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BOOKS
與那覇潤，《江藤淳与加藤典洋》，文藝春秋出版社，2025，320页。
2025年是日本战败八十周年。1945年8月15日，日本民众从收音机里听到了昭和天皇的所谓“玉音放送”，尽管播放效果由于嘈杂的噪音、裕仁天皇的口音和《终战诏书》的书面语措辞而不尽如人意，一般的民众还是通过口口相传的消息确认了日本战败的事实。值得玩味的是，日本政府从1963年起将每年的8月15日规定为“终战纪念日”，在1982年又将这一天规定为“追悼战殁者祈祷和平之日”。在日本的官方媒体上，将“战败”置换为“终战”——仿佛日本战败乃至发动的侵略战争是一场自然灾害一般——的做法由来已久，而随着战争和战败记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淡去，普通民众（尤其是日本的年轻人）对于8月15日这一天的感知也早已变得迟钝。然而，众所周知，事实上标志着日本投降的事件——也即日本政府召开御前会议并接受《波茨坦公告》——并不是在1945年8月15日，而是在此前一天的8月14日。换言之，8月15日这个决定性的日期，仅仅标志着裕仁天皇向国内民众宣告战争结束的日期；而在国际关系的层面上，或者说，在对外而非对内发言的意义上，这个日期并不具有特殊的意义。可以认为，通过有意淡化8月14日的重要性而强化8月15日的重要性，日本政府在相当程度上吊诡地将“战败”转变为强化战后日本的内部自我认同的一个事件。
当然，关于战后日本对于“战败”与战争责任的含糊其辞，以及由此导致的各种现实后果和难题，在过去数十年内已经有过许多讨论。其中争议最大的一个声音，或许便是思想家加藤典洋（1948-2019）在1995年发表的《论战败之后》。这部关于战后日本的“人格分裂”“扭曲”和“污秽”的著作，在出版当时便引起了多方批判，并在1997年前后演变为加藤和哲学家高桥哲哉（1956-）之间展开的“历史主体论争”。
在这场论争本身也已经过去近三十年后，今年4月19日和20日，我有幸参加了由国分功一郎牵头组织、在东京大学驹场校区进行的研讨会“《论战败之后》其可能性的中心”。实不相瞒，这个借取自柄谷行人的名著《马克思，其可能性的中心》的煞有介事的标题，其实是我的提议。立意倒也简单：正如柄谷曾经多次强调的那样，“可能性的中心”试图突出的恰恰是文本的边缘位置，也即试图通过对于边缘性细节的重新发现而突破既有的解读和认知。同样地，我期待这次研讨会可以跳脱当年的口舌之争，将关注点放在加藤典洋的这部论著的“边缘”部分——例如他对于太宰治的解读、对于阿伦特和公共性的探讨，等等。然而，同样实不相瞒，尽管两天的研讨会密度很高且不乏激烈的讨论，整体而言涉及的内容并没有超出《论战败之后》发表时所引发的讨论的范围。甚至在很多时候，已经去世的加藤典洋因《论战败之后》中的论断——顺带一提，他的其他论著在研讨会上几乎没有得到提及——又遭到了新一轮批判。但这一令人多少有些沮丧的事实也反过来表明，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加藤当年提出的问题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一次又一次地回返，甚至以人们未曾意识到的方式回返。
颇为巧合的是，就在参加了这次不太尽兴的研讨会之后不久，我在书店里遇到了历史学家与那霸润出版的新书《江藤淳与加藤典洋》（文藝春秋，2025年）。当我带着延续那次研讨会的心情读完整本书之后，不能说当时的未能尽兴之感得到了满足，但多多少少得到了缓解。因此，在非常个人的意义上，我想通过与那霸的这部著作中有关加藤部分的一些论述，将我自己的这份“未能尽兴”的感受予以具体化。
从与那霸的著作标题中可知，江藤淳（1932-1999）和加藤典洋这两位重要的日本战后思想家是其考察的对象或主题。然而，只要翻开目录便不难发现，与其说整本书是围绕这两位思想家的著作展开的，不如说它是松散地通过将这两位思想家的问题意识和其他文本——尤其是文学文本——关联起来讨论的方式展开的。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他在论述过程中试图“和‘江藤淳与加藤典洋’一起，再次确认能够将从战败到今天的八十年的时间串联起来的路径”。
毋须多言，江藤淳和加藤典洋作为战后的两代批评家，有着许多相同的关切和问题意识。例如，双方都强调战后宪法的“强加”性质，批评左翼知识分子对于战后日美关系熟视无睹，并且都以文艺批评的方式展开思想史考察。与此同时，他们关于文学、批评、历史的见解，也存在着诸多难以调和的分歧。不过，关于这两位思想家的复杂关系，在此不做更多展开，因为我更想将视线放在与那霸的这部著作中有关加藤典洋的部分。
如与那霸所说，加藤的《论战败之后》在当年受到激烈批判的主要原因是，批评者们从他的论述中看到了“新民族主义”的影子，也即试图“把战前的帝国日本——那个进行了巨大侵略战争的国家——当作‘自己’而继承下来”的企图。然而，与那霸认为，这种担忧完全属于对于加藤的误解。为了厘清加藤的论述脉络，与那霸简要地将《论战败之后》中提出的战后日本社会的“扭曲”问题表达如下：
加藤在《论战败之后》中著名地指出了日本宪法的“扭曲”。战后有很多日本人认同宪法第九条的和平主义理想的崇高性，并对此感同身受。但是，这并不是自己争取来的东西，而不过是作为战败的后果而被强加的东西。于是就产生了一种扭曲，也即越是在“守护我们的理想”的意义上主张护宪，就越是被本来不属于我们的东西所束缚。另一方面，主张自主制定宪法的改宪派，在一个关键点上也未能正视自己，即梦想着只要修改了宪法，就能抹除战败的事实而和战前日本连接起来。（第235页）
在这个意义上，就对待战后宪法的态度而言，所谓的“扭曲”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仿佛战前的帝国主义日本与自己无关一般，轻易“转向”从外部强加或导入的民主主义新秩序，结果便是每当遇到与他者（无论是国际政治意义上的其他国家，还是战争期间遭到侮辱与损害的本国公民）和战争责任的问题便不知所措，仿佛事不关己；第二，一种更为自欺欺人的态度是，仿佛战前日本和战后日本可以毫无波折地延续下来一般，以无视现实的国际关系和秩序的方式主张民族国家的自我认同（如日本战后历史上众多的“爱国不反美”的右翼论客一般）。在加藤看来，上述两种“扭曲”的态度都使得战后日本政府在面对战争责任的问题时，无法以“统一的人格”承担责任、回应他者——毫无疑问，这种要求并不是内在产生的一种共同体层面的心理性需要，而恰恰是日本作为国际政治舞台上行动的一个现代国家、一个可以和其他国家达成契约、进行交易、制定相互的规则和秩序所必需的、同时也是被要求的条件。在与那霸的著作中，加藤的这一关切被表达如下：“九十年代加藤主张的是这样一种立场，即带有一贯性（=没有人格分裂）的自我是必要的，这样才能‘让他者理解我’”。因此，这里的“他者”可以说是非常具体的其他国家，而“自我”也具有非常具体的身份同一性，即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日本。
于是，不难想见，对于撰写《论战败之后》的加藤而言，一个同时具有现实意义和思想史意义的紧迫问题，便是解决战后日本的“人格分裂”，让日本重新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加藤自己在总结他和高桥哲哉的争论时，对于双方核心争议的提炼，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高桥认为，只有通过回应他者的声音，主体才能成立；与之相对，加藤认为，如果主体没有首先自我确立起来，就无法回应他者的声音。当务之急是确立能够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面对其他国家负责任地发言的、完整而统一的“日本”形象。
当然，回顾当年的这场争论，评判孰是孰非，不是我们的议题；毋宁说，我所在意的是，恰恰在上述有关战后日本宪法和“扭曲”的延长线上，产生了《论战败之后》的整个论述中引发最大争议的一个论断：加藤认为，在向因日本的侵略战争而死去的亚洲两千万逝者谢罪和反省之前，首先需要哀悼在战争中死去的三百万日本人。尽管加藤在之后出版的《再见了，哥斯拉们》、《战后式的思考》等著作中反复表明，自己所谓的“三百万日本人”指的不仅仅是士兵，更包括了战争中死于困苦和灾害的普通人，但平心而论，这一“孰先孰后”的论述激起了巨大的争议和批判，也并不能说完全是出于批评者的误读。在本书中，与那霸对于“逝者”与“哀悼”的论述，给出了如下解读：
在对于大日本帝国发动的战争进行谢罪和反省之际，我们日本人的做法必须不同于（例如）对希特勒或斯大林的杀戮进行的“反省”：不是单纯在“人类悲剧”的意义上作为后世之鉴来反省，而是作为招致这些悲剧的当事人的后人进行反省。为此，我们不能站在仿佛自己和战前日本人无关的立场上，用第三者一般的视线对过去进行批判。招致悲剧的当事人也是“我们”的一部分，只有经历了对这种苦闷和悔恨的感知过程（而这一过程就是对日本的三百万死者的哀悼），有内容的批判和反省（也即对于亚洲的两千万死者的哀悼、对于逝者的谢罪）才成为可能。加藤所说的仅仅如此。（第238页）
毫无疑问，正是与那霸试图澄清的“仅仅如此”的一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成为人们批判加藤、反思战争责任和“战后责任”的关键契机。不难发现，经过与那霸的上述阐释，“逝者”与“哀悼”的问题根本上是有关日本战后宪法的“扭曲”结构的延伸：重要的不是“孰先孰后”——归根结底，如何“哀悼”日本的三百万死者，也是在加藤的论述中暧昧不清的问题（在这次的研讨会上，就有韩国教授批评加藤其实根本不在乎这“三百万死者”）——而是如何站在战后日本的立场上对战争承担责任。无论是主张自己（战后民主主义的自己）和过去的历史无关，还是主张自己（与帝国主义日本一脉相承的自己）从来都没有犯错，都仿佛弗洛伊德笔下的那个“借来的壶”一般，是不愿正视历史也不愿正视自己的逃避责任的表现。
在这个意义上，既然“逝者”与“哀悼”的问题是宪法问题的延续，那么对于前一个问题的解答当然也应该在有关宪法问题的讨论中寻找。换言之，如何对日本的三百万死者进行“哀悼”，这一问题现实地归结为如何处理战后宪法的“扭曲”的问题。而对此，加藤提示的解决方案也非常清晰：日本人应该对于战后宪法重新进行一次全民公决，以此确认自己对于宪法本身的意志。假如全民公决的结果是修宪怎么办？加藤的答案也很明确：那样的话，自己将加入要求恢复战后宪法、尤其是第九条的社会运动之中，推动另一次修宪改革。因此，如果不被“哀悼本国的三百万死者”的感情措辞误导，那么加藤立足于当下社会的提议其实简洁明快，尽管这一提议本身缺乏现实上的可操作性。关于这一点，与那霸写道：“加藤的《论战败之后》的着眼点不是确认江藤淳等人反复指出的事实，即战后宪法是‘强加’的；加藤的主张‘立足于这部宪法的扭曲之上’，也即‘正因为尊重宪法的精神，所以才应该对这部宪法进行重新公决’——加藤在这里提示的价值观是：国家，尤其是作为自己忠诚对象的国家原理（宪法），应该是自主选择的结果”。
为什么对于逝者的“哀悼”可以被解释或翻译为对于宪法的“全民公决”？关于这一点，批评家大泽真幸在2020年岩波现代文库出版的加藤典洋评论集《作为可能性的战后》的后记中提示的解读可以很好地说明：“对于日本的逝者的哀悼，也含有一种谢罪的意思。这里的哀悼也是谢罪。谢什么罪？背叛逝者的罪。……我们不能继承日本的逝者为之牺牲的大义，不能继承他们拼死捍卫的思想和制度。基于战败而获得的理念（和平与放弃战争的思想），如果要对亚洲的逝者表达哀悼，那么作为前提，我们日本人首先得意愿这种‘非继承’关系”。也就是说，战后日本人必须自主地、自觉地切断自己和战前日本的关系，并在现实中通过重新确认日本战败带来的最大成果——一部从外部强加的和平宪法——的可欲性来表达自己的主体性意愿，以实际行动表明这种与既往历史的断绝。（毋须多言，记忆、遗忘、背叛、哀悼——这些都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重要议题。）
然而，站在历史的后设视角来看，随着战争和战败的记忆逐渐风化，随着有关战争的叙事和纪念活动对于年轻一代而言逐渐变成枯燥乏味的实证主义历史的一部分，更有甚者，随着和平宪法本身的内核被自卫队的扩张、自民党的修宪进程逐步蚕食，加藤当年提出的“重新公决”的想法，也早已成为知识分子的一厢情愿。（加藤对于安倍晋三政权试图修改法律程序以推动修宪的进程做出强烈批判，不妨可视为一种思想上的调整。）因此，在我看来，与那霸有关加藤的论述中非常关键的一点恰恰在于，他明确指出，加藤有关“战败”问题的思考存在着一次深刻的变化。例如，在比较了《论战败之后》和十年后撰写的《太宰与井伏》（2006年）中关于太宰治的论述之后，与那霸写道：
太宰在《散华》中认为文学如果没有体现高迈的理想就会是谎言；反之，太宰在《姥舍》中则展现了“只要活着就好”这种可称为“理念的零度”的境地。这两个太宰治能统一起来吗？如果后者吞没了前者，那么就会变成字面意义上的自私自利鬼，人就跟禽兽无异了；而如果前者压倒后者，那么等待着的就会是自杀（不是通俗意义上的太宰治形象唤起的自我堕落），而且是三岛由纪夫式的“自我了断”。（第241-42页）
在这个意义上，借助对于太宰治的重读，加藤关于战后日本的“扭曲”结构提示了不同于《论战败之后》中的思考方式：简言之，“扭曲”不再是需要解决的问题，“分裂”的人格不再需要恢复成一个完整、统一、自洽的人格，他和“扭曲”本身实现了“和解”。或者更准确地说，关键不是解决“人格分裂”，而是意识到这种分裂并与之共存。在与那霸看来，正是这种对于分裂的意识打开了通往他者的路径，或正是在这种分裂之中，我们才能听到来自他者的呼声。谈及加藤于2013年进行的一次演讲《太宰治，触及底部》时，与那霸写道：
加藤曾经认为，太宰和三岛的个性都是从战前到战后一以贯之的，他将两者描绘为矗立着的强大自我，因此被批判为危险的民族主义者。与之相对，《太宰治，触及底部》中对于太宰形象的勾勒则发生了一次反转：毋宁说恰恰是因为抱持着一个轮廓模糊的自我，太宰才能始终听到战死者的声音。（第247页）
关于加藤的思想是否在短短十年间发生了重要变化，我自己持保留意见。不过，这里的关键问题并不是与那霸是否误读了加藤，而是他从这种“思想变化”中读出的内容。如上所述，如果“人格分裂”在2006年左右的加藤这里不再是问题，那么根据与那霸的论述，这不是因为加藤转而拥抱或支持“人格分裂”本身，而是因为原本作为战后日本所有问题的症结而出现的“人格分裂”或“扭曲”，如今在现实历史中实实在在地体现为两代人之间的差异：对于战争、战败、革命等历史事件有着切身感受的世代（包括参加了学生运动的加藤），和缺乏这种切身感受的年轻世代。正如加藤一贯强调的那样，面对如今与“战中派”和“战后派”都没有瓜葛、甚至与学生运动和左翼思想都距离甚远的年轻人，有效的思考不是直接否定他们的生活方式，也不是对他们进行道德指责或批判，而是从他们自身的位置出发，重新思考战争和战败的意义。在与那霸的阐述中，这种思考位置和方向上的转变，意味着加藤不再执着于“战后论”，甚至不再拘泥于“文学固有的问题”，而是在更宽泛、更具普遍性的层面探索新的公共性的可能，探索与他者的连带得以产生的前提：
这与加藤过去（例如令人联想到江藤淳的）的“身体”姿态是不同的，后者是在确立了一个战中至战后延续至今、轮廓坚固的自我之后，再去面对从外部挤过来的他者。相反，在自我与他者的边界已经破裂、或变成虚线的状态下，个人的生命被理解为一种“均衡”：一方面是将自身提升至应有姿态的理念（例如《散华》），另一方面是下降至仅仅作为存在状态的生命重力。（第248页）
重复一遍：随着战争和战败记忆的风化，如今的年轻人已经很难倾向于认同《散华》中表达的高蹈理想；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年轻人们都浑浑噩噩地活着，但也的确意味着他们很可能在生活中并不意识到自己肩负的所谓“战争责任”。“从战争逝者的位置进行思考，对笔者个人而言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但我不想对如今的年轻人也提出同样的要求。”——这是加藤在2007年撰写的一篇题为《远离战后 我的宪法“重新公决”论》的文章中的一句令人瞩目的话，也在与那霸的著作中得到了强调性的引用。可以说，相比于《论战败之后》中执着于“日本”这一“人格”展开论述，与那霸所刻画的那个与“扭曲”达成“和解”的加藤，其关注点已经从日本这个民族国家身体的层面下降到个人身体的层面，甚至下降到“无意识”的层面。与那霸在著作中多次强调，自己在患上抑郁症期间通过难以言表的身体层面的感觉，切身地理解了未曾谋面的加藤通过太宰治的文学试图勾勒的那种非统一的“均衡”感，理解了包含在这种感觉中的对于他者的开放。
沿着这一思路回到我们开头的问题：假如《论战败之后》中提出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并一再地以新的形式、新的面目重新回到当代的媒体和论坛视野之中，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提问和思考的位置本身提前关闭了许多开放的答案。——当然，这种解读能否被视为“《论战败之后》的可能性的中心”，又是另一回事了。
文／ 王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