
六点半，报告厅座无虚席。讲座开场是侯瀚如介绍2007年伊斯坦布尔双年展主题“不只可能，而且必要——全球战争年代的乐观主义”。他首先概括地提示了彼时土耳其政治动向与经济复苏的特定历史时刻，伊斯坦布尔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脉络。可以看出，侯瀚如在双年展的策划中对这座城市的全球化与现代性及后现代性阶段进行了标本式的切割，说起不同展场的历史和背景故事来“如数家珍”：“很多历史古迹往届常被策展人作为展场。而我感兴趣的是跟伊斯坦布尔现代化和城市化有关的建筑。”
受邀策划位于“西方”之外，又非策展人曾居地的国际大展时，“中心性”-“非中心性”间的矛盾张力往往会变得格外明显。此类展览从诞生之初也一直承担并被不断赋予“去中心”及“本土性”的意义。侯瀚如描述的双年展中伊斯坦布尔的“在场”之所以“可疑”，也许就在于国际大展策划中的“套路”：介入、在地性、政治性等等。展览所在地往往变成某种大型布景，而展览本身也容易显得——就像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当年在Artforum杂志的伊斯坦布尔双年展展评里对侯瀚如部分策展文章的形容——“如同音乐剧提案”。有趣的是，伯瑞奥德随后在其演讲的开场白中亦将大型展览的策展比作“排演歌剧”。
伯瑞奥德一上来就明确地表示他不愿跟随双年展策划的套路与规则：“我无需再重复之前的策展人已经做过的事情”——比如“从特定历史时刻出发”，比如“狭义上的政治”。而他接下来说的“若以双年展来讲一个故事，又当如何呢——有开头，有结尾，有一个严密的结构来引导观众”让我不禁坐直了身子，期待接下来的展开。然而令人失望的是，这个引人入胜的开头却没有引向任何地方，他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提出问题，之后话锋一转还是回到讨论概念，也就是“分子化世界”的“人类学”：“当下的迁移，流离，分崩离析皆体现出与聚集（massive）完全相对的分子化境况。”而“艺术和人类学研究的对象都是彼此间有差异，又无法被清晰界定的人群和事物的集合。”
接着伯瑞奥德指出，艺术是发向时间的信号，作品的绵延不是一种性质，而是其基本定义：“艺术创作捕捉来自复杂性的能量。阿甘本说当代艺术是要看到光明背后的黑暗，从不同角度去看事物。”随即他又提到“多重宇宙”的概念与“考古学”意义上对过去的不断发现：“过去如同当下一样，是无法确定的。以前认为未来是无限可能的，今天则是对事物的再次发现。”
第一次听他现场演讲，总体感觉和他的文本语言非常一致，充满了德勒兹主义者通常善用的诗意语言和意象。而这种美学陷阱与德勒兹主义自身的加速主义倾向往往容易导向非历史与非政治的宏大叙事——一种“跑偏”了的人类纪思辨。
前几年新唯物论在艺术界掀起热潮的时候，伯瑞奥德就已经对其中一些问题有所质疑，比如泛主体性对“非人类”物的能动性过度强调，以致近乎消解了人类主体的历史责任等。但他在这次演讲中谈及作为明年展览思路坐标的艺术家实践——包括马克·莱基（Mark Leckey）的展览项目“沉默之物的普遍沟通能力”（The Universal Addressability of Dumb Things），以及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的影像《周遭世界》（Umwelt）中模糊不清，不停运动的非人类视角——却让我感觉不到之前的反思和问题意识。
兜回“人类学”，伯瑞奥德提出要把“当代艺术也看成部落的民间艺术，把他者作为积极的说法，不断地转换，以他者角度来看事物的可能性。去中心，但不要偶像崇拜差异或他者，而是看作从这点到另一点的过渡工具。重要的是这种运动的过程”。他以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在亚马逊丛林中 “站在他者视角上”的“对称的人类学”（symmetrical anthropology）方法为一个范本，将当下“人类纪”种种现象置于“人类学方法论上对全球化生活的探究”中，并说：“我希望下届双年展呈现一个没有中心的世界图景，观众都能如人类学家一般，以一种有距离的视角来观看，思考和发现。”伯瑞奥德演讲中反复出现的这一人类学方法显然是在一种“去殖民”的人类学立场之上，但如此论调在我听来也可能是过于宽泛和乐观的。组成“差异性的群岛，而非标准性的整体”并不能理所当然地导向对“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的有效消除。“在世界的分子化情形中”实实在在地“于共享观念以及拥抱一切存在（being）的基础上重构和建立一种不同的全球现代性”也绝非易事。
邱志杰问两位发言人今天是否还认为策展真能改变世界，伯瑞奥德给了一个狡猾的“思辨”式回答：“就像蝴蝶效应，我相信一场展览也能带来巨大改变。”当邱志杰调侃，“看起来这是真正的乐观主义”，侯瀚如接过话头说当初用乐观主义这个词是包含了某种讽刺性。对过去的谈论总是有意无意从今天出发的“再论”与“重论”，但毋庸置疑的是即便在彼时，对乐观主义的讽刺也不需要预知未来的崩塌。问题与困境一直与我们相生相伴。不仅伊斯坦布尔在“坠落”，全球更深层次的结构性右倾才是最易落入的陷阱。这些陷阱常常貌似无害和难以辨识，却是我们真正需要小心的“蝴蝶振翅”。伯瑞奥德对“在地性”的回避确非问题所在，对“历史化”的否定也不能等同于对“历史性”的否定，然而他的发言的确让人感觉有一种从任意形式的政治和历史性中的全面撤离与脱逃的嫌疑。当然，在一个展览尚未成形和被呈现之前，任何评价似乎都为时过早，不过借用伯瑞奥德关于“蝴蝶振翅”的说法，对于一个展览（无论其是否已经发生）的评论是否将总是“为时过早”？
文／ 徐瑞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