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薇,1981年生于北京,2007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她的作品关注人本身、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展览经常突破画廊空间,比如《陷阱》(2010)、《韩芳芳走失了》(2010)、《路》、《22分55秒》(2011)分别发生在艺博会、洗浴中心、剧场、酒吧等日常性场所;最新个展“英雄”于9月17日在今日美术馆开幕,与她以往的展览一样,没有策展人;展览由三个部分构成,展厅一层是《合唱团》(2010),由12位浓妆艳抹、衣着光鲜但都有残缺的儿童构成;二层分别是开屏的数只孔雀和弥漫着药水味儿的ICU重症监护病房。“英雄”在今日美术馆3号馆于2011年9月17日至10月3日展出。

上图:黎薇,《合唱团》,2010,在“英雄”展览的现场,2011年9月。
我特别讨厌用文学著作来说事儿,但是卡夫卡一直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人,他用一种近乎冷静、无情的方式去写一个特别无解的、充满荒诞的,完全是一个超现实的东西,这个过程特别有意思;我感兴趣的不是他的小说,而是他为什么这么做;在这里,所谓研究,所谓历史性资料考证都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人对人本身的一个怀疑,跨越时空、跨越空间的一个怀疑,我感兴趣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喜欢去解释作品,如果非要问“英雄”这个作品的初衷,那就是所有的现实,生活的细节,细节的细节。
在目前这样一个时代里,几乎所有的个体和集体里都包含着复杂的关系,无法用语言说清。“英雄”这个词在我从小所受的所有教育里,它都是一个极具煽动性的形容词,它本身肯定是一个名词,但我认为它是一个形容词或副词,它是一个带有太多内容性和挂靠性的东西。“英雄”这个词从发音上就带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冲击力,无论你用什么语调来念它时,它本身已带有了这种性质,可谁有考量过这种性质的真实性?也许有人考量过,但是我的主旨不是在“英雄”上,起这个名字纯粹是一种讽刺。
如果一定要我给这三组作品总结一个所谓诞生上的逻辑的话,我最先想好要做的是《ICU》(2010),那么我马上就联想到由谁来唱这个赞歌,儿童再合适不过了,为什么,我觉得在整个人类社会里,没有人类,没有生命,只有产品和制造品,人类从小就开始被制造。然后他们再用自己被制造出来的意识去制造其他同类乃至其他物种。这是这三组作品最共通的性质。人类是自然界的闯入者,毫无收敛毫无意识的用各种霸权在践踏其他物种,当没有人类时孔雀开屏就是就是一种自然行为;但有了人类之后,我们会强加给它们很多概念。把因恐惧而开屏示武的公孔雀在我们的舞台上变成了所谓的“孔雀公主”。那么,我们是不是都是制造品?人们对不同物种会有一种人类共有的猎奇性,但真正面对它们时很多人是难以近距离观察的;就像面对真相一样,人类本身的弱点让人们在面对某种真相的时候没有任何招架能力。
这个展览其实很日常,都是日常真实场景,但这三个现实主义的场景放在一起就变成了一种凌驾于现实之上的极其荒诞的超现实情景,“英雄”这个词其实没有任何含义,同时它也是一个有社会共有意义的词。因为所有的人都在无意识中就认可了它!一提到“英雄”我们马上会想到“光鲜的”,“一呼百诺的”,很大的一个词,把这个词拆开其实它是由各种细微的现实细节构成的。首先是对待英雄的方式,我们对待英雄的方式一般是无意识地歌颂与表扬;这种姿态是宏大式展开的;但是英雄的结局却是具体的人自己来承担的,就是在ICU里面对死亡,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也是我对英雄公式极端个人的简单理解——它的表演方式、呈现方式、以及它最终的结局,所以我说这个展览是有一个内在结构的,这个结构是我用最柔和的方式强硬的安插进去的,但我其实一直不喜欢用意图式的语言强加给别人观看的意图与方式。
人要面对一种终极阶段时其实就是面对真相的时候,在一片歌舞升平的情况下如何面对真相?“英雄”,this is it, 就是这样。

左:《另一番杰作!!》海报,2011;右: Geoff Han、Amy Yao, 《另一番杰作!!》的邀请函, 2011。
在某些事物身上,会有那种奇妙的组合,一方面激发我们想到某些别的东西,而忽然间我们又发现,那只不过是个之前未曾有过的玩笑。当有些人觉得某个东西好玩时,其他的人就会觉得很低俗。
这些作品的表现也是自身内部的一场表演。展出的一部分包括一条闪光的T台和窗帘,这也是我去年冬天在巴塞尔的New Jerseyy的展览《货真价实的家庭主妇》(“The Real Housewives”)的延续。这些窗帘的大小是根据我之前在凤凰城的家的窗户大小设定的。那是个独门独户的轨道房(track home),由中世纪的现代建筑师Ralph Haver设计,他的作品在建筑界多少被忽视了,但在凤凰城很受欢迎。如密斯的范斯沃斯住宅,这里原本的设计,讲究的是透明性与开放性,但很多居民却很极力想保持私密感。于是,许多房主安装了窗帘和百叶窗,这似乎又和主人渴望现代设计的想法相悖。我的窗帘看上去就象是亚利桑那一位妩媚而心灵手巧的家庭主妇做的。
我喜欢能够延伸到环境中或者与实用性强的物体有关系的作品,就是那种很拧巴的感觉。同样,我的作品在和语境有关时,就萌发了生机,比如我和JF & SON一起合作的衣服,在人们穿上它的时候,它就产生了活力。我并没将这些衣服看成是对我的雕塑的演绎,而更将它们当作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例如,裙子可以是被观看的物体,但穿的时候也很好玩,头发垂到腰际,很像茂盛的阴毛。这些衣服作品的名字也很重要,我给起的是《YYSL, 婊子呻吟,丈母娘…》(YYSL, Whore Moans, Mother-in-Law . . .)。
我非常喜欢使用标志和身份性密码。我收集了很多有东方主题的音乐,即所谓的东方之声,比如锣,就是区别东西方的一个奇怪标志。有一首Alex Chilton的歌叫《曼谷》,他谈论以“日本的方式做爱”。还有David Bowie的歌《中国姑娘》,Siouxsie and the Banshees乐队的《香港花园》。这些以西方视角看亚洲的歌,都是过量地使用了乐器,曲调上暗示性过强。我觉得采用这种形式的玩法很逗,将所有的亚洲代表和这种独特的音乐都展现出来。对了,这也是个时装秀,所以得有免费的东西,这也是要去的第一原因,去拿手免费的提袋。

黄永砯,《龙舟》,2002,综合材料,尺寸1800x350x500cm。
图片:由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提供。
“在确定展览名称的时候我们费了一番心思,我们觉得“双年展”太常规,我们希望从学术的角度追问当代的艺术问题。但是“学术展”这种提法现在用得也比较多,而且太具体。“超有机”这个题目意味着超越一种边界。另外,在手法上也体现了更为多元和宽泛内容。我们通过“超有机”这个名称试图探讨有序和无序之间的关系,有机代表着秩序。我们的当代社会和历史发展的过程又是无序的,而在有序和无序之间,历史是怎样构成的?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这就需要返回到人自身的欲望与超常规的想象,这构成了社会发展的力量,这种力量可以推动建立一个更有序的社会,同时也是一种超常规的发展。另一方面,在当下的艺术发展中,我们希望看到一种“超当下”的可能性。我们希望从展览等方面呈现这种可能性。
展览的四个主题“超机器”、“超城市”、“超身体”和“生命政治”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从生命政治来讲,这首先涉及到人的身体和生理性的问题,社会权力和我们的身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如何在二者之间整理出一种秩序和可能性,这个过程就是一个政治过程。就像我们所看到的,从《人权宣言》开始,一方面人类社会开始关注人自身,人的各个方面,包括人的身体的权利,另一方面,在关注身体的过程中,身体被赋予了一种政治体系和政治的方式。因此,就像城市一样,这也是一个政治过程,在高科技时代,人与城市的关系是如何呈现的。在这种相辅相成的过程中也构成了城市和人的政治关系与政治表达,而这种政治关系可能涉及到很个人的问题,也许这也规训了个体的某种行为、规训了城市和社会。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体系。
现代的艺术展览应该有一种开放的思维和开放的思想,展览的论坛和展览形成了一种互补,可以用另外的一种语言方式表达学者们的思想,这可以和展览构成一种互动和思想状态。论坛我们看得很重,展览看得也很重。除了这四场论坛之外,我们也举办了工作坊、艺术家的小项目等活动,通过这些活动,我们可以将艺术家和学者以及跨学科的艺术工作者结合起来,做一些很有意思、很有实验性的项目。我个人认为,这样的艺术展览和论坛,对于这个项目能够起到多大的作用,这还需要持慎重的态度,需要时间的过滤和积累。很多问题也许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它的意义到底在哪里。
对于本次参展艺术家的选择,首先还是从艺术家的历史、他们作品的历史入手,需要与我们展览的主题密切相关。在选择的过程中,我们需要想象艺术家的作品在展览中会呈现出什么效果,毕竟展览应该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当然,从一开始的出发点,我们做这样的展览需要有很重要的艺术家的支撑和参与,另外我们也需要有年轻的艺术家参与,以此给他们提供一个很大的舞台来发展,这也是第二个选择原则。在挑选艺术家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这些艺术家的作品本身符合展览主题,而另一方面又有其独特性。
作为这个活动的第一届,我们没有请国外的策展人。这一方面是出于资金的考虑,另外也是考虑我们如何更加强中央美院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力量。在今后,我们会更开放地邀请国际策展人来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