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 INTERVIEWS

杨俊

 杨俊,“杨俊:艺术家、作品及展览”,2019,展览现场.

杨俊在格拉茨美术馆(Kunsthaus Graz)的首次回顾展开幕之际,也正值奥地利保守右派政党上台一个月。或许正是在欧洲各国紧缩右转之风盛行的时下,这场展览显得尤其意义非凡——展览并不止步于解构艺术家本人的多元国族身份以及对国家疆界模糊性进行探讨,而更侧重拆解艺术家在系统中的固定身份。在杨俊作品中那些大量符号化,时而颇具怀旧感的视觉语言里,我们能感受到一种潜藏在诸多复杂的集体回忆叙事中的强烈时间性。采访中,杨俊介绍了该展览的构思,并分析了其中的作品如何在观念上呼应了该展览及其“专著项目”所传达出的对既有框架和身份单一性的质疑,以及对艺术商品化的的批判。展览将持续至2019年5月19日。

我希望去质疑那些认为一定要遵循约定俗成的展览类型的逻辑,例如“一个艺术家到了如此年龄就该做如此的展览”,“它应该要看起来像一场个展,或是群展,或是回顾展”等既定成见。在当今的艺术体系中,艺术家往往需要对自己的品牌定位有高度清晰的认识,例如“它关乎什么”,“它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等等。个展目的往往在于对艺术家本人的聚焦,但当我受到邀请时并不打算只是理所当然地接受一个“个展”或是“回顾展”的框架局限,而是有意地去过分夸张化这种“被施加给的”个展的特质。

我在展览入口处放置的是一张包括我在内的五位名为Jun Yang的人的合照(《Jun Yang与Jun Yang相遇》,2015)。而这场个展中也不乏由我和其他艺术家合作完成的作品,或是在作品中艺术家的身份变得多元且难以界定。展览中有一件作品是由一名同样名叫Jun Yang的韩国艺术家创作的;在日本艺术家奥村雄树(Yuki Okumura)探讨语言转译的演讲表演《杨俊:一场关于遗忘和记忆的演讲》(Jun Yang: A Lecture on Forgetting and Remembering,2011)中,我作为演讲人却并未出现在影像画面中,更像是一个影子;而和日裔奥地利艺术家松根充和(Michikazu Matsune)共同创作的《昔日如异邦——四屏一景》(The Past Is A Foreign Country – A Landscape in 4 Scenes,2018)既探讨了共同作者性,也包含了人与人之间好像兄弟手足一般复杂而微妙的竞争关系,从私人谈到移民和边界,因此更像一种对风景的呈现。此外,展览的画册也来源于我的“专著计划”(Monograph Project)中对艺术家专著画册性质的讨论。该专著(共六册)质问了专著本身的性质:在最后一册中,它基本上涉及的是此次展览策展人芭芭拉‧史黛娜(Barbara Steiner)及其他人的作品——在这里,策展人、艺术家、编辑、平面设计师等不同角色的作用被延伸。

本次展览采用了与我的专著项目类似的思路:它并不在于创造一个大手笔的作品,而是关乎如何做一场展览。这一方面是因为在中欧,一种对艺术家是所谓“天才创造者”的认识仍然非常盛行,而这个天才往往是一个白人男性。另一方面也因为在1970年代的维也纳,许多艺术家不仅写作,也参与其他的实践,例如开餐馆,从事舞蹈、影像、偶发艺术等——他们并不会局限在狭小的创作思路里。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有一种对艺术商品化的认识。而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非常极端的艺术情境中:艺术变成了商品以及品牌打造。如今你可以看到很多艺术家和奢侈品牌合作的例子。

展览的某些部分否认或质问了艺术品牌化的态度。例如有一些作品是假的,但并非为了“造假”而做,而是一种对“艺术家”单义统一理解的批判。我在过去二十年中,一直对造花园(《GFZK花园》,2006-2011),开餐厅(《Ra’Mien》中的室内设计,餐具及餐车设计,2002年),做影像或是表演特别感兴趣。我实际上感兴趣的是做艺术家这件事的复数性。在这场展览中,我同样希望挑战身份认同的单一性:做一个奥地利艺术家意味着什么?做一个中国艺术家或者台湾艺术家,或者不论什么艺术家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时代,各国正向民族主义倒退,我认为该展览对此正是一个完美的评论,同时也许能稍稍推动奥地利变得更加开放。

这个展览也不仅仅是一种对以上我提到的所有概念开的玩笑或是批判,它同样保有一部分关于“做一个艺术家”——亦即“回顾展”——的比例。有意思的地方在于,策展人和我发现,要看尽23年间创作的作品,你就意识到了空间;我们创造了许多的连接方式,它们也变得像一种路径,将作品联系起来。不难发现,我在1997年左右的早期表演,更像是一种直面自我的方式——选一个立场,然后在这些作品中创造图像;在这些作品中你可以看到艺术家的物理性存在。而从2000年起,我的创作逐渐转向故事创造,或是演讲表演。在这些作品里艺术家的面庞并不可见,而他的故事或成为了主体,或被各种媒介替代。我在2006年左右搬去了台北,创作从录像转向了影片:影片或许仍旧与我的个人经历有关,但图像不再是我;而故事则更多转向了对社会现象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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