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畔论战 [北京]

2010.07.27

由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支持的 “从电影看：当代艺术的电影痕迹与自我建构”论坛，于七月底在北大建筑研究中心举办。论坛的发生地距离赛克勒考古博物馆约百米，经过绿意濛濛的荷塘，再穿过幽静的小径，郁郁葱葱的树林后，就是研究中心的所在地。这个独门小院里有大树石桌，若天气凉快些，可能就搬到了户外，在古树下清谈，多少也应了这里的绵绵古意。但酷热的天气里，大家只能坐回有空调的室内，围着长方桌，喝着咖啡或瓶装水，谈天说地。论坛的最后一场持续了四个多小时，预订的议题是影像的未来性、华人影像的特殊性、影像教育与影像生产这三大主题，但现场执行时，大家却越谈越兴奋，打破了原来的框框。

论战在北电文学系教授杜庆春的主持下开场。老杜说起话来不紧不慢，一直带着微妙的笑意。善谈的邱志杰接话，提到了2000年后前后国内的录像发展现实，自己当时做现场表演，以及多媒体表演，其实在一定程度上是试图寻找一个办法来规避影院经验和展厅经验的矛盾，使人们来到展厅里看到一段影像, 以规避掉这个影像在网络上可以看、或者带着碟回家看很舒服的感觉。

旁边的台湾艺术家王俊杰则提到了台湾录像艺术的断代化，他们把崔广宇归在下一个世代，可是在崔那个世代也很少找得出有系统性、对录像这个媒才进行持续创作的一批人。这也是台湾缺乏历史感易受外来资讯影响造成的，所以作品无前无后，具有消费性和即时性的特征。至于电影，它在台湾还是在保守的手法下进行，有着非常特定的语言，而当代艺术的包容性则很高。他举了蔡明亮受邀成为威尼斯双年展台湾馆艺术家之例。年轻的崔广宇则表示，断代的原因有一点是，他们当年创作实验艺术时，很难在学院的体制下获得接受，整个大环境是个很重要的影响因素。

聊着聊着，说到了跨域合作。来自南京的影像艺术家曹恺认为，跨界合作，前提是要尊重并了解对方的创作形式，这样才能驾驭一个专业团队。复合型的知识结构很重要。邱志杰以自身的经验谈起，表示这种合作根本的问题落在了政治经济学上，也就是经济的获益决定了一切。说完后，袁广鸣立刻表示了反对，若在精准的控制下进行，一切还是不错的。王俊杰也说，邱说的经济问题，在台湾较少发生，因为大家都没钱，所以就没什么排名的问题。跨域是要每个人互相尊重，当然进行起来却相当不易。

中间休息时，我旁边的两位听众议论，说这次讨论太专业了，听不懂。不过他们还是坚持留下来。很多人都去了小院，杜庆春和高士明坐在桌子的两头，二人闲聊起了电影。高喜欢费里尼和伯格曼的电影，他坦承，这也是令他受益匪浅的观影经验，说白了，是影史上的经典令他获益，而非如今的独立电影。不晓得独立电影人如果听到这样的话，会作何感想。难道也会像他们的前辈那样说，我的电影不是拍给你看的，而是给下个世纪的人看的么？

小憩片刻，大家重新就座，身为这场项目策展人之一的朱朱和董冰峰都坐在了后排。刚从广州赶来的费大为，很认真地记了笔记。他巧妙地引用了一个朋友的话，他说，那位做多媒体的朋友告诉他，录像艺术已经走到头，录像正走向电影化或多媒体化。而他自己觉得，跨域合作常常是概念的先入为主，用概念去作为工具来做作品，而不是真正地进入创作中。说到这点，一向温和的费老师语气明显加重了许多。

来自民间机构的代表，比较突出的是栗宪庭电影基金的朱日坤和伊比利亚的左靖。北大货币银行专业毕业的朱日坤，十多年来却一直在推广最不能带来货币回报的独立电影。他希望对录像艺术和电影的概念不要下得太死，你认为它是什么它就是什么，录像要表达的也可以在电影里呈现出来。但提到当代艺术与独立电影之间的隔阂，他有些不忿。认为现下的状况是，双方缺乏交流，无法互相支持，这很悲哀。左靖介绍了伊比利亚的工作，并解释他所在的机构一直在弥合这二者之间的隔阂。在当代艺术这方的人占大多数的会场里，他们的发言似乎并未引起共鸣。而且朱、左二人的声音偏小，比起邱、高的大嗓门，显得气场不足，不知道这是不是也映射了独立电影与当代艺术之间的力量对比。

当然，这种分裂并非一开始就存在，杜庆春说起上午和邱志杰的聊天，96、97年的时候，录像艺术和独立电影运动的起点是在一起的，这点大家都赞同。邱的说法是因为DV的出现，迅速就出现了一个分流的状态。至于以后怎样，他可并不乐观。

在谈到艺术教育这一问题上，内地的人们明显有很多话要讲。杜庆春透露，自己在带学生之前，和学生有个协议，就是不讲电影，而是别的东西，比如历史等等。艺术是什么呢？他认为，中国艺术在巅峰时期，艺术家其实是业余的，艺术只是这个人社会身份的依附。艺术表达并非职业，而是一种情怀。遗憾的是，如今的电影学院已完全成为了电影工业技术人员培训中心。大家更看重的是职业经验，瞄准的是工业体系。提到这点，老杜表示自己很困惑，他常想，电影的意义究竟何在，所以，他不看电影。

同样身为教师的高士明半开玩笑地说道，自己和邱志杰曾经想过，究竟把国美变成芝加哥美院还是包豪斯，二人最后认同的还是包豪斯。他提起同在学院教书的耿建翌曾说过，艺术可学不可教。在授课方法上，他们曾尝试过教师之间互相表演教学的方法，结果效果不错，因为那一时刻，不是老师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而是艺术家和观众间的关系。

最后，策展人之一、来自台北艺术大学的黄建宏，以一口柔软的台湾普通话，给论坛做了个了结。总之，气氛是友好的，交流是愉快的…而董冰峰也在微博上舒了一口气：大事了结！

我放下笔，翻了翻将近十页的笔记，似乎每一页，都能成为一小段文章，大家都那么有话要讲，尤其是台湾的艺术家，好像意犹未尽。虽然论坛已结束，但有些讨论，才刚刚开始吧！

— 文/ 王丹华

公园一日游 [纽约]

2010.07.23

布希威克区（Bushwick）的一家新画廊与羊驼抢风头可是件稀罕事，但就是在这样一个画廊的赞助下，Guillermo Creus策划的展览《孤独城堡》（Fortress to Solitude）在一个周六的午后开幕了。这个展览占据了Callicoon Creek公园的一个展位（这是“NADA’s County Affair”的一部分——“NADA”是“新艺术交易人联盟”的缩写，“NADA’s County Affair”是一个定期在纽约第27大道举办的综合艺术活动——译者）。Creus和工作人员进行了精心的布置。孩子们兴奋地喝着加冰的柠檬汁，大人们跨过那些中规中矩的画作，来到附近的动物围墙那边观瞧。参加活动的人似乎并不介意纽约的炎炎烈日，似乎有一半的布鲁克林居民都来参加了这个惬意放松的活动。

正午时分，在Callicoon的主街和Delaware河之间，这个综合性的活动拉开了序幕，这里的项目可真不少，各种展览汇聚一堂，还有出版人也来凑热闹，他们有的来自商业机构，有的来自非盈利机构，如Beechwood Barns和Catskill Citizens for Safe Energy（一个地区性的民间组织——译者）。风马牛不相及？非也！就算Delaware Valley Arts Alliance的组织策划者对Jack Hanley画廊和Nightboat Books出版公司的东西感到不解，那也不能显出半点疑惑。大都会美术馆带来的东西坚持了一贯的乡村气质，Mulherin Pollard Projects带来了一个实地项目，借用了一个小屋子，而Klaus von Nichtssagend画廊的作品则是免费分发假纹身。

无行为表演不成艺术节，在Zintus Yoga简短而热烈的表演之后，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前卫-波普二人组Prince Rama也登上台来，他们的表演可谓是跌宕起伏。过了一会儿，Callicoon的艺术总监Photios Giovanis向观众介绍了一个自由舞蹈组合MGM Grand，他们不大工夫就从台上走下，和观众们打成一片。但他们的风头却被一群更年轻的小姑娘抢走了，气氛越来越热闹。呦！那边带着狗从中间走来的不是批评家兼策展人Carlo McCormick吗？

其他行为艺术家整天都在公园里循环表演。艺术家Lex Vaughn表演的“花生糖”令人颇为困惑，而北美文化实验室（NACL）剧院的联合创建人、艺术总监Tannis Kowalchuk穿上了鱼形服装，而且还踩上了高跷。我们花了15美元买了一幅Melora Kuhn和Laetitia Hussain画的穿着制服的肖像照片，然后来到了Frankie Martin和Rose Marcus的圆形小屋看即兴喜剧。另外，我们还见到了艺术家Michele Abeles、作家Domenick Ammirati、福克斯出品总监Michael Gillespie和John Thomson、Red Art项目总监Maureen Sullivan、NADA负责人Heather Hubbs，“有人说《禁闭岛》的出品人Brad Fisher也来了……”我们还看到戴着大草帽的演员Mark Ruffalo。

下午5点的时候，大家开始享用果酱、紫苏、玉米味的冰激凌，艺术节也接近尾声，我们沿着街道走进了当地的一家画廊Callicoon Fine Arts来参加摄影家Daniel Gordon和雕塑家Ruby Sky Stiler的展览《31天》（Thirty-One Days）的开幕酒会。楼上的冰镇啤酒源源不断，但我们还得坐汽车赶回Port Authority。那个热心的司机带我们来到了当地的Villa Roma度假村，但是Bethel Woods艺术中心前拥挤的交通（大部分是来听Santana音乐会的）把我们困住了，还不如在画廊多待一会儿呢，或者换一种交通工具——此时我想起了那些羊驼。

— 文/ Michael Wilson, 译/ 梁舒涵

妩媚东伦敦[伦敦]

2010.07.19

在炎热潮湿的伦敦地铁里穿行的滋味可不好受，但是和明星艺术家Linder上周六在Chisenhale画廊举办的长达13个小时的行为表演相比还是容易许多。这家画廊位于东伦敦的尽头，我一进来就受到了画廊总监Polly Staple的热情招呼，并且给了我一份展览概要说明。这个名叫《The Darktown Cakewalk: Celebrated from the House of FAME》的表演是在中午开始的，两位演员一丝不苟地按照舞美设计表演着，画廊也吸引了不少好奇专注的观众。

这个表演的重头戏是剔除体毛和“性爱蛋糕”，但这些项目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虽然Linder之前没有表演过这么长的时间，但从这个演出上就能看出她可是“来者不善”！Staple说：“Linder在七八十年代是一个搞朋克的音乐人，那时她就说有一种呼声，强烈反对那种慢条斯理、不温不火的文化气氛，而现在时代变了，慢慢来也别有一番滋味。”

昏暗的画廊的中央铺着一大块舞毯，空间的两头都摆放着架子鼓——乐手也参与其中。在迪斯科音乐中，整个画廊都仿佛浸泡在彩光中。Linder的“剪切”动作构成了这次行为表演的主体，并且12个动作相互衔接在一起，这显得有些抽象，可以说是静态的场面与热烈表演之间的动态拼接。

在画廊的地上坐了一个小时后，我来到了后台的化妆室，见到了设计师Richard Nicoll，他与Linder合作，为2009、2010年度秋冬季收藏（伦敦时装周）进行了设计，此时他正好有空，就和我细聊起了他所设计的服装和表演，从猫步的计算到道具的使用。我走的时候伏尔泰工作室（Studio Viltaire）的总监Joe Scotland居然戴上了“金热裤”假发，打扮得活像一个贝壳浮雕。

整整一天我们都沉浸在各种迥然不同的舞蹈和音乐中，Stuart McCallum的音乐与这个行为表演的结合可谓天衣无缝。Linder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台上舞动的时候，麦克风捕捉到了她的笑声和嗖嗖声。我在画廊外面和交易人Maureen Paley聊起了这次吸引了好多人前来东伦敦观看的表演活动。令我惊奇的是，Frieze项目的策展人Sarah McCrory告诉我，在这次大手笔之后，Linder和工作组马上将要投入到一部电影的摄制中。

暮色降临，舞蹈从探戈变成了迪斯科、踢踏舞，直至北方灵歌（Northern Soul）。就在某个时刻，观众也参与了进去（其中包括设计批评家Alice Rawsthorn，她穿着Richard Nicoll设计的别致蓝色礼服），后来加入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都不愿意错过最后的几个小时。Linder穿着一身黑色衣服，带着米老鼠耳朵回到了舞台上，最后，表演者以缓慢的动作向观众告别，掌声四起，久久不散。

— 文/ Steven Cairns, 译/ 梁舒涵

重口味 [纽约]

2010.07.15

“不要！”

“而且那是个假阳具……”
两个坐在我后面的人一本正经地评论到，我是在瑞士当代艺术协会美术馆（Swiss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Art）临时电影院观看麦克·库查（Mike Kuchar）导演的《凶杀电影》，这是周六晚在这家非盈利机构举办的“低级趣味晚会”之电影节目的重头戏，这些骇人的短片变化无常，一会儿是口交特写镜头，一会儿是电锯截肢，引得在场观众无不惊呼。更重要的是加利福尼亚导演的作品《m.o》，不仅与他的兄弟George的放到了一起，而且还和艺术家Olaf Breuning做的四个错乱的录像一并出现。

晚上九点半的时候，这家SoHo的画廊分成了三个不同的展厅，就连那个用鲜花装饰的前台区也是人头攒动。“绿蜘蛛”鸡尾酒（看起来像沼泽似的薄荷伏特加）和蓝色的冰块（那是必须的！）让这些年轻人振奋了起来，一部接着一部地看，可谓兴致盎然。这时，你会突然感觉到自己就好像在一间黑屋子里，看着演员不断、或者漫漫地呕吐，或者把血滴洒在屏幕上的镜头。我来的时候大家还在全神贯注地看《凶杀电影》，但是马上又将注意力转向了Breuning的《Home 1 and 2》，其中梳着火焰头、眼神冰冷的Brian Kersteller在路上漫步，扮演一个对文化麻木不仁的游客。

此次参展的作品还有Breuning的《Ugly Yelp》 和《King》（以及更为人们所熟悉的，两年前在惠特尼展出的《Home》）、Kuchar的《罪恶都城之门》（Gates of Gomorrah）、《邪恶叔叔》（Uncle Evil）（从这些名字就可见一斑了），但这些电影并不那么有名。John Waters和Jonas Mekas这个自学成才的搭档创作了大量的作品。乔治•库查专注于怪诞电影，而麦克•库查更喜欢用录像记录各种稀奇古怪的人。兄弟俩的作品都有硕大的阴茎镜头和令人反胃的幻觉特技效果。他们在1950年代中期就开始活跃，其影响现在依然未减（但直到去年，随着新片《电影制作者库查兄弟》的发行，他们才吸引了一些来自主流的注意力），已经被“奉为”电影界的经典。与他们的对话想必很精彩，但其实不然。

大约到了晚上11点的时候，工作人员抬出了一台放映机，邀请在场的观众在上面为即将退役的艺术家们写几个问题。一个观众想知道在麦克库查电影中的裸体和令人作呕的镜头是否属于“二级片”，还有一个观众将Breuning和Werner Herzog的电影进行了比较。过了一会儿那些问题在这个醋酯人造丝做的投影幕布上开始叠加，最后变成了一堆无法识别的红色涂抹。等到艺术家Jim Drain和他的朋友的问题出现的时候，这两位电影导演已经不耐烦了，也就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观众们开始退场，原本在午夜举行的“低级趣味奖”颁奖仪式似乎也就不了了之了。等技术人员关闭了投影机之后我们又呆了半个多小时，我跟着彬彬有礼的Kerstetter进了电梯，走入了午夜的都市……

— 文/ Michael Wilson, 译/ 梁舒涵

可乐俱乐部[加利福尼亚]

2010.07.12

我们艺术界大部分人都自以为很了解波普艺术。直到上周日看了Mike Bouchet的波普作品我才知道自己错了，他将沙漠中的一个游泳池注满了二氧化碳与热量较少的可乐。这次名为《Flat Cola Pool BBQ》展览是唐人街Mara McCarthy的Box画廊主办的，这也是Bouchet的《My Cola LITE》（2004）系列项目中最为轰动的事件，其中他还将可乐装罐运往中国进行免费分发。按照自由企业的精神，Bouchet为7月4日设计的这个展览探讨了美国特色、消费、过剩，以及快感等问题。

在这个活动的前一天我就起身来了尤卡谷（Yucca Valley），正好赶上Bouchet开始用5加仑的罐子往池子里注入可乐。这个浴池曾经是歌手Donovan的（但现在属于Paul McCarthy了，他可能还要在这里进行另一个项目）。不管这个地方之前属于谁，现在总有一种怪诞的感觉，好像要发生什么似的。原先的那个小木屋数年前起火了（因为一个客人走的时候忘了熄灭炉子），所以现在就剩下了一个游泳池和一些砖墙。Bouchet看着自己那浓浓的黑色可乐注入池水中，说：“我现在知道海湾是什么样了。”第一批可乐倒了进去，蒸发之后空气中弥散着一些肉桂和丁香的气味。这些可乐中大约含有60吨二氧化碳，这是多么危险啊！我们看得可“Hi”,一共倒入了145加仑的可乐！

第二天一大早，我是被热浪冲醒的。Bouchet还处在法兰克福时间，早早就起来了，迫不及待地去买派对需要的东西。我和艺术家们和McCarthy来到了沃尔玛（在这之前他们已经去了Big 5 Sporting Goods、Home Depot和Food 4 Less等商店），Bouchet开始在自选区挑选不同的容器盛放他不同“版本”的可乐。Bouchet说：“在客厅里弄一个儿童游泳池真不错”。他买了一些必备的东西回来——一幅超大的闪亮墨镜、招摇的系带比基尼泳衣、索带、胶带、冰、标签——然后我们就来到了那个泳池“安装”这位艺术家精心设计的假日欢庆。不一会儿，酷似Bouchet的Randy和他的太太，演员Emily也来了。本来他们是来“激活”这个泳池的，结果他自己却迫不及待地跳入池中，我们问他感觉怎样，他喊道：“酷！爽！”

这个泳池真是太诱惑了，McCarthy进去之后我自己也跳了进去，一头扎进这黑色的池水中，不过幸亏这种低糖可乐浓而不黏。来的人更多了，大部分都是从洛杉矶来的，包括交易人Erica Redling和Martha Otero，收藏家John Morace和Tom Kennedy，艺术家Pentti Monkkonen、Naotaka Hiro和Marco Rios,但开始的时候这些人都对这个可乐水池敬而远之，基本上都是站在边上小心翼翼地看看而已。

我们还来了一次户外烧烤（用的是磷酸），在烤汉堡与冰啤酒的“助威”下大家越来越来劲，纷纷跳进了可乐里，带上潜水呼吸器玩儿得不亦乐乎。还有一个人犹豫不决，问Bouchet是不是每个人都必须下去，艺术家说：“不仅下去，还要在里面游泳，这样才像游泳池嘛！”不假，这真是个泳池。

— 文/ Catherine Taft, 译/ 梁舒涵

曼哈顿来到了马德里[马德里]

2010.07.05

常言道，马德里从不睡觉，但纽约也从不睡觉（“没有休息的恶人”——语出《圣经》赛亚书 48:22和57:20-21，译者注），这样一来，在Douglas Crimp和Lynne Cooke上周三在索菲亚王妃艺术中心策划的大型展览《混合使用，曼哈顿》（Mixed Use, Manhattan）上这两个城市倒是可以“同床为伴”了。不仅纽约艺术来到了马德里，连纽约的天气也接踵而来，艳阳天一下乌云密布，但是雨却没有浇灭马德里观众对这次展览活动的热情。
Crimp在周三开幕式上说：“最初的时候我还有点犹豫，因为我从1977年以来就再也没策划过展览了”（但那是一次多么了不起的展览呀！）。这次《混合使用》展览既探讨了变化中的城市问题，也探讨了近几十年来摄影对于艺术的影响问题，摄影不仅是作为一种档案或者“批判性”实践，而且也是一种适当的“使用”方式。因此，现代主义的艺术家Peter Hujar和Danny Lyon等人都和辛迪•舍曼、Barbara Probst等人具有反思性的作品有着密切的联系（甚至还包括一些非摄影的再现方式，例如Glenn Ligon在他居住过的地方进行书写）。

这次展览并无新奇可言。但也并不是平淡如水，而是简简单单，充斥着很多漫无目的的作品。奇怪的是，“动态图像”往往是最“静态”的，总是集中在一个地方或题材（Steve McQueen的《自由女神》、Donald Moffett的画布投影作品《漫步中央公园》，或者James Nares的令人迷惑的《摆》）。这次展览的主体当然是摄影，而摄影作品又以各种各样的系列为主：John Miller的性俱乐部、Moyra Davey的报摊、Tom Burr的厕所，另外，Roy Colmer的东村之门表现了一贯的流浪情怀，Hujar的作品表现了他晚上漫步曼哈顿西端的情景、Christopher Wool表现的是东百老汇、David Wojnarowicz在城市各处画圈（前来的Emily Roysdon赞美道：“我喜欢的所有作品都应有尽有。”）。当然，你总是对照片后面的东西好奇（也就是俗称的“框架之外”），只有Alvin Baltrop的作品是个例外，他绝不放弃细节。这四十多个人的展览够你看一阵子的了，虽然紧凑，但还是很庞大，看展的过程就好像是走了好几个街区一样，博物馆的路越走越硬。

泰特现代艺术博物馆策展人Stuart Comer在我们来到塔帕斯（西班牙菜名）天堂之后说：“纽约真的搬到了马德里”。前来的还有艺术家Ligon、Roysdon、Matthew Buckingham、Vera Lutter、Hujar的经纪人Stephen Koch、Stefan Brecht的经纪人Rena Gill,到场的还有交易人Janice Guy、Rose Lord 和Shaun Caley Regen（他至少是一个荣誉纽约市民）。午夜刚过，Guy建议我们去这条街上唯一的一家酒吧Bar Cock，这个地方看上去有点意思，有点像纽约的“Cock”(同性恋酒吧，译者注)但实际不尽然，使得那些寻开心的游客们还是去了更符合他们口味的地方。

马德里从不睡觉，而且还不住口地吃。平时的午餐时间是从下午两点半到五点，晚饭的时间是九点到半夜之后。好像整个城市都在等着吃半夜那顿饭，而且最牛的是很多人第二天早上还能继续工作（如果你下午三点走进一家画廊，就会发现他们都去吃午饭了，这时候你就知道自己是多么的美国了）。很多美国人都受不了这里的慢餐文化，这种文化有时候令人心满意足，但有时候也会令人感到“可怕”——多少时间都投入在食物里了，我们怎么了？

周四晚上和Rosalyn Deutsche、Johanna Burton聊了起来，用他们的话说是“从纽约来到马德里，为的就是以不同的方式重走纽约，”这和那些聪明的观众的想法是吻合的，只不过那些纽约来的观众不需要大老远的来马德里，就为了以这种角度看纽约。半夜的时候，我们大约一行大约15人（其中包括Cooke 、Crimp、Lutter 、Roysdon 和Buckingham）找到了马德里的拉瓦皮埃斯（Lavapiés）观看正餐之后的弗拉明戈舞。我们坐在那里，欣赏起了那个很帅的吉他手Pepe Habichuela的演奏（有人告诉我“他来自一个非常著名的弗拉明戈世家”）。凌晨三点，我们沿着湿漉漉的Calle de Atocha街走回了酒店，一会儿，这座城市就呈现在我们面前了。我♥纽约，但马德里更让人疯狂（Madrid me mata）。

— 文/ David Velasco, 译/ 梁舒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