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太平广记”新闻发布会现场；右：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
全文摄影：窦子
曾被西方某媒体报道“一开馆就荒废了”的红砖美术馆自2012年底开馆展后就归于沉寂。投资人、创办人闫士杰从2007年开始收藏当代艺术，藏品虽然还不多，但“都是大件的、水准很高”。在国内外各种艺术资源暗涌一年多之后，今天他以红砖美术馆馆长的新身份高调亮相，消散了之前坊间的一些传闻。红砖美术馆占地二万平米，其中8000平米是室外园林，设计来自著名建筑师、北京大学建筑研究中心董豫赣教授，在大陆建筑与园林都出自同一位设计师不太多见。闫馆说他最早受到丹麦奥胡斯美术馆（ARos Aarhus KUNST Museum）的启发，吸收了很多营养，而且红砖还有一个优势，就是这么庞大的美术馆的地是自己的，没有房租的压力。重新开馆选用宋代大书《太平广记》为题，是否是一种新的信号？美术馆位于郊外，紧临一号地艺术区。辗转从马泉营地铁站上来，为了赶时间打了一个摩的，可能是今天来的人多，200多米的路程居然坐地涨价到10块。赶到现场新闻发布会已经开始。
美术馆大厅正中悬挂着27个晶莹的多面体，非常高大上，“这是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2012年的最新作品《声音银河》（Your Sound Galaxy），是他近年来很重要的一件作品，亦是红砖美术馆的重要收藏之一，在未来的规划中可能会拿出一个大展厅来专门为其做永久收藏。“很多国内藏家可能会有一个起步阶段的试探性尝试，从自己比较熟悉的领域开始，但他不是，”新任红砖美术馆学术部主任的唐泽慧热情地向我介绍着，身边一个漂亮女孩突然问：“奥拉维尔这件作品多少钱？”唐泽慧很职业地回答不便透露。这个女孩子转而又问我，没想到问题是：“在现实生活中你是否遇到过一些灵异事件？”我问她为什么问这个，她说正在中央美院上学，这个展览有一部分与灵异有关，她很感兴趣，专门过来想做些调查。“嗯，有过，但不多……”我很想回答她的问题，但还是先去听新闻发布会吧。进到会场策展人高士明正在阐述“太平广记”的策展理念与背景，“这是当下对一千年以前的一次呼应……这是一个运动中的展览。值得注意的是这其中‘叙事’作为一种策展方法，同时也是创作策略，贯穿着从创作到开幕、直至展出的全部过程。”有趣的是，只有一位参展艺术家张永和与闫馆，三位策展人以及学者朱琺参加了新闻发布会。
左：作家邱华栋与策展人侯翰如；右：红砖美术馆创办人、馆长闫士杰及夫人曹梅女士.
我与几位媒体的朋友期待着媒体导览，但由于新闻发布会推迟开始，现已是四点，嘉宾陆续在进场，工作人员无奈地说导览取消了。在大厅璀璨醒目的“星空”下，开幕仪式启动。范迪安馆长的发言总是激情澎湃、指点江山：“红砖美术馆的成立，是在用自己的文化视野和对当代艺术的关注形成一个新的公共文化平台，无疑是整个中国文化、中国艺术、中国美术馆发展的标志。”现场掌声雷动，很多在Art Basel香港见到的人都来到现场，侯翰如、张颂仁先生周围人流不断，我闪出来准备先去看看展览。
在通往展厅的路上碰到参展艺术家白双全，他昨天晚上在展馆连夜筹备作品《弥散》，这也是本次展览唯一“不可见”的作品，源自《太平广记》中的鬼故事。听说他邀请了几位道士昨晚在整个展场专门做了招魂等法式。我直接问他哪里有鬼？他灿烂地微笑：“嘘，小点声，别让别人听见，那样就没有惊喜了。这要看机缘，总之你可以去最黑暗的地方看，但我希望你最好不要看到。”我一边琢磨为什么最好不要看到，一边走向他身后、一层中间的展厅。这个展厅两边分别是两条黑色的通道，六块屏幕同时播放着不同画面、优美委婉的影像，虽然没有标签，但明显是杨福东的作品。白双全的话激发了我的好奇心，我特意走向展厅靠墙最黑的角落，企图撞鬼，甚至把墙角看到的一丝微弱光线都想象成是否是他的作品。穿过这条黑色的通道，豁然开朗到一个明亮的大展厅，吴山专&英格夫妇（Inga Svala THORSDOTTIR）的架上作品展现在眼前。吴山专正在给老朋友朱加讲解作品，另一边艺术家张慧安静地站在一幅画前端详许久。很高兴碰到不经常出现在展览开幕的艺术家沈远，音乐家朱哲琴。
转过去，来到一间装置密布到几近无法呼吸的大展厅，这应该就是邱志杰的《邱注上元灯彩图》。艺术家在一位藏家家中看到《上元灯彩图》原作后受到启发，开始着手这个系列的作品，计划根据金陵剧场的108个角色创作出108个“花灯”。这次展出的是已经完成的几十件装置作品，创作手稿在展厅两边一字排开。每个“灯”都带有隐喻，展厅顶部飞翔的大雁也许是乡愁，抖动的黄布、旋转的木球等分别代表妓女、太监、书生……好似一个博览会。“这个展厅真乱，”身边一位策展人感叹到。闫馆与高士明耐心地给来自人大，对外交流协会以及联合国教科文民间艺术国际组的十几位政府嘉宾观看讲解着每一件作品。这个展厅的两个入口处分别是黄永砯的《三摞，一堆，一摊》与汪建伟的《法人》。相对这边的喧闹，位于一层另一侧的陈界仁的展厅显得静穆。
左：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学院院长高士明；右：策展人张健伶，策展人郭晓彦与汉雅轩负责人张颂仁.
走出展厅，去庭院里透透气，碰到Artnet中国区代表张然，她神秘地说别去后院，那有一个湖，还有那个、那个…..她欲言又止，更增加了我的好奇心，直接向后院走去。这边很幽静，绿树环抱着湖泊，石块，迂回的走廊，石板路以及拱门交织出丰富的层次感，感官上很享受。艺术家江大海说这是他看到的目前北京最有建筑特色的美术馆。半路上碰到前林冠画廊艺术总监旷为，于是邀他一同前往，这里他曾经非常熟悉，2012年红砖美术馆的开馆展就是他策划的。首个展览的风格与今日二次开馆的风格迥异，当时选择的都是西方著名艺术家，今天则是中国大咖＋年轻新锐。穿过一道门终于来到后院，小山坡的草坪上立着一个黑色的几何体，这是奥拉维尔•埃利亚松参加2003年威尼斯双年展时丹麦馆的参展作品《盲亭》(The Blind Pavilion)。这件作品最奇妙的就是，如果你站在亭子中间不动，看到的只有四周环绕着的黑色玻璃，什么都没有；但其实你迈出一步，随着光线的变化，你就能看到玻璃中反射的外面的风景。很想知道张然到底看到了什么，也许她碰到了白双全不可见的作品中的另一部分？因为艺术家展前邀请了几十位志愿者，随机安排在开幕现场传播灵异能量。
晚宴间把忙着招呼各路宾客的闫馆抓到，与其闲聊几句，问及他为何两次开幕展风格如此不同，中间又为何休业1年多，他说：“第一个展览不是开馆展，是试运营的一个展览，我们选择了国际性的艺术家。因为我们当时刚刚进入美术馆，中国艺术家很多，我们想之后把这块理解得更深再介入，所以先以西方入手试验磨合一下，达到的效果比较理想。首展做完也发现我们最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的功能有缺失，比如美术馆的教育功能，还有餐厅、咖啡厅、俱乐部等配套设施都必须要有，所以之后我们又梳理出很多新的建筑。同时我们也用这段时间与很多中国的艺术家、画廊、策展人去交朋友，我们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渗透才会有今天这个展览，这一年实际上我们是在做准备。我们必须找最好的艺术家与策展人。”闫馆介绍到本次的展出作品都是艺术家围绕“太平广记”这个展览创作的新作，没有现成品，制作费都来自红砖。其中有些作品收藏了，有些还在协商中。对于红砖不设艺术总监，闫馆回应：“希望未来能与不同的国际、国内重要策展人合作。一方面避免展览类型化、单一化；同时不同的策展人也可以把他们的资源和优势都带过来，让美术馆更加丰富”。谈到红砖的未来，他说还会增加国际艺术家驻地项目，并会开辟出一个空间专门提供给青年的策展人和艺术家。
迅速用餐后我重返展厅，想去看看二层与地下一层。沿着螺旋上升的楼梯走上二层，原来建筑师张永和的作品在这。他谦虚地说：“其实我不知道自己这次参加这个展览干什么，一切都源于我前一段读到的19世纪爱尔兰的一本小说《第三警察局》（The Third Policeman）。它核心的问题其实是探讨真伪科学，由此我也在想真假知识的问题。我想探讨阅读今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的思维以及生活模式发生着作用？”在小说的基础上，张永和创造了一个剧本，根据剧本又延伸出今天的作品，看着这些舞台与木偶，如果不读剧本比较难理解他作品的涵义。在二层展厅溜达，看到本次参展的两位年轻艺术家之一冯冰伊的影像装置作品《再见，米斯瑞》，她刚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艺术系，在这个开馆展上能看到如此新鲜的面孔惊讶伴随着欣喜。
左：艺术家王友身，白立方（香港）的周晓雯与艺术家邱志杰；右：艺术家林天苗.
经过一面似真似假的前言墙“多余的话”（引自瞿秋白最后一本书），来到本次展览与写作有关的部分。本次展览最年轻的策展人、邱志杰的学生张健伶贡献了很多有趣的想法。她给我介绍在做这个展览前期调研时，她偶然接触到法国乌力波（Oulipo，潜在文学工厂）这样一个团体，“我在想，对于当下中国与我同龄的年轻写作者，他们在进行怎样的实验？他们对整个写作过程、生产过程在进行怎样的反思？现在的作者不仅是把一个文本输入出去，其实作者本人已经在发起很多超越文本本身的试验。2011年在杭州成立的 “联邦走马”就是这样一个写作群体，相对松散，灵活激动。除了阅读研究之外，他们还发起很多不同形式、很多超出我们想象的实验，从恶鸟的‘幽灵写作计划’到乌青的‘文学币计划’，都挑战着传统对于写作的想象，他们的“小出版”立志成为中国的’午夜文丛’。 他们最有趣的还不是文本上的试验，而是对文本生产、流通过程的试验”。展厅中提供了一个写作者房间，现场有奇怪的申请表，在展览的三个月中可以开放申请写作驻留计划。以展览的形式尝试打破艺术与写作界限是本次展览的亮点之一。
坐电梯下到地下一层，一进展厅就感觉到点阴冷潮湿。这一层都是年轻艺术家郭熙的作品，同样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本次展览中他虚构了一个艺术家“賈斯文”，“两个人”共同创作了展出的绘画、装置等作品。穿越展厅时，看到两个女孩惊叫地跑出来，我问怎么了，一个女孩害怕地说；“里面有…有……”，我想这也许是白老师说的地方？一条狭长的走廊，地上撒了很多大米，往里走，一张木桌子摆放得很象祭坛，上面同样撒满了米，红色的小蜡烛摆成一个个小方阵，伴随着燃尽的香灰，好像某种仪式，两个人形面具躺在桌上。桌子后似乎包裹着一卷长长的东西，可能是最近在看《汉尼拔》，我本能联想到尸体，看了一会，好在它没有动。继续往深处走去，越来越黑，我也有一点害怕，在尽头有一扇半开的门，往右拐，还有一个门，里面是一片黑暗，我没有再往里走。推了一下那扇半开的门，关不上，里面好像有东西，一个柱子？看不太清。走回门口，那两个女孩还在，她们小心翼翼地问我看到什么，我说没有，伴随着一丝失落。一个女孩说里面有扇门，自己突然开了，她看到里面有人影……好吧，我的“机缘”也许还没到。
无论是Olafur Eliasson的黑亭子，Tino Sihgal的黑房间，这条黑色走廊，还是这个展览，预设的未必是真的。整个展览我一直在寻找幽灵，但抱着目的与假设会让人与作品越来越远。想到刚才和张健伶聊天时她说：“这个展览也是我们对观众被动观看的一种反思。希望每个人都可以从更能动的角度去和作品发生关系，如何去接近作品，如何去开辟出更多的角度。
左：艺术家刘韡与白双全；右：艺术家朱加，吴山专&英格.
左：收藏家余德耀夫妇；右：“天人之际”展览剪彩现场.
全文摄影：姚梦溪
距开幕还有一个多小时，由藤本壮介（Sou Fujimoto）设计的余德耀美术馆（The Yuz Museum）大厅已略显拥挤，好在建筑上下错层丰富，每位等待的观众都找到了合适的一角围观即将发生的一切。入口前方平台莫瑞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橄榄树附正方体泥土底座成为大厅最高点，曾担任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馆长的杰弗里杰弗瑞•戴奇（Jeffrey Deitch）公开表示非营利性质的博物馆面对私立收藏机构的各项有利条件倍感压力，他提到余德耀为收藏卡特兰的橄榄树承诺建立专门的玻璃暖房，并也因此可以与画商讨价还价。
转眼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拖着行李赶来，同时艺术家施勇也在微信朋友圈里称刚到达机场，打算放下行李再奔赴开幕晚宴。当日香港艺术博览会还在进行中，问起销售情况，多数画廊家脸上洋溢起轻松和满意。连续多年参展的画廊家透露今年的明显趋势是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占据了主要销售份额，去年带来西方大牌艺术家的画廊也纷纷调整策略，选择自家代理的亚洲艺术家参展。
有藏家说这次去香港什么都没有买就回来了，初到博览会情绪还高涨，多逛两圈冷静下来就有些困惑，到底应该买什么。不管是否考虑升值空间，但必须要考虑自己的荷包。以前买作品都是跟着感觉，买自己喜欢的作品。但看了那么多年后，有个一直解决不了的疑问就是：如果在历史中，只有部分艺术家被保留下来，那是不是还有很多被遗忘了，能够操纵这一个机制的究竟是谁？是不是跟艺博会一样，在藏家挑选之前已经被某些系统筛选过了？
左：艺术家王晋，艺术史家、策展人巫鸿与艺术家张洹；右：收藏家乌利•希克（Uli Sigg）与艺术家彭禹.
剪彩、致词、导览，常规且简单，西式冷餐晚宴在美术馆外的柏油路院子进行，此时有些人拖着疲惫的身体早早离场，也有些人刚刚进来。策展人鲍栋觉得余德耀美术馆光从空间设计，展厅规划，室外布局都算不错，考虑作品的展示的话，空间也相当好用。另一位年轻藏家比较了龙美术馆后说，龙美术馆的建筑更让他感觉震撼，而余德耀美术馆在收藏上更有系统。
晚宴致词时，余德耀谈及收藏的选择，他说每次收藏都是被作品感动买下的，没有其他原因。主持人借此打探，这些展出作品占收藏的几成？余德耀坦言，确实是一小部分，为收藏他也交过高额的“学费”，买错过不少东西。多年前初次与巫鸿相识，巫鸿看了他的藏品，却没有和他聊。几年后才明白，当时巫鸿“看不上他的收藏脉络”。现在他跟巫鸿有个君子协议，他只管收藏，巫鸿帮助他展出，所有作品都从收藏里选。这次展览巫鸿以“神话”和“历史”为开篇线索，把展品分成两个部分，大部分展出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作品几乎都很熟悉。原龙华机场的机库改建而成的展厅，放置阿德尔·阿贝德赛梅（Adel Abdessemed）长达27米缠绕在一起的飞机装置，显得措措有余。据美术馆工作团队称下一个展览将是阿德尔的个展，其中一个考虑因素是，他的作品体量够大。
左：艺术家张恩利，DSL收藏的多米尼克·勒维（Dominique Lévy），柏林Auguststrasse画廊主迈克尔·富克斯（Michael Fuchs），DSL收藏的西尔万·勒维(Sylvain Levy)；右：余德耀美术馆的魏颖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
第二天的开幕论坛上，十多位馆长、策展人、学者从对当代艺术的展示和研究谈到开放对象、定义下的公众、甚至论及他们自己算不算公众。有位观众说，当她还在学校的时候，根本没有兴趣参观学校展览，但是现在她有兴趣了，却已经离开学校的环境，来美术馆租一个录音设备听短短的介绍完全不够。针对她的问题，可能并不存在直接的答案。午歇时，策展人凯伦·史密斯表示余德耀美术馆的藏品对公众来说仍是相当前卫的，他们理解起来可能会有困难，这需要时间。
美术馆除了承担公众教育的功能，还必须履行研究的职责。巫鸿介绍，在西方收藏机构，除了私人美术馆和国家美术馆，还有学校美术馆。学校美术馆除了承担学校学生的作品、项目展示外，也进行研究和收藏。亚洲艺术文献库的杜柏贞（(Jane DeBEVOISE）女士比较国家美术馆和私人美术馆，认为学校美术馆的实验性最强，并且花费也最少。这无疑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角度，上海有许多美术馆，因为公众角色的模糊，很难去界定各个馆所能承担的不同研究。但当某一种视角在当今社会向消费行为倾斜后，能否找到其他的方式查漏补缺?
左：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馆长龚彦；右：余德耀美术馆开幕论坛.
左：Art Basel亚洲总监Magnus Renfrew；右：策展人岳鸿飞（Robin Peckham），《艺术界》副主编洪迈（Einar Engstrom）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
全文摄影：杨北辰
香港大致是这样一个地方：你总是带着某个目的而来，然后带着某个达成的目的而去，其间也许舒适，也许失措，但大抵都是以过客的速度，或不相干者的姿态。在从机场奔赴酒店的出租车上，司机操着纯正的港式普通话问我们：“你们是来参加那个XX交易会的吧？最近来了差不多7000人，酒店都住满了。”我们解释道，我们是来参加Art Basel的，一个艺术博览会，不过司机业已认定“XX交易会”与“艺术博览会”无甚差别，且我们这些陆客终究是由于某些现实的缘由才出现在这个玲琅满目却又乏善可陈的岛屿上——不过话说回来，香港大概是这个星球上最适合进行博览会的地方了，就因为她的丰富与单调是如此亲密与和谐，这不正是博览会本质的写照吗？密集的楼宇，狭长的天际线，汹涌的人群，你在香港的每一个瞬间其实都置身于一场处于进行时的庞大Fair中。
到达香港会议中心的时候已是傍晚，VIP们早已将博览会“洗劫”了一番，各种红点贴满了展墙。在一层大厅David Zwirner展位处遇到年轻的画廊家晚晚，她直言这间画廊界的巨擘销售情况极佳，甚至“比历年都好”；而就在对面Marian Goodman的展位，年轻的批评家王辛正临时充当着“顾问”的角色：“没想到博览会会这么累！”博览会确实是一种汇集与相遇的景观，一种对于信息与网络的凝聚，各种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疲惫与兴奋纽结于此，在与《艺术界》新任副主编洪迈（Einar Engstrom）的聊天中，他也强调博览会能使“某些事情发生”的意义——就比如，我们又多了一个关于亚洲艺术的奖项：“亚洲艺术贡献奖”，而这个奖项促成了我们与很少出现在博览会上的陈侗相遇了。“艺术家只对两件事儿感兴趣：创作，以及收钱，荣誉对我们没用，”陈侗非常直接表达了对于获得“年度艺术赞助人”的感想。也许对这位创办了博尔赫斯书店机构以及录像局的美院教授而言，他并不稀罕这种以“年”为单位的头衔，他憧憬的事业需要更漫长的经营与更理想主义的激情；但对于一个奖项来说，将K11与录像局并置在一起，无疑说明其试图在中国的当代语境中提炼出一种更加“普世”的视角。
左：汉雅轩画廊负责人张颂仁（Johnson Chang）与长征空间负责人卢杰；右：策展人李振华.
博览会中的每个人都似乎是波德莱尔笔下的“闲荡者”，看似漫无目的的在展场内不断巡游往复，并不规划自己的行动路线与速度，但实则却各怀心事，暗中重新布置着整个展场空间。这与美术馆经验的不同之处在于，这种宽泛的观看、选购与交易的场景，既使得艺术品在此获得更加丰富与潜在的涵义，随时准备着被填充到更加复杂的句式之中，以获取某种重新进行自我表述的可能，又使得观者在策展或者博物馆学的逻辑链条缺失的情形下，仅仅面对艺术品的纯粹可见性，迎来某种主动的经验整合契机。比如，整个场地里观众最多的作品要算是何翔宇的《马拉之死》以及王宁德的“有形之光”系列了。前者的故事自不必多说，不过按照空白空间执行总监张迪的说法，“简直成了拍照的景点”，不同的观众以不同的姿态与这个倒毙的形体合影，积极的将自身融入到一种想象的艺术场景之中；而王宁德的新作则利用视觉上的错觉技巧，使观者无法找到一个真正适宜的观看角度，人们在作品前如潮汐般忽近忽远，试图弄清楚图像细节处的幽微。
今年新设的“光影现场”（Film）单元吸引了不少人的瞩目，在展场中恰好遇到了策展人李振华，他正赶往该单元的开幕仪式，在很短的途中他谈起了录像艺术的发展问题：“这很类似爵士乐的发展，以前爵士乐队都规模很大，成本很高，后来慢慢缩小，最后到了大萧条时期就出现了以solo（独奏）为主的新形式了……”还没等他阐释完这套独特的理论，迎面便遇到了Art Basel Hong Kong的负责人Magnus Renfrew，遂结伴前行。“光影现场”设在会议中心旁的香港艺术中心，与主展场相比略显局促，而且除了叶凌瀚之外，并没有看到其他入围的内地录像艺术家的身影，倒是聚集了很多日本艺术家，尤其是格外醒目的组合Chim↑Pom，其中女性成员ellie的金发性感装扮着实令人侧目。
左：《艺术界》、《艺术新闻/中文版》 执行出版人曹丹与收藏家宫津大辅；右：艺术家汪建伟与郑胜天.
根本没有时间看完整个单元的放映，博览会是永远赶场的节奏。参加了维他命艺术空间的艺术家黎清妍（Firenze Lai）的个展开幕，再经过无比漫长与绝望的打车历程，大家终于挤在狭窄的阁楼上开始品尝美味的东南亚菜肴了。艺术家李杰（Lee Kit）开始了他惯常的对于香港社会的各种吐槽，以及顺带表达了对大陆的纠结看法：“我有好多大陆的朋友……应该把那些逛尖沙咀的富人们拉去填海……”恰好看到身边不远处坐着今年上海双年展策展人Anselm Franke，便不由自主的问起上双的准备工作：“你只有六个月了，这可和台北的时候不一样……”“是的，完全不同……所以，我们必须用‘上海的时间’完成这项工作……”太吵了，对话无法进行下去，况且，另一边艺术家郝量正和Para Site空间的两位策展人Cosmin Costinas（来自罗马尼亚）与Inti Guerrero（来自哥伦比亚）进行着更为“吸引人”的谈话，从球星哈吉到刚刚去世的马尔克斯，艺术被“地缘政治”所取代，大家在闲聊中驱散着博览会带来的过剩的艺术味道。
每年与Art Basel平行发生的辩论大戏Intelligence²在翌日下午拉开帷幕。今年的主题颇有指向性：“亚洲应该先为穷人营建，而不是为艺术”（Asia Should House Its Poor Before It Houses Its Art）。大家不禁窃窃私语：这到底是在戳上海的痛处，还是将矛头指向M+？正方由评论家Jake van der Kamp以及印度社会活动家Vishwas Kulkarni组成，反方则是田霏宇以及来自泰特的策展人Jessica Morgan的“美术馆组合”。正方的道德制高点异常明显，所以一开始便咄咄逼人，从现实层面出发抨击美术馆无法实现真正的公共性与民主性；而反方则沿着美术馆的历史、教育以及社会意义展开，田霏宇声称“美术馆是一个可以提出根本性（fundamental）问题的地方”，从馆藏出发，我们便可以去追寻我们自身的历史与身份记忆，而Jessica Morgan则强调泰特每年庞大的接待人数，以及这其中潜藏的公民教育意义。然而最终正方的胜利证明了人们对美术馆背后资本角色的怀疑超越了那些诗意的功能，在贫富差距依然巨大的亚洲，营建所意味的各种力量，从政府、地产商到博物馆体系，都无法提出一种艺术先于人权的完美解答，甚至只能避而不谈——虽然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美术馆的大行其道往往与急速的经济发展与尖锐的阶层对立同时发生。
左：艺术家张恩利夫妇，香格纳画廊的陈艳与施勇；右：艺术家村上隆（Murakami Takashi）.
香港之行的最后一站是亚洲艺术文献库（Asia Art Archive），在这里，亚洲是永恒的主题/主体。在Art Basel期间，亚洲艺术文献库组织了一系列的研讨活动，我适逢马来西亚艺术家黃海昌（Hoy-cheong Wong）题为“愤怒，希望与爱：工作于社群与住房之间”（Rage, Hope and Love: Working with Communities & Housing）的讲座，而此处的“Housing”恰好与Intelligence²的辩题相映成趣。伴随着幻灯片中那些在艺术家的干预与介入下得以改头换面的社区风貌，博览会的场景却在我脑中挥之不去，甚至越发清晰与明确，却并非趋于某种批判的情绪。这是两种状况，两种态度与形式，就像在最后一天，与艺术家徐渠站在会议中心外面的空地上抽烟时，他谈起自己体量巨大的作品《征服》：“‘假大空’不是问题，我就是要揭示这个系统有多么的疯狂。”他也许真的做到了，用最廉价直接的方式制造的奇观横亘在我们的视野中，这是一种快感的旋律，狂欢的气氛，但在那巨大风帆下的我们确实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吗？
右：博尔赫斯书店机构与录像局创办人陈侗；右：艺术家张鼎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
左：艺术家张恩利，K11艺术基金会创始人郑志刚和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右：艺术家黄汉明在Absolut Art Bar.
艺术巴塞尔，迈阿密巴塞尔，香港巴塞尔…巴塞尔巴塞尔巴塞尔。
今年，第三届Frieze纽约跟第二届香港巴塞尔几乎追尾撞上了，就好比衔接不太一致的淡入淡出镜头一样，有些人在一个城市睡过去了，两天后醒来发现自己换了个地方，不知道身处地球哪端。
不过没关系。我还不知道我究竟爱不爱香港，因为我不太确信我是不是真在香港，还是说，我眼前的这个“香港”只是给又一个巴塞尔艺博会装的门面而已。（很漂亮，玻璃，港湾，霓虹闪烁，小山坡亚热带的植物。）
至少我确信我们是在巴塞尔艺博会上，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才周一，我就已经在一场晚宴里了，这场晚宴是K11艺术基金会为张恩利举办的，在Gaia Ristorante，我想着我和我同事当晚在另两场晚宴的座位安排, (分别是亚洲协会香港和伯格收藏的宴会)，来回的路途感觉就如一杯被赞助的香槟酒（瑞纳特？伯瑞？）那么惬意。
左：艺术家和画商Emmanuel Perrotin；右：汉雅轩画廊负责人张颂仁.
很奇怪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混在了一起，就连那些新生事物也是。那不是上周在纽约才见过的Bernadette Corporation艺术小组，还有K-Hole，还有突然冒出来的观念品牌战略专家Paloma Powers？“Paloma is our alibi。”安德烈·希尔（Andrea Hill）在都爹利会馆周一晚的活动上告诉我。都爹利的活动聚集了一些最棒和最活泼的（或者说最干渴的）人，大家庆祝田霏宇的展览“后感性后遗症”。“她比Reena Spaulings还吓人。她真是个恐怖主义大贱人。”有人说，帕洛玛错过了她从新加坡的转机航班，但是第二天她的新办公室亮相时，iPad用户们代理们宣传她曾在推特上说几句箴言：“当每个表面都变成一个屏幕时，你想看到什么回望你呢？”
和很多类似组织一样，我并太清楚Paloma Powers的人到底是做什么的，确切而言，他们的故事有一定的黏度，既然我们现在都在事物的表面上滑来滑去，也许有黏度就够了。从那里开始，是史戴西·恩格曼（Stacy Engman）在Joyce百货大楼的Art Capsul艺术时尚发布，之后兜兜转转穿过毕打行的大理石走廊，从汉雅轩（谷文达）到高古轩（贾科梅蒂），到莫品（Hernan Bas），到Simon Lee（Toby Ziegler）, 之后坐车到干诺道鲁50号，白立方(Mark Bradford)和贝浩登（Ryan McGinley, Jean-Michel Othoniel）。我们穿过维多利亚港，到九龙，再到半岛酒店，去林明珠在嘉麟楼为苏笑柏举行的盛大宴会。邀请函底下简单写着“香港亮”（HONG KONG GLAMOUR），我不知道这是着装要求还是说只是一个事实阐述。
有人告诉我：“在香港只有十三个人重要。超过一半都来了。”我倍感欣慰，得知亚洲艺术文献库的创办人徐文玠和亚洲协会总监招颖思（Melissa Chiu）都挤在闹哄哄的人群中。林对着麦克喊：“快点！每个人都坐下！我好饿！”
左：画商林明珠；右：长征空间的卢杰.
“我有点怀念嗑药的日子了，”一个经纪人第二天在艺术巴塞尔的开幕上说。“那会儿我很专注的。中午前我就需要把一切搞定。”现在我们都是“后嗑药”的状态，当然注意力也跟着滞后了。Frieze上的消耗开始显露痕迹，注意力开始减退，很多人都不得不接受这个事实：时差症确实存在。
“你知道半夜上床睡觉时，就会有什么东西出问题，”艺术巴塞尔总监马克·斯皮格勒（Marc Spiegler）在会议中心跟时差倒不过来的众人说。当然他一点儿问题没出，忙得目不暇接，四处赶场，宛如我们时差梦里又一颗运转良好的卫星。
其他的Frieze=>巴塞尔同志们，如萨迪·科斯（Sadie Coles）,许宇，长征的卢杰和David Tang, 罗康·奥尼尔（Lorcan O’Neill）, 西恩·凯利（Sean Kelly）, 詹姆斯·科恩（James Cohan）, 杰·乔普林（Jay Jopling）等等，尽管之前经历了转机、延误、十六小时飞行，都在积极露面。“我这里有个画廊，我必须在场，” 乔普林说，他跨越了无数个时区。“从早晨六点我就开始打电话，跟纽约那边出价。”
左：画商Michael Janssen和艺术家手塚愛子；右：画商Edouard Malingue.
在纽约，佳士得战后和当代艺术刚刚成交额升为七亿四千五百万美元，“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亚洲藏家们非同一般的阔绰，”《纽约时报》的凯罗·沃格尔报道：“‘我认为他们是胡佛牌真空吸尘器，这些人什么都买，’”她引用比尔·贝尔（Bill Bell）的话，后者因为没有买到沃霍尔而耿耿于怀。
哈维·皮里斯（Javier Peres）说：“人们谈论钱和艺术，好像这是个新话题一样，”说着，他亮出亚历克斯·以色列（Alex Israel）的一个亮闪闪的新作，艺术家的第一张画在拍卖会上就打破了百万的记录。“狗屁新话题啊！”春风得意到不行。“回去看看你的历史书好吗！”
加上香港，“巴塞尔走向世界了，”博览会庞大的新画册上宣布。不过，“有一种奇怪的断裂感，” Marian Goodman的柯特妮·普拉默（Courtney Plummer）说，我们眼前穿梭的人都在尽心寻找那些传说中的藏家。一个博览会如今在每个港口都有，也许不必非得跋涉到某一处。“越世界化，就越本土化。”
左：活动策划Tolga；右：M+ 策展人陈伯康和 Art Basel的黄小璐.
同中存异：当天晚上，湾仔的艺术经纪人马凌（Edouard Malingue）和麦克·詹森（Michael Janssen）举行的一场屋顶狂欢，午夜前遭被警察叫停，我意识到这里不是迈阿密巴塞尔也不是巴塞尔，之所以这么说，唯一的愿意是似乎没人愿意跳出来抗议。事件避免了冲突，我们在托尔加（Tolga）的Fair Club进进出出，这玩意从巴塞尔到迈阿密再到巴黎运过来，最早出现是2008年在Le Baron门口。
“欢迎来到我的party!”当我们走出电梯进入Kee Club的“五十年代圣殿”时，托尔加大喊。我知道此时我身在香港不在巴塞尔的巴塞尔的原因是…其实我根本说不出来是为什么，我们全球化得如此彻底，最终走向了本地化，或许应该反过来说，而那座瑞士小城已经跃跃欲试地想一统世界了。不过，只要我们还觉得好玩就行。你会在哪个巴塞尔呢？
左：现代传播的叶晓薇；右：Paloma Powers的Andrea Hill 和Samantha Culp.
左：中国驻德大使施明德，活动组织者、德中文化交流会主席张彧博士, 柏林市长Klaus Wowereit；右：展览策展人Andreas Schmid. 摄影：Camilla Lobo
进入“八种可能路径”的展厅，我必须先穿过一个狭窄的走道，走道里充满了北京胡同里录制的各种声音。艺术家秦思源在这件作品里收集了老北京胡同里日常生活的各类噪音和音响。装置《胡同声音》（2014）在引导每一位参观者进入展览的同时，也提出了德国有关现代中国语境讨论中的主要话题之一，即：在大商场逼迫下面临消失命运的胡同。
周二晚上在Uferhallen的开幕式吸引了很多外交上的关注。Uferhallen原来是柏林公共交通系统下的一个车库，现被改装成当代艺术展示空间。展览是2014年柏林－北京结为兄弟城市二十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过去几个月，整个柏林都笼罩在中国热的氛围之下：首先是习近平首次正式访问柏林，而德国人最喜欢的艺术家艾未未个展推迟很可能跟此次官方访问有关，后者在Martin-Gropius Bau的展览开幕式可谓盛况空前。
过去几个月，德国各大媒体都纷纷刊载了批评、分析和观点文章，讨论此次得到两国官方支持的展览将如何改变现有的话语叙述。艾未未个展开幕后，Niklas Maak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 “不是只有艾未未”的文章。但在其他相关的中国艺术家里，作者只列举了一个例子：某人工作室前助手，赵赵。“八种可能路径”是建立新叙事的一次尝试。
左：参展艺术家王卫，参展艺术家秦思源；右：参展艺术家厉槟源行为现场. 摄影：Camilla Lobo
面积巨大但人潮涌动的展览大厅依旧保持了车库空间的魅力。活动组织者／德中文化交流会主席张彧教授和柏林市市长Klaus Wowereit，中国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共同为展览揭幕。现场观众里包括了大量德中文化交流或艺术交易产业里的相关人士。柏林亚洲艺术博物馆馆长Klaas Ruitenbeeck面带微笑地穿过展场，对我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对孙辈的成就由衷感到自豪的祖父一样。” Alexander Ochs在接受德国电视台的采访，而北京空白空间的东家田原则由艺术家何翔宇陪同。
郭晓彦，施岸迪（Andreas Schmid）和艾墨思（Thomas Eller）一共选出了23名年轻中国艺术家参展。“要决定最终入选名单是不是很困难？”我问施岸迪，据说他过去六个月里造访了超过80名艺术家的工作室。“整个过程真的让人兴奋，”施岸迪告诉我说，“但这并没有让我的工作变得更容易。”
柏林收藏家Erika Hoffmann很高兴在展览上看到她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阚萱的作品。她指着两件录像作品对我说：“录像艺术在中国还没有成为一个被建立起来的媒介，所以还有很多实验和探索的空间。”《没有！》（2002）描绘了成千上百只昆虫寻找某物未果的过程，充满幽默感地指涉了阿富汗战争期间美军在托拉博拉山区洞穴里拼命搜寻本拉登下落的“持久自由行动”如何体现在媒体的疯狂报道中。录像的主角和美军一样，最终什么也没找到。
左：维他命空间的希蓓和展览策展人郭晓彦；右：威斯特法伦-利珀区域文化部主管Barbara Rüschoff-Thale, 普鲁士文化遗产基金会主席Hermann Parzinger. 摄影：KOWA-Berlin
将23位中国“年轻”艺术家聚齐到一起，把他们的作品限定在民族国家和政治系统之内自然伴随着危险。然而，由柏林中画廊总监卢梅和杜塞尔多夫Philine Cremer画廊总监Philine Cremer支持选择的这部分艺术家取得了巨大成功。中画廊和Philine Cremer都没有挑选任何自己画廊旗下艺术家参展。卢梅告诉我说，中画廊目前正在筹备一个驻留项目，意在建立一种更加多面多元的文化交流模式，尤其针对中国和德国的年轻艺术家；画廊同时也在物色新人。
一部分参展作品比较靠近柏林人对中国艺术生产和市场的既有想象。比如，何翔宇的《可乐计划》（2009－2011）雇佣了一批民工在18个月期间将120吨可口可乐熬煮成固体。此次是该作品首度与德国观众见面。2010年在墙美术馆首展时，像岩浆一样的可乐残渣覆盖了整个10 x 7米的展厅。而柏林的展览上，我们只能看到一块装在玻璃柜里的黑色固体。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什么国家能够做到如此大体量？
但何翔宇那件模拟某著名艺术家脸朝地的超仿真雕像（《马拉之死》，2011）又如何呢？这件作品的图片在德国媒体上出现频率最高。Niklas Maak在《法兰克福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此次群展的展评。文章题目“我们将保持结论开放”出现在5月5日报纸头条上，旁边就是何翔宇富有挑衅性的图像。
左：何翔宇《马拉之死》（2012）展览现场；右：李然《重新做人》（2012）展览现场. 摄影：Camilla Lobo
Maak在文中指出，中国驻德国大使为展览揭幕，彰显中国的“软实力”和中国文化部的文化关注点。显然，史明德以此次开幕为平台，对外展示了官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一个更包容的态度。“八种可能路径”通过挑选在作品中处理棘手政治问题的艺术家参展，为官方的说法提供了佐证。
我们可以说，这23名出生于1970－1986年间的艺术家提供了中国艺术的一个横截面。但对于中国以外的观众来说，看到整体途径也许更加关键，而不是像德国媒体那样一窝蜂地把注意力都放在一个图像上。中国当代艺术有许多有待挖掘的层次和侧面，此次展览就为建立新的理解提供了通路。
批评家Maak文章开篇的问题是中国到底存不存在自由和独立的艺术。本次展览并不是为了证实艺术在中国已不受审查影响，而是为了表明两国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已经有了重要进展，同时让德国的观众看到一个范围更广，更多样的北京来的艺术。从这个意义上讲，它的确难得。
左：柏林文化项目机构项目总监Moritz van Dülmen, 展览策展人Tomas Eller 摄影：KOWA-Berlin；右：Alexander Ochs画廊主Alexander Ochs 摄影：Camilla Lobo.
左：博而励画廊主Waling Boers, 策展人郭晓彦, 艺术家Bignia Wehrli及策展人Andreas Schmid，摄影：Meta Marina Beeck; 右：艺术家秦思源及其友人，摄影：KOWA-Berlin
左：张鼎“一场演出”表演现场；右：“2014艺术北京”开幕现场.
全文摄影：陈熹
一年一度的“艺术北京”如期而至，但当日去博览会看作品兼顾社交的人群明显被“分流”：一部分人被林冠画廊傅丹（Danh Vo）个展的开幕所邀请，去Temple吃高大上的晚宴，另一部分人则在为稍晚艺术家张鼎于香格纳北京空间的“一场演出”做着摇滚的准备，故在家养精蓄锐。继而，这种分众效应所影响的不只是“2014艺术北京”，当晚整个北京艺术圈的人流都似乎在“多”与“少”之间进行着某种颇有意味的涌动。
在博览会现场“难得”见到一家韩国画廊（PYO GALLERY)，展位里摆出了金准植（Kim Jun Sik)在高丽纸上画的照片级写实油画，其中一幅将“喜羊羊”同“猫和老鼠”放到了一块，虽然两者都是扭曲儿童世界观的好伙伴，但看后还是令人捧腹外加不寒而栗。与画廊工作人员几分钟的聊天里，免不了谈到韩系画廊的生存现状，高频词都是“都走了”，“也快了”，以及“那他们去哪了呢”，“他们去了另一个地方”。凯撒贝塞什（亚洲）艺术中心占据两个展位，入口处在播放蒋志的“阿娇”录像。后来听一位艺术家介绍说，这个具有地中海古典名称的艺术机构其实是做新工笔起家的。“以前做新工笔，当时还比较便宜，运气好，收了不少，现在再做点别的。”由于我们的对话中多次用到“做”，而这种“做”又能在“艺术北京”上找到相应的现实结果，故而排比的听觉快感使人产生了造句的冲动：博览会上，机构（画廊）可以做一批作品，可以做一批艺术家，也可以做一批作品以及艺术家；既可以做艺术家的作品但不做艺术家，也可以不做任何作品只做艺术家。
左：艺术家张鼎；右：香格纳画廊负责人何浦林.
碰到杨画廊的金澎，不禁问道：“杨画廊怎么没参加？”答曰：“杨洋想要那种大的，两个展位的，但是没给到位，就算了，我们去香港。”真有趣，大家见面都说去香港，香港目前是迈阿密，不过你赶得上17日下午飞往上海余德耀美术馆的飞机吗？碰见马芝安（Meg Maggio）后与其兴奋的聊起艺门北京空间最近的两个展览。马芝安称赞余力为和赵亮“super smart”（很聪慧），“他们全自己拿主意，不需要我们的帮助，看当时那地上的灯光打得有多棒。”转到最后，注意到的依旧是：国外展商看起来只有一成——“艺术北京”前三届有一半的展商都来自国外），不过这几年这种“墙外不开花”的情况大同小异。外资画廊还在爱北京，但内心里也许已经默默的绝交了。而一些本土展商平时听不到什么响动，仿佛永远在“后台”开展着工作，但一到“艺术北京”就齐齐出现，看起来海外与本土势力似乎都在玩着“在”与“不在”的游戏。
九点坐上从“艺术北京”开往香格纳画廊的免费大巴，到达时刚好赶上第二支乐队的演出。张鼎这回“一场演出”的现场比2011年在H空间的“开幕”还要牛，稍微瞟一眼，估计现场至少有上千观众。“艺术北京”的人越少，这儿的人越多。“这儿的人还不够多，”中场时，张鼎帅气的表示，“颜峻帮我找到了刘立新，军械所乐队的吉他手，然后老刘就帮我介绍了这些乐队。”看起来这些乐队的粉丝也来了，表演时唯一在台下叫嚷的大概就是这些粉丝，“就是这儿的观众，都太温了，太温了。”
远看墙上好似挂有巨幅绘画，但“这个跟音乐很有关系”，因为它们是有烧灼痕迹的吸音海绵。等这个开幕结束了，“大家就看这个现场，这个舞台，还有（今天的）录像。”张鼎为现场做了吸音板，灯光，舞台，包括舞台上的异形音箱。不速之客乐队的主唱Voolcanoo（杨子）在休息时向我科普了几句：“这是在复制1991年莫斯科的那场演出，我们翻唱的是黑乌鸦（THE BLACK CROWES），属于（美国）南部摇滚。当时那场演出很轰动，苏联刚解禁，但还是有很多军队参加到保安工作，现场有直升机和坦克，观众和国家的军队有些冲突。”
左：收藏家余德耀，策展人顾振清，艺术家向阳与策展人田野；右：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
张鼎在和陆兴华的聊天中讲到：“我俩在多次的交流中逐渐发现颜峻是个谈判者，我是个制片人。”在此处，策展人（颜峻）和艺术家（张鼎）似乎真正达到了可以交换身份的地步，这也在于颜峻为这个展览的发生做了不少实质性的工作。专程前来看展的陆兴华说道：“这演出很残酷的，他们（乐队）会感觉不舒服，美术馆（画廊）就是压迫演出的，就把它当‘作品’一样来放，”但好在“颜峻和张鼎跟他们好好沟通过，这也是重金属摇滚乐和当代艺术的首次跨界，有意义。”他又补充道：“国外一直在讨论这个问题：美术馆最终会走向哪里？如果只能提供party就太文明了，有时需要一些具有反抗性的表演才能在今天立足，所以美术馆需要这样一些乐队来为自己辩护——我是重要的，我是可以成为广场的。”如今众人欢聚一堂意淫那场遥远的演出，除了耳朵麻木之外并不会激活我们“复仇”的欲望，将画廊变成公共空间的努力一直在当代艺术家中持续着，但这种从原生地移置来的表演并不会轻易地将残酷变幻为“高大上”，也难以使超正经的白墙画廊（美术馆）变得像草地一般开阔。颜峻在名为《金属不死》的前言里讲到：“是说占领美术馆吗？这大概并不是张鼎的本意。没有了美术馆和画廊，他靠什么生活？格罗伊斯和所有的汉斯，靠什么生活？何况那些披着大长头发的黑衣人，哪里都不会去占领……”最终占领美术馆的还是艺术家张鼎，没有张鼎的艺术家身份，这事也成不了；而美术馆（画廊）也只能留给艺术家来占领。尴尬的现状是：艺术家需要通过不断变换方式来持续重新占领美术馆（画廊），美术馆（画廊）则在被不断被占领中默默提高或改变对艺术家的门槛要求。艺术家与美术馆（画廊）的攻受关系在不断互换，过程中也许能达到彼此提升的效果。不过，怎么听起来像艺术家与美术馆（画廊）之间在共同布置一个长期的、大范围的、“变态”的局？但也许并不是吧。
左：瑞士收藏家乌利•希克
（Uli Sigg）；右：站台中国负责人孙宁和望远镜工作室的James Ela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