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泰普金：保管是门大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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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你已经知道我要说什么了，从那时开始，我们这家博物馆开始大量购买当代艺术作品，当时并没有将这些作品看做永久收藏。尽管很多博物馆开始建立了“永久馆藏”，但是我们对于当代艺术品的投入和倾注并没有改变。大多数其他的博物馆，无论是百科全书式的也好，还是当代的也罢，甚至都没有接受巴尔设想的关于当代艺术收藏的“遴选”环节。William S. Rubin设计出了一个将那些最不活跃的作品从收藏当中剔除的计划，但还是落空了，因为馆藏过于冗杂庞大。

大量的收藏成为了我们的问题，就好像无人问津的公墓一样，我们能够得出什么结论呢？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教训就是，警告那些胃口大开的策展人，我们的收藏已经多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进一步引进新的收藏之前，先去保管室看一看，至少也得在电脑上看看完整的藏品目录。女人的衣柜就是一个绝好的比喻，很像巴尔所说的“新的来，旧的去”的收藏政策。但谈何容易！大量的廉价品和赠品给我们这里带了道德、审美、经济和政治的问题。但要想提高收藏质量，找到“激活馆藏”的办法，首先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紧迫性。

我们之所以要这么关注收藏的问题，就是因为有些东西占据着空间，使我们没法收藏那些向往已久的艺术品。至少，我们也可以有机会向我们的前辈那样犯错误，但我们希望做得更好，今天我们做了这件小事，但从长远的角度看，意义却很重大。

意识到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我们当前面临的问题要比我们前辈面临的紧迫。巴尔所考虑的那些东西无论是从形状上还是规模上都还算保守。但相对晚近的一些作品，如James Rosenquist的《F-111》（1965）和Gerhard Richter的《1977年10月18日》（1988），光是这两件作品就占据了整整一个展厅。而当前，占据一个展厅的作品更不是什么稀罕事。出于这个原因，博物馆的收藏更倾向于那些大小适中的作品。谁也不知道有些人是否畏惧购买大型的作品。曾经有一个策展人，对那些能够让赞助人震惊的作品情有独钟，这时他可能和艺术家、保管人、模具师慢慢探讨这件作品的安装和保管要求，这可是个大工程。1950年代末，Dorothy Miller看中了巴黎莫奈的《睡莲》，但其巨大的尺寸却让巴尔一筹莫展。也许在今天看来，这些作品并不算什么，但我们对于尺寸的忧虑却并没有减少：我们能购买多少整间的展厅？随之而来的新问题就是，有多少房间的陈旧、废弃的艺术品需要重新修复、重新发掘，或者重新制作？

当然，保存和保管是两个密切联系的问题。就像现代艺术博物馆的保管部门的主任Jim Coddigton所说的那样，我们总是将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某些作品的收藏当中，这反映了我们根据目前的现实对未来的预测（在收藏保管的圈子里流传这这样一句半开玩笑的话：经典是被保管出来的）。但是，如果非要不断扩大我们的储藏空间，前提是既不扩大我们的实际空间，也不减少藏品，那么即便是最珍贵的艺术品也会面临危险。因为保管库越是拥挤，艺术品的安全就越成问题。

为了本世纪的宏伟计划，我们必须出台新的保管方案。一个好的例子就是在90年代，当现代艺术博物馆扩建的时候，也相应地在皇后区建立了新的保管设施。在未来的10年，这个保管空间（最初，当曼哈顿新楼还在建设的时候，这个空间被作为临时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使用）也会被填满，到那时候我们还得采取其他错失。能否在其他地方设置附属保管机构？这样可以减少开销，但相应地，条件也会下降。能否长期将作品外借，这是当务之急吗？能不能彻底改变收藏的规模，以作为博物馆计划和项目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这都不失为一条出路，其中最后一点已经在巴塞尔舒拉格现代美术馆（Schaulager in Munchenstein/Basel）得到了实现，按照Emanuel Hoffmann基金会主席Maja Oeri的构想，该基金会的作品就算不在巴塞尔市的博物馆展出，也可以与观众见面。Herzog&de Meuron公司设计的大楼于2003年开放，这座屹立在城市边上的庞然大物既是收藏保管的中心，也是展览空间。

我认为，作为馆长和负责人，他们应该考虑我们博物馆的未来，直接面对收藏保管的事情，而不是将这个棘手的问题留给那些登记员、保管员，或者说那些并没有决定权，但却每天面对这个问题的工作人员。我认为，我们的博物馆（也包括那些将在未来出现的博物馆）最终能拥有必要的建筑和场地展出我们这个时代，以及未来的重要艺术作品，但以何种方式展出，我们现在还不得而知。同时，我们有责任跟随艺术家的发展步伐，而不是期待让他们适应我们的要求，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那些重要的艺术作品往往对我们的这些要求构成了挑战。因此，我们必须用适当的收藏保管项目和空间来武装自己，接受那些作品的挑战，否则这个难题将遗传给我们的后继者来处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定会悲叹于我们的短见无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