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时空的乌托邦
2012.01.31
左：“三十天就倒闭书店”的店招，深圳华侨城的OCT创意园南区雅库艺术空间；右：三十天就倒闭书店”的现场，倒闭倒计时进行中。
“99人书库”项目始于2009年6月20日，发起于深圳，后实践于全国。它是一个民间发起、不隶属于任何商业或官方机构的非盈利性公共空间。通过跨城市邀请对创意文化怀有持续兴趣与独特见解的99个伙伴，每人携带一个主题下的100本书零租金入驻99人书库，成为每个小型书店(书架)的主人。在这基础之上，设有售卖平台、阅读平台、交流平台、推荐平台、创意试验平台和公益实践平台——“30天就倒闭书店”是99人书库最近创作的一个行为装置活动。
由非盈利文艺组织“99人书库”的创办者坚果兄弟以及其他成员发起的“30天就倒闭书店”，最初打算做成一个行为装置展览——开一家有趣的书店，书店以人文社科类的书籍为主，兼营各种创意产品及想法。在30天时间里邀请30位爱书的朋友分别做一天的书店店长，并各自提出一个问题，与进入书店的人随意探讨。书店将同时举办1场小型文本展《我想》和小型装置《中国功夫》，以及周末的沙龙、观影等活动。这次活动从2011年10月24日至11月22日在深圳华侨城的OCT创意园南区雅库艺术空间进行。
坚果兄弟的本意是对民营独立书店的生存状态进行思考，根据策划者的叙述，从2007年到2009年，中国有一万多家书店倒闭；过去10年中，中国有近五成的民营书店倒闭。我们是否还需要实体书店，或者终将有一天这种曾被我们钟爱的生活方式将濒临灭绝？策划者提出了“欢•迎•光•临，促•进•倒•闭”这一口号，以轻微的揶揄应对冷酷的现实。这次乌托邦行动使深圳诞生一家只存活30天的书店，而这一不断进展中的死亡倒计时成为了行为装置的背景，它作为对当代书写文化衰落的一个隐喻，不断的敲打每一个参与者并影响着他们的行为模式。
是否可以将这家书店视为一个关系美学的作品？毕莎普（Clare Bishop）也许会将它与一个希尔施霍恩（Thomas Hirschhorn）式的艺术作品相提并论，因为它对参与者存在着与后者相似的态度，即作品并不应当使公众思想遭受被动的激发，而是作为一个先行付出的主体使观众沉浸在其中的时空。艺术家不应幻想观众在作品中遭受任何形式的暗示而构建虚假的和谐，他毋宁将选择权交给大众，使他们在短暂的体验中做出选择，无论是愉快或争吵都远胜于被动的激发。
与此同时，策划者也明确的在行为中表达自身对于计算理性的拒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在作品中留下可疑的意识形态暗示，仅仅通过对书店存在的强行中止，他逼迫着大众做出独立表决——使他们在一个微观的乌托邦时空里发展自身的态度，关于书写文化、计算理性以及这个过分聪明但却严酷不仁的世界。
坚果兄弟正在策划并发起名为“1平方米土地”的计划，预备在深圳建立一个每人拥有一平方米的乌托邦公社，拥有期限为短暂的一年。他预备将拉上宽带，装上视频摄影头，对准那1平米土地，通过网站365天24小时全程直播以便使所有人都可以看到这些“作品”以及它的创作过程，看到“作品”的生长，看到这1平米土地上的种种变化。微时空意味着乌托邦边界的有限性以及它失败的宿命，但同时允许它拥有向内探索的无限可能，正如博尔赫斯的隐喻：沙之书是无限的。
— 文/ 采访 / 周静洋
维万•桑达拉姆（Vivan Sundaram）
2012.01.05
维万·桑达拉姆，《嘎嘎哇咖：奇异化》展览上的服装，2011。
装置艺术家维万•桑达拉姆（Vivan Sundaram）认为，一个人的垃圾可以变成另一个人的宝。最近，他与设计师帕提玛•潘迪（Pratima Pandey）合作，在德里的国家美术院（Lalit Kala Akademi）举办了个展《 嘎嘎哇咖：奇异化》（GAGAWAKA: Making Strange），其中展出了45件精心打造的“可穿雕塑”。该展览的展期为2011年12月21日-27日。
“奇异化”这个词来自于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指当代的距离化和异化。但我觉得，就算你不知道这个词的出处也能理解我的展览题目：我用塑料杯、餐巾纸和文胸这些日常物品来做衣服。所以这是名副其实的将熟悉的物品陌生化。而且，这个展览的名字也明显地带有流行文化的意味：“嘎嘎哇咖令人想到Lady Gaga和世界杯的主题曲《Waka Waka》。当然，这个题目有点达达，但也和时尚有联系，听起来就像一个品牌的名字。从展览的邀请函上就能感觉到：我说 “GAGAWAKA将给观众呈现……”，就好像公司的发布会的语气，而不是我个人的语气。时尚就是商品，但展出的是雕塑服装，因此它们不可能被以同样的方式给商品化了。它们在艺术和设计之间维持了一种张力，而这种多重元素也正是我艺术的核心。
我一直都对循环、技巧、工艺和杜尚那种现成品感兴趣。比如，在2008年的综合媒介装置作品《垃圾》（Trash）中，我探讨了城市不光鲜的一面，也就是“新印度”时代不断遭到破坏和边缘化的东西。尽管这些东西被所谓的城市发展冲击着，但城市却在重新创造着自身。德里是21世纪的大都市，与之相比，加尔各答和孟买属于19和20世纪。但这对那些生活在资本主义和权力区域之外的人们意味着什么？所以，在这次的展览中，我将人们经常扔掉的东西重新利用做衣服。
12月18号，在这家画廊举办了一次1小时的时装展，展出了30套服装，共邀请了225位嘉宾，这场时装秀的导演是在德里国家戏剧学院教书的Santanu Bose。参加这场服装秀的舞蹈演员、模特和表演艺术家在一个长80英尺、宽7英尺的秀台上进行表演。另外，还在这里举办了一场私人表演，将我二十年来的艺术放在一堵一百英尺长的“墙”上。比如，在1988年创作的《房/船》（House/Boat）中，我重新使用了一艘非常破烂的船，船头的某些部分又是来自1996年的《运送者》（Carrier）这件作品。其中的橡胶地板后来又被用在了2004年的装置《新新德里》（New New Delhi）中。但这些反复使用的部分只有非常仔细地看才能发现。当然，在新的语境下，之前的装置也发生了变化，它们变成了道具。
12月21号的展览开幕的时候，那堵“墙”将被拆除，而那些衣服就点缀在上面的作品之间。令观众不知何处是“时尚”何处是“艺术”。在印度，关于二者的重合还有一次小小的讨论。但是在其他地方，时尚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亚历山大•麦昆（Alexander McQueen）今年在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回顾展就吸引了大量的观众。为什么呢？衣服是买来收藏的而不是穿的，这种观念很有意思。这也就意味着它们在同样的语境中（博物馆）可以被视为艺术品。过去，收藏家很少收藏服装，因为他们觉得衣服经不起时间的考验，但当今的艺术也是如此。麦昆对贝壳的利用让我想到了贫困艺术（Arte Povera）用容易腐坏的材料和织物做的作品。麦昆是工艺大师，我没有他的技术，但是我觉得我的“活动雕塑”既具有纪念碑的永恒性，但同时又具有纤弱的特质——比如用纸杯做的女装，或用两百个红色文胸做的流动的集合艺术，上面还绣着漂亮的饰带。虽然疯狂，但是壮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