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小国

当代唐人艺术中心第二空间|TANG CONTEMPORARY ART CENTER 2ND GALLERY
北京市朝阳区大山子酒仙桥路798工厂2号入口B01
2019.09.07–2019.10.25

徐小国,“近作”,2019,展览现场;《第三国际塔》,2018-19,300 x 300 cm.

徐小国个展近作入口处选择的第一件作品第三国际塔》(2018-2019)其实正是整个展览中最令艺术家自身纠结困扰的作品在空间通道极长的视距作用下观众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结构并不能够一眼看清画面中想要表达的主体那些交错的线条与形体的消弭在周围的负形轮廓框选之间完成了一种上升与潜伏而随着我们前行画面上的种种颜色与笔触逐渐浮现——细密的笔触与微妙的色差——这种视觉上的清晰反倒强化出作品所描绘的形象与结构上的复杂画面的空间中不止一处出现了上升与下降这种关于的穿插显然线条偏窄的缝隙空间与有弧度轮廓的洞状空间彼此穿插空间中极其繁复的角度推演以及部分色层之间反复涂抹与遮蔽的调整痕迹传递出了纠缠在画家心理活动中的种种矛盾与角力而颜色与形体之间又呈现出咬合与重叠涂层这反而让我们陷入看得越清晰便愈发眼花缭乱的感知陷阱

无论是第三国际塔还是水晶灯——这些拥有具体名称的物件在现实生活中都曾切实存在过看得出来画作中抽象的源头是来自于艺术家的生活在艺术家的生活轨迹里它们不仅仅作为意识形态投射的隐喻还暗合了艺术家面对现实周遭的种种心理活动第三国际塔形象中建立与解体两种运动相互交替包含了艺术家在推演过程中对于不稳定的创作环境的不安与紧张徐小国在这次展览中将自己绘画中的描摹与描绘进行了大胆决绝的尝试与再造在作品水晶灯下的白色形状》(2018-2019)当近处的黄色在空间中出现远处的黄色即在视线中逐渐消散艺术家在平面上试图创造出一种时而流动时而凝固的心理实体它拥有变化与稳定的双重属性同样背景上形如幻影的区域佐证了艺术家在绘画过程中所面临的种种推演与假设而大面积的暖色色域消解了那些曾经确切具体的形象作为一个阶段性的结果这些画作向我们呈现了艺术家一步一步剔除以往熟悉的技术的过程与满足自己内心对平衡的需求的决心

在长时间高强度的绘画过程中为了改变其固有的现实认知艺术家渐渐脱离具体的形象与内容反而执迷于描绘某种不可言说的未知感觉艺术家每天都在充满负荷地工作却无法用语言解释自己描绘的对象现在变成了什么他似乎只能接着画下去以此寻求一种自我帮助性质的慰藉在作品安慰剂效应2》(2019)、《安慰剂效应3》(2019)原本对蓝色光线的描摹反而使得艺术家找到了绘画中关于形而上内容的热忱与痴迷徐小国脱离了自己熟悉的笔刷抹布等作画工具蓝光》(2019)的涂抹中直接用手指与皮肤试图对这种转瞬即逝的物质进行捕捉终于艺术家得以通过绘画完成了一次将不可言说之物实体化的行动作为观众面对这些巨大尺寸作品中跃动的色域我们发现在这些流动的空间之中画家对客体的写生最终变成了内心志趣的表达在微光笼罩下物质与心理之间相互博弈释放出能量引发我们感知上的震荡

— 文/ 王智一

聚合体

| 艺术中心 | DE ART CENTER
北京市东城区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
2019.06.11–2019.08.24

郝敬班,《慢镜头》,2018高清视频时长645. 歌德学院中国展览现场摄影李胤君.

歌德学院首尔邀请九位策展人开展有关移民的研究计划。“聚合体作为该东亚与东南亚地区的移民叙事项目之一主要关注与中国有关的移民问题策展人夏彦国将中国移民现象分为城市与农村的人口流动外国人口与本国人口的对流”。前者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谓的境内移民”(migration),后者为移民”(immigration),二者以多种方式构成了世界各国城市和郊区的命脉这种划分方法延续了以简明清晰为目的的传统社会学分类原则但展览中有几件作品却挑战了精确定量的科学分类以模凌两可感知错位的提问回到了事物本身”。

在的 | 艺术中心展出的两件委托创作影像作品分别来自新加坡艺术家黄汉明和香港艺术家郑得恩二者的经验本身或多或少游离于中国政权构建的共同体因此面对第一个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文件的西非国家塞内加尔和政治中心北京时艺术家有意无意地强化了其想象中的连带黄汉明的手拉手》(2019)中壮丽却人迹罕至的文化建筑空荡荡的中塞友好公园郑得恩的鸡尾酒》(2019)中频繁出现的主题词“improvise”和对归属的叩问——“聚合体更像是即兴表演而所谓移民身份认同则不过是短暂体验和特定经历编织的人造物

即便不是城乡流动人口也不属于跨境移民我们仍然有可能都处在迁徙的状态里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或是拥有的可能性——某种移民气质潜藏在每个人身体里就像王翀在歌德学院的现场表演中的四个角色或是因为爱或是因为求知或是因为生产等各式各样的迁徙发生在每一个人的时间之中与之伴生的期许焦虑舍弃成为现代人的共通感

想象一词也许并不恰切因为它预设了一种朴素的真实存在这种预设本就是人工制品然而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于1983年将想象的共同体这一术语概念化之后它就成为城市研究/移民研究不可规避的视角陶辉的声音装置唯一具体的人》(2018)以极度模糊的形式试图凌空搭建一个具体的爱人”;郝敬班的慢镜头》(2018)以暴力作为隐喻揭示了影像的虚构功能也许郝敬班的暴力隐喻背后暗藏着呵斥却也是以另一种姿势和陶辉作品达成了现象学式的共识呈现于你眼前的所有都是你建构出来的现象想象或建构是人与世界关系的本来结构现象必定伴随强烈的主观性它意味着个人化随着各人的感知方式和记忆的不同而不同那么国家对于共同体的想象是否能与其人民的想象等同千差万别的人如何感知中国想象对未来的号令新的聚合体是否能按照国家的设想完成更理想的再疆域化而非只是同乡会式的大团结人是否能在后建构的生存空间范围内得到栖息而并非只是一个又一个短暂滞留的计划也许全是”,也许有的可能

聚合体在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部分的展览展出至714

— 文/ 杨旖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