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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种可能路径

左:中国驻德大使施明德,活动组织者、德中文化交流会主席张彧博士, 柏林市长Klaus Wowereit;右:展览策展人Andreas Schmid. 摄影:Camilla Lobo

进入“八种可能路径”的展厅,我必须先穿过一个狭窄的走道,走道里充满了北京胡同里录制的各种声音。艺术家秦思源在这件作品里收集了老北京胡同里日常生活的各类噪音和音响。装置《胡同声音》(2014)在引导每一位参观者进入展览的同时,也提出了德国有关现代中国语境讨论中的主要话题之一,即:在大商场逼迫下面临消失命运的胡同。

周二晚上在Uferhallen的开幕式吸引了很多外交上的关注。Uferhallen原来是柏林公共交通系统下的一个车库,现被改装成当代艺术展示空间。展览是2014年柏林-北京结为兄弟城市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过去几个月,整个柏林都笼罩在中国热的氛围之下:首先是习近平首次正式访问柏林,而德国人最喜欢的艺术家艾未未个展推迟很可能跟此次官方访问有关,后者在Martin-Gropius Bau的展览开幕式可谓盛况空前。

过去几个月,德国各大媒体都纷纷刊载了批评、分析和观点文章,讨论此次得到两国官方支持的展览将如何改变现有的话语叙述。艾未未个展开幕后,Niklas Maak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不是只有艾未未”的文章。但在其他相关的中国艺术家里,作者只列举了一个例子:某人工作室前助手,赵赵。“八种可能路径”是建立新叙事的一次尝试。

左:参展艺术家王卫,参展艺术家秦思源;右:参展艺术家厉槟源行为现场. 摄影:Camilla Lobo

面积巨大但人潮涌动的展览大厅依旧保持了车库空间的魅力。活动组织者/德中文化交流会主席张彧教授和柏林市市长Klaus Wowereit,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共同为展览揭幕。现场观众里包括了大量德中文化交流或艺术交易产业里的相关人士。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Klaas Ruitenbeeck面带微笑地穿过展场,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对孙辈的成就由衷感到自豪的祖父一样。” Alexander Ochs在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而北京空白空间的东家田原则由艺术家何翔宇陪同。

郭晓彦,施岸迪(Andreas Schmid)和艾墨思(Thomas Eller)一共选出了23名年轻中国艺术家参展。“要决定最终入选名单是不是很困难?”我问施岸迪,据说他过去六个月里造访了超过80名艺术家的工作室。“整个过程真的让人兴奋,”施岸迪告诉我说,“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容易。”

柏林收藏家Erika Hoffmann很高兴在展览上看到她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阚萱的作品。她指着两件录像作品对我说:“录像艺术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被建立起来的媒介,所以还有很多实验和探索的空间。”《没有!》(2002)描绘了成千上百只昆虫寻找某物未果的过程,充满幽默感地指涉了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在托拉博拉山区洞穴里拼命搜寻本拉登下落的“持久自由行动”如何体现在媒体的疯狂报道中。录像的主角和美军一样,最终什么也没找到。

左:维他命空间的希蓓和展览策展人郭晓彦;右:威斯特法伦-利珀区域文化部主管Barbara Rüschoff-Thale,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主席Hermann Parzinger. 摄影:KOWA-Berlin

将23位中国“年轻”艺术家聚齐到一起,把他们的作品限定在民族国家和政治系统之内自然伴随着危险。然而,由柏林中画廊总监卢梅和杜塞尔多夫Philine Cremer画廊总监Philine Cremer支持选择的这部分艺术家取得了巨大成功。中画廊和Philine Cremer都没有挑选任何自己画廊旗下艺术家参展。卢梅告诉我说,中画廊目前正在筹备一个驻留项目,意在建立一种更加多面多元的文化交流模式,尤其针对中国和德国的年轻艺术家;画廊同时也在物色新人。

一部分参展作品比较靠近柏林人对中国艺术生产和市场的既有想象。比如,何翔宇的《可乐计划》(2009-2011)雇佣了一批民工在18个月期间将120吨可口可乐熬煮成固体。此次是该作品首度与德国观众见面。2010年在墙美术馆首展时,像岩浆一样的可乐残渣覆盖了整个10 x 7米的展厅。而柏林的展览上,我们只能看到一块装在玻璃柜里的黑色固体。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能够做到如此大体量?

但何翔宇那件模拟某著名艺术家脸朝地的超仿真雕像(《马拉之死》,2011)又如何呢?这件作品的图片在德国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Niklas Maak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此次群展的展评。文章题目“我们将保持结论开放”出现在5月5日报纸头条上,旁边就是何翔宇富有挑衅性的图像。

左:何翔宇《马拉之死》(2012)展览现场;右:李然《重新做人》(2012)展览现场. 摄影:Camilla Lobo

Maak在文中指出,中国驻德国大使为展览揭幕,彰显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文化部的文化关注点。显然,史明德以此次开幕为平台,对外展示了官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更包容的态度。“八种可能路径”通过挑选在作品中处理棘手政治问题的艺术家参展,为官方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我们可以说,这23名出生于1970-1986年间的艺术家提供了中国艺术的一个横截面。但对于中国以外的观众来说,看到整体途径也许更加关键,而不是像德国媒体那样一窝蜂地把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图像上。中国当代艺术有许多有待挖掘的层次和侧面,此次展览就为建立新的理解提供了通路。

批评家Maak文章开篇的问题是中国到底存不存在自由和独立的艺术。本次展览并不是为了证实艺术在中国已不受审查影响,而是为了表明两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已经有了重要进展,同时让德国的观众看到一个范围更广,更多样的北京来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确难得。

左:柏林文化项目机构项目总监Moritz van Dülmen, 展览策展人Tomas Eller 摄影:KOWA-Berlin;右:Alexander Ochs画廊主Alexander Ochs 摄影:Camilla Lobo.

左:博而励画廊主Waling Boers, 策展人郭晓彦, 艺术家Bignia Wehrli及策展人Andreas Schmid,摄影:Meta Marina Beeck; 右:艺术家秦思源及其友人,摄影:KOWA-Berlin

译/ 杜可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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