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不出户

David Velasco在首次VIP艺术博览会

2011.01.27

上周六上午，估计所有人都参加了VIP艺术博览会（VIP Art Fair）的开幕，你可能会想，都VIP了还要等这么久。在头几个小时里，就算是有特殊VIP卡的人也难打开这个只在网上召开的博览会的登录页。那天下午VIP博览会交易人Magda Sawon兴奋地说：“在VIP网页上有句话：‘我们太受各位抬爱了，所以才会打开得这么慢’。”
但是你一旦打开了，就发现所有人都在那儿。也许我这么说有点夸张，但也差不多。不管怎么样，那上面确实有很多画廊，而且不乏一流画廊：Zwirner、 Gladstone、 Presenhuber、 Miro,我还能列出很多，但是这个网页现在要“安装一系列升级软件”“以改善浏览质量”，所以目前暂时没法上去核对我所说的话。

当一切运行正常的时候，人们就会忍不住赶紧上去浏览一番。每个人在上面都有一个化身——一个形态闲散的剪影——在这个影子“靠近”每一件作品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作品有多大了。它在一件一件作品间诡异地滑动，并且相应地变大变小。即使是不打算收藏的人，也会觉得这些作品的价格很有意思：谁能想到辛迪•舍曼最近拍摄的“恐怖的收藏家夫人”（creepy collector-lady）系列里的照片售价$250,000–$500,000 （L&M Arts画廊代理），而山姆•弗朗西斯（Sam Francis）珍贵而古老的纸上树胶水彩画也是这个价？谁又能想到有人会出€100,000–€250,000来买皮埃尔•于热组装的“活海洋生态系统”（live marine ecosystem）（玛丽安•古德曼画廊代理）？（有一部在线视频《追踪者》，是为这个无题的鱼缸所创作的，它使这一切变得尤为诡异。）

当然，如果缺了某种聚会，这就不能称之为艺术博览会。上周四，VIP的组织者们就在纽约Eventi酒店办了个聚会。我觉得这个地点应该是特意选好的，因为楼下酒吧的设计者正是给《银翼杀手》（Blade Runner）和《电脑争霸》（Tron）做过外观设计的人。免费饮料和几台苹果电脑是必不可少的，人们可以在iMac先睹为快。用博览会名称的缩写字母（正式名称是“Viewing in Private”）即兴发挥的人不在少数。一个朋友在开门走的时候小声说：“要说有什么比‘私底下看’还棒的，那就是‘私底下喝酒’（Drinking in Private）了。”她似乎对后者跃跃欲试。在庆祝开幕的简短演讲之后，VIP艺术博览会的发起人之一James Cohan就让我们自己去娱乐了：“不管您是穿着睡衣看，还是穿着Prada看，我们都期待知道‘VIP’对您来说意味着什么。”

问题是：来这儿谁在乎你穿什么？
你什么都不用穿。
不用包装。
不用担心穿什么才不会被保安拦住，不用更新护照，不用买旅行手册，不用临时抱佛脚学基本的生存外语，不用租辆新车在路上穿行，不受打折机票日期的限制，根本连机场都不用去。

你不会被困在市区，因为百无聊赖而去受劣质展览的摧残，你不会走得两脚发酸，不会误入低劣（或高档）的酒店。不会感冒，不用担心在派对上撞见避之不及的人，当然也不会见到你喜欢的人。不用在午夜之后的海滩上，或者废弃的修道院里面做一些稀奇古怪，也许令你后悔的事情，而你周围的其他人也在做着那些令人后悔的事情。也不用排队上厕所，里面也许有两个、三个，或者四个人，就是不出来，鬼才知道他们在干嘛。

你不用刻意去晒黑——也不可能晒黑。你见不到那些可爱的。没人给你免费的手提袋或者艺术品基金会的毛巾之类的东西。你不会烂醉如泥，也没机会甄别各种香槟（或者伏特加、杜松子、朗姆酒）之间的差别。你见不到Eva和Adele，或者Beyoncé和Jay-Z，你不会听到很酷的乐队的演奏，也不会看到那些令人生倦的表演（当然也不会见到有意思的表演）。

你不用彻夜不眠，与外国人称兄道弟，也不用日出而作，与更多的外国人亲密无间。无乱耳的嘈杂，亦不用在偏僻的城市里久留或匆匆告别令你心仪的城市。不用急着赶回来处理成堆成堆的电子邮件。也没有与新的作家、策展人、画商和陌生人交往的可贵经历。你不会见到任何名人，也休想在人家跟前偷偷摸摸地翩翩起舞。没有奇遇，不用担心食物是否可口，也不用参加那些无聊的晚宴。不用担心你有没有被列上邀请名单，不用四处搜寻余兴派对，或者余余兴派对。参加活动的时候不用担心得此失彼，不用东奔西跑，精彩尽在此处。

另外，还没人给你拍照。

— 文/ David Velasco, 译/ 梁舒涵

赶走炒家 留住用家！[香港]

2011.01.21

艺术区遭遇商业转型、涨租，艺术家面临逼迁并不是中国内地的专利，在香港也时有发生。今年1月，在一年一度的“伙炭艺术工作室开放计划”期间，华联工业中心楼下拉起“赶走炒家 留住用家”的横幅抗议商家在政府活化工厦的政策鼓励下炒高工作室租金。火炭是沙田新市镇的主要工业区，自2001年开始，不少香港艺术家在火炭工厂大厦设立工作室（普遍的说法是由于香港工业北移，工业区的大厦空置）。今年，正值在“伙炭”庆祝十年之时，同时也面临着由香港政府活化政策带来的危机，“自2010年4月活化政策实行以来，虽只录得共28宗申请，但却为楼市‘助庆’，2010年买卖交贸宗数升幅近一倍，单位尺价动辄升至2千至3千（港元）。过去月租只3千余元的千尺单位，新租约已跳升至6千元或以上。令自食其力的艺术家以至仍成本高企的营商环境中争扎求存的中、小型厂户，再无立锥之地。”伙炭的艺术家们已经发起了“赶走炒家 留住用家——工厂艺术家关注小组公开联署”，试图与政府协商，争取更多的创作空间。

要在短短的一天内逛完伙炭八十多家工作室是不可能的，接下来还要参加“开放日”期间的活动“书写火炭——写作与创作的对话”，其发起人梁展峰等都是“伙炭”的核心人员。关于艺评与创作之间的关系向来悬而未决，这一活动的启动标志着“伙炭”团体对于当代艺术的敬畏与热情丝毫不减。“书写火炭”在开放日期间举办显得有些冷清，抱着参观景点心态的游客自然不会对本次活动有太多兴趣，参与者大多为艺术同行。

目前在伙炭落户的人各式各样，艺术家、设计师、乐队、表演者，甚至有工作室在制作巧克力出售，连商业画廊汉雅轩也进驻伙炭，现在正在举办一个蒙古艺术作品展。华联工业中心A座的G16书店主持人何文聪常常处理伙炭的大小事务，包括导商团、印制《伙炭工厦地图》等，书店旁边就是鱼蛋档，里面常年弥漫着鱼腥味，他说：“近年来，伙炭的人心态都发生了变化，刚开始的时候艺术家来这里只是希望找一个可以画画的地方，现在也有艺术家觉得来这里是要找一个做生意的地方……”

前来参观伙炭艺术工作室的游客络绎不绝，手中拿着红色的导览手册穿梭于附近一带的华联、华乐等工业大厦。顺着地图去寻找分散在各栋大厦中的工作室，在其中一栋大厦的电梯间发现惊人一幕，只见墙上贴着“坚决反对在大厦内办骨灰龛”的标语，原来在香港政府活化工厦政策的鼓励下，有人竟然想到在大厦内建造骨灰龛。

“书写火炭——写作与创作的对话”第一天是闭门研讨，只邀请艺术圈内人参加，在将近6个小时的讨论中，气氛相当激烈。梁宝山写在艺术市场上已获得成功的艺术家周俊辉，在尚未完成的《失败的成功者》文中，作者细致入微地分析周俊辉从出道至今的作品及艺术家的行为，展现一个成功艺术家与香港本土话语之间的紧密联系。相对于梁宝山缜密而迂回的写作，丁颖茵在讲述谢淑婷的作品时候变得明朗许多，她以“日常生活”（借用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中对“日常生活”的定义）作为切入，指出谢淑婷将日常用品制作成精致写实的陶瓷的过程，是将日常生活放置于当代艺术中，以抵消平庸、乏味的世界。对于艺评写作，丁颖茵认为需要与艺术家保持一定的观察距离，而艺术家讲述制作的过程常会破坏作者的想象。丁的发言引起了关于陶瓷作为媒介的讨论，在艺评写作中弱化技术或者将技术阐释为艺术家的另一种意图是否合理，这一问题直指艺评写作的有限性。黎子元试图以“感觉的逻辑”阐释梁嘉贤的作品，用视觉和文学语言把“可视的”和“可述的”重新统合，但他的陈述招来了一些观众的质疑，原因在于试图建构新的批评话语“感觉的逻辑”但最终还是落入身体、女性等书写语境当中。

1月9日“书写火炭”开放讲座主持人郑得恩从1月7日的闭门研讨中总结了几个问题抛给观察员和观众：艺术写作需要怎样的观众？在抱怨没有写作平台的同时，批评家是否已经做好了准备？他们如何实现自我进化？或许，艺术批评将通向何方？这是需要回归个体的提问。

— 文/ 吴维

脱帽 [纽约]

2011.01.11

纽约的所有艺术季开始的时候都是拖拖拉拉，这是众所周知的。但上周举行的各种新年开幕活动显得尤为迟钝，也许是因为北极来的冷空气、脚下的冰、笨重的靴子导致的行动缓慢，或者因为那种盖住耳朵的帽子让人们彼此疏远了。切尔西的街道显得冷冷清清。也许，那些新卫们正在冬眠——这正是收集羊毛和新闻的好时机。

周五晚上又降雪了，那些风雪中的“难民”们来到了David Zwirner画廊参加了两个展览的开幕式：“Christopher Williams个展”和“早年的(1970–74)112 Greene Street工作室”。在SoHo的这个先锋且无所不包的艺术空间里，任何人在任何时候似乎都能带进一件艺术作品进行展览（这个画廊后来搬了，变成了白柱子美术馆）。在这里的最有原创性的艺术家之一是Gordon Matta-Clark。另外，还有一些其他艺术家的雕塑、影像和绘画作品，例如Jene Highstein、 Tina Girouard和Richard Nonas。后者用木块在画廊里摆出了一个对角线的构图，这让人想到了卡尔•安德烈（Carl Andre）的作品，不过差点把大家绊倒的是Larry Miller在地上摆放的一捆新鲜胡萝卜。

Ned Smythe出席了这次展览的开幕式，他本周在所罗门当代画廊也策划了一个名为“112 Greene”的展览，但那些艺术家却没有像在Zwirner画廊的Jackie Winsor和Smythe那样产生不同凡响的效果。不过，“112 Greene”展览的发起人和项目运作的监督人Jeffrey Lew的作品却没有出现。他虽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老将，但也没有参加本次展览。他将这次展览称为“Google版艺术史”，因为这次展览对这个时代的概括是提纲挈领。再看看这座画廊空间：四壁皆白、地面上空空如也，一尘不染。

更多历史尽在Friedrich Petzel画廊，在那里，John Stezaker呈现了大量精彩绝伦的（彩色）丝网版画和利用现成公共图像制作的拼贴，这些作品的创作年代分别为1979到1983，以及1992年这两个时期，也就是艺术家住在纽约的时候。事业上一帆风顺的Stezaker年龄和参加“112 Greene”展览的那些艺术家相仿，但愿在这新的一年他的旧作重发新意。

来John Cheim的艺术loft参加晚宴的客人有Louise Fishman、策展人Philip Larrat-Smith（他正在策划布尔茹瓦的回顾展，侧重探讨她的艺术与心理分析的关系问题），另外还有布尔茹瓦的儿子Jean-Louis Bourgeois。他戴着一顶大帽子，进来的时候人们的注意力顿时转移到了他身上而停止了谈话：他被两名助手搀了进来，耳朵上贴着一个红色的电话听筒，但却没有连着电话——他只是对着空气说话。布尔茹瓦目前居住在迈阿密，是一位研究非洲建筑的专家，原来他这是在开玩笑。他对McGough喊道：“喂，这是打给你的电话，接呀！”

更确切地说，这是对艺术的召唤。来这里的人有画廊家Jeanne Greenberg Rohatyn，周六下午，她带着曼哈顿的Philippe Vergne、 Anne Pasternak、 Anne Tenenbaum、 RoseLee Goldberg、 Glenn O’Brien和布鲁克林的Paul Auster带到了长岛。另外，Salon 94画廊代理的艺术家John Kessler此时正在Fisher Landau中心展出他八九十年代的古怪雕塑作品。

周六晚，活动多了起来，展览开幕会包括：Martin Boyce (Tanya Bonakdar画廊)、 Christian Philipp Müller与Fia Backström (Murray Guy画廊)、 Michelle Stuart (Tonkonow and Salomon画廊)、 Sam Samore (D’Amelio Terras画廊)、 Joe Zucker (Mary Boone画廊)和Ann Craven (Maccarone画廊)等等。Stuart的展览呈现了七十年代的作品，显得非常突出。同时生活在纽约、巴黎和曼谷（他说曼谷是他见过的“最令人激动的城市”）的Samore谈起了他的第一份工作，当时他为一个名为“愉悦谈心”（Happy Talk）的旧金山电视节目撰写新闻。他说：“‘Happy Talk’这个名称其实是来自T.S.Eliot的”，这对我来说真是个新闻，我还以为是来自Oscar Hammerstein的呢。

Zucker的新作令人费解，表现了船只和火山的石膏板被分成数个一平方英寸的小方块，看起来像石膏马赛克、挂毯和几何抽象的东西。每一块都需要32000次讲究的用笔和半年光景。
不久以前，Pruitt举办了一次大规模的展览，占用了Brown画廊和Maccarone画廊的所有空间。几个月之后，Lowman也将步其后尘。他说：“这也算缘分吧”。上个月刚刚成功举办了年度大奖颁奖狂欢盛典的Pruitt将受公共艺术基金会的委托在Union广场上建造一座三米多高的安迪•沃霍尔纪念碑。尽管基金会主席Nicholas Baume对他最近来势汹汹的创作发表了一些评论，但Pruitt说：“我不知道，你觉得我太能显摆了吗？”

— 文/ Linda Yablonsky, 译/ 梁舒涵

回到土地 [泰国，清迈]

2011.01.09

当我们从北京过来的小团队的干裂嘴唇终于开始变得湿润起来，泰国的风景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了。艺术家林一林由两部分构成的展览“谁的土地？谁的艺术？”分别在泰国的曼谷和清迈附近的知名艺术家聚落“土地”举办。这次展览为吴承祖（Josef Ng）策划、当代唐人艺术中心主办。关于土地基金会名义的问题，泰国艺术家Kamin Lertchaiprasert说：“这是我和Rirkrit Tiravanija一起买的，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适合退休养老。”

也许是北京的机会和艺术圈子最吸引中国内地艺术家，而泰国北部最大的城市清迈则散发着天堂的气息。Tiravanija和Lertchaiprasert在那里的工作室已经有些年头了，而且最近导演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也进驻了这里。Lertchaiprasert带我们转了一圈，还请我们去他的工作室和家里，这座房子的建筑材料虽然粗陋，但房子很豪华。Tiravanija家就在旁边，也同样具有户内外相融合的特点。我们看到在他家的一楼有一棵树，一直长到房顶，他还在房顶上开了一个洞，让这棵树继续生长，这真是稀罕。要在北京，想都不用想，这棵树早就被连根拔起了。要是赶上北京拆迁，人的地位还不如这棵树呢。

去年，中国艺术村的拆除在人们心里留下了深深的伤痕。林一林在北皋的工作室也没能幸免于难。显然，此次项目“谁的土地？”就来源于此。林一林第一次来泰国这片乐土是在去年夏天，时值北京的艺术家抗议活动正在进行，因此两地的差异就更加明显了。

我们一行人钻进了一辆去往“土地”的客车里，这个地方距离清迈大约40分钟左右的车程，就在Baan Muang Fu村。我们中的几位，包括策展人欧宁，跳上了Lertchaiprasert的小货车后面的货斗里，走一路拍一路。

当我们路两边都是稻田的时候，黄昏已至，我顿感不安，以为“土地”的规模和Bernardo Paz的巴西Inhotim艺术公园相近，于是我问道：“要是今天时间不够，我们明天能过来接着看吗？”唐人的郑林答道：“你要是想来也可以来，不过你来干什么呢？这儿就这么多了。”他指了指前面稻田上的那些不规则建筑说：前面就是乌托邦式的土地基金会了。

没有人住在这里，“但我们不用关门，当地人过来也可以打猎钓鱼，” Lertchaiprasert说。我看了一圈，Tobias Rehberger、 Superflex、 Philippe Parreno，和建筑师François Roche建造的作品（小亭）围着一小片稻田，都已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残损。远处传来了泰国的雷盖音乐，顺着音乐望去，林一林的墙——吴承祖提醒我，这是“‘土地’的第一个由策展人策划的项目”——就横在眼前的风景中。几个男孩儿无忧无虑地坐在上面，耷拉着腿。

墙是林一林的标志性艺术特征，他为人所知的一次行为表演是在1995年，当时他一快砖一块砖地将一堵墙从广州的一条繁华街道上移过。他最近的作品和“土地”的植被以及苍翠的远山相比显得冰冷僵硬。他在这面墙上开了一个小窗户，架着一杆中国传统的秤，有着长长的秤杆和沉沉的秤砣。林一林耸耸肩帮说：“我买秤的时候人家跟我说秤一口猪都没问题。”但他秤的却不是什么牲畜，而是让我们观众爬进箩筐里，秤一秤，然后用粉笔在墙上写下我们的姓名和体重。

来这里过秤的人不少，清迈大学的很多学生和教授、当地艺术家，甚至还有很多狗也来过。 我们认认真真地秤了自己的体重，摄影师Anette Aurell不仅秤了自己，还秤了她与Tiravanija的两条狗。策展人吴承祖满足吗？他似有预兆地回答道：“等着瞧曼谷的展览吧。”

此时，距离曼谷展览的开幕式还有三天时间，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环泰国游。林一林建议我们去红灯区转转，在那里，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易装表演。我的同伴们品着咖啡，眉飞色舞地看着表演。按理说，一群知识分子不应该夜晚跑到烟花柳巷消遣，但是在泰国，听说这是游客必不可少的去处……

在曼谷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的开幕式上，林一林建造了一堵临时的墙，上面写着“谁的土地？谁的艺术？”展览上还播放了两部相关的视频，其中一部记录的是艺术家在北京组织的抗议拆除工作室的小游行，另一部表现了一位艺术家在被拆掉的工作室废墟周围徘徊的场景，此处正是第一部影像中艺术家们举行抗议的地方。这不禁让人深思：究竟是谁的土地？

— 文/ 安静（Lee Ambrozy）, 译/ 梁舒涵

加减 [罗马]

2011.01.03

12月17日，由Francesco Bonami策划的都灵Sandretto Re Rebaudengo收藏展《登峰造极》（Plus Ultra）在罗马MACRO当代艺术博物馆开幕。这里曾经是个屠宰场，而现在依然能看到那些黑乎乎的挂肉的钩子。收藏家Patrizia Sandretto Re Rebaudengo说：“好像有一种错觉，我们在莫斯科而不是在罗马。”但最近罗马并不太平，几天前，反对贝卢斯科尼总理的游行把市中心弄了个乱七八糟，而严寒的天气又让人们对这个本已困境重重的国家更加不满。

进入博物馆正门之后，左右两边各有一个巨大的空间。我从那个较暗的门进入，马上发现了左边Pawel Althamer的那件苍白、病态的《自画像》（Self-Portrait），他把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塑造了出来，甚是可怖。旁边是Charles Ray狂想式的作品《病毒研究》（Viral Research）：一张桌子上摆满了化学实验用的烧杯，这些烧杯彼此相联，其中流动着黑色的液体。在展厅中央“安营扎寨”的是Jon Kessler的作品《凯斯勒的电路》（Kessler’s Circus）。艺术家用各种各样的屏幕描绘了出于娱乐目的编造出来的恐怖事件，而观众则时时刻刻处于这种自己设置的监视下成了牺牲者。在展厅的一端，经过Robert Kusmirowski的作品，有一个废旧的录音室，这是达明恩•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The Acquired Inability to Escape, Inverted and Divided》，让人想到了现代主义水晶玻璃箱所传达的幽闭恐惧症。我遇到了Bonami，问他为什么要营造这样一种忧郁的气氛。他告诉我，在对面的空间里会找到一种飘然不定的感觉，因为“这次展览是关于黑白、明暗的，展出的除了一些新作之外还有一些通常无法展出的作品。”外面的罗马人正在享受稀罕的雪景，的确，我走出来的时候街上正飘着雪花。当天晚上举行了开幕派对，外面从白色变成了一片泥泞。通常，罗马人是不会在雨天出门的，而今天则不同，当地的策展人、批评家、收藏家和画商还有一些艺术家也都赶来了。唯一参加晚会的参展艺术家是来自里斯本的João Onofre。阿尔巴尼亚艺术家Helidon Gjergji开玩笑说：“好艺术坏天气这种说法纯属虚构。”

聚会在右侧的展览空间中进行，显然，这个厅更扑朔迷离。建筑家Francesco Garofalo抱怨道：“本来，展览上的作品还挺有意思的，都被这个恐怖的空间给破坏了。”的确，这些作品在这样的展览空间中都显得渺小了许多：空间太大了，不过里面的装置也不小，因此很难在其他地方展出。就在展厅的入口处，挂着Sarah Lucas的作品《蛋》，上面画着一个人倚靠在椅子上，他的脸部被鞋底弄得晦涩不明。Tobias Rehberger的15个玻璃花瓶在画廊中央一字排开，其实是其他艺术家的肖像；远处是Angela Bulloch的作品《人造卫星与上层建筑》（Superstructure with Satellites）——颜色鲜艳的巨大沙发。

这些大得出了格的作品很多都仿照了家庭用具，就好像乱七八糟的房间一样。我和MACRO的馆长Luca Massimo Barbero说起这种感觉的时候他环顾四周：“啊，我们还需要一口浴缸”。说这话的时候他正站在Uklanski的作品《无题》（怪兽）前面，这件作品看上去就像老奶奶编织的篮子的精神分裂版。这些幻想其实无关紧要。正如策展人Cristiana Perrella所说的那样：“这是我在这儿见到的最好的展览了，展品和展览空间的互动很成功。”两个展厅里的共38件作品无论是从视觉上还是从题材上彼此都进行了对话，而且又不失自己的独特气质。

在前宰猪场的耀眼灯光下，鸡尾酒会开始了。各种小吃被放进了半透明的盒子里，所以不亲自品尝根本难以区分甜咸。Sala Uno总监Mary Angela Schroth对这次展览大加赞赏：“看看这些收藏！简直不能相信个人的艺术收藏能达到这个水平。”的确，这次展览的重点在这儿：Patrizia Sandretto Re Rebaudengo是意大利最优秀的收藏家，这不仅是因为她的收藏（既有意大利本土的，也有国际的；既有功成名就的，也有卓然而起的）还因为她最近创建了FACE联合会，调动了欧洲5个非盈利组织投入资源联合办展（罗马的另一个当代艺术公共机构MAXXI正在利用私人藏家的赞助为其新楼增添收藏）。我正和Emilio Re Rebaudengo说话的时候，一个穿着讲究的女士过来和我说：“再见，幸运的孩子！”也许她见过Emilio的人工草坪足球场，这个足球场和这家人在都灵家中收藏的装置倒是很协调。

— 文/ Cathryn Drake, 译/ 梁舒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