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重印的英译版《历史小说》（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与年轻时期的卢卡奇.
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现实”，长久以来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的论述，仍然可以视作切入这一问题的重要入口。他著名地将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对于赛马的刻画进行对照，认为前者的“描写”尽管事无巨细地再现了赛马，各个细节却和小说情节整体脱节；而托尔斯泰的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对于赛马场景的“叙述”，则使之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卢卡奇因此认为，在把握历史和社会结构总体性的意义上，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笔法，要比巴尔扎克式的自然主义高明不少。下面这段提纲挈领的话，可以视作卢卡奇从创作手法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出发，对“叙述与描写”所做的唯物主义阐释：
真正的叙事作品艺术的悬念永远在于人的命运。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描写的对象是眼前见到的一切，而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现场性，不是戏剧中的直接行动的现场性。现代的伟大的叙事作品正是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贯的变化，把这个戏剧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然而，旁观的从事描写的作家的现场性恰恰是这种戏剧性的反面。他们描写状态、静止的东西、呆滞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卢卡奇：《叙述与描写》，选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59页）
换言之，卢卡奇认为“描写”的空间性根本上改写了“叙述”的时间性，其结果是人和事件的停滞、行动的退化。这一事关“现实主义”创作的极具争议的价值判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近年来就这一主题所谱出的变奏中，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London: Verso, 2013）相当值得重视，这么说哪怕仅仅是因为，杰姆逊几乎完全接过了卢卡奇的话题，并就“叙述”与“描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展开。
杰姆逊一开始就将“叙述”与讲故事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只有将讲故事的功能放在某种对立结构中，我们才能确定其内涵，否则“叙述”的边界就将涵盖“整个精神活动领域”。因此，与卢卡奇对于“叙述”与“描写”的断言不同，杰姆逊论述的推进方式迂回曲折得多。例如，他首先借用萨特对“récit”（叙述）的时间性的论述，指出叙述的时间“是已完成事件的时间，它们已彻底了结并进入历史”。在萨特这里，“叙述”体现的时间性恰恰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行动的时间，而是无法行动的时间：
这种时间性必然阻断当下发生之事件的活力，同时也必然阻断事件参与者做出决断时的挣扎。换言之，它忽略了当下的时间，并将未来转化为一种“死去的未来”（某个角色在1651年或1943年预料到了某事）。因此很显然，萨特呼吁小说重新确立的，便是开放的、当下的自由，是一种开放而不确定的未来的当下；用一句萨特最喜欢的话说，在这里，骰子还没被掷出。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伦敦：Verso出版社，2013. 封面图像：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刮地板的工人》，1875，布面油画.
杰姆逊指出，萨特对于“叙述”的完成时的不满和他对于事件性当下的执着，本身就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内容所决定和预选的”。将萨特的立场历史化，不是为了否定其有效性，而恰恰是为了探究“叙述”的可能性边界：尽管或正因为“叙述”的时间性指向的是“不可撤回”的事件，指向的是一种作为与日常存在（也就是本雅明那里“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时间相区隔的独特时间；尽管或正因为“叙述”作为讲故事的技艺的延续，“叙述”的“讲述”（telling）能够“根据情境的实际需要”进行“任意扩展和缩短”，“叙述”所讲述的行动始终是另一种时间性之中的封闭故事。（杰姆逊提示我们，这一封闭的、“不可撤回”的结构最终通往一个名字：死亡。）然而，“事情的麻烦之处是读者的永恒当下：读者将一种不同的时间性引入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叙述”本身作为对于过去的讲述多么封闭，阅读行为的时间介入总是会将给“不可撤回”的事件带来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杰姆逊写道：
我们终于为我们一直在试图命名的话语对立找到了确定的表达。不是“récit”与“roman”的对立，甚至也不是“讲述”与“展现”的对立；而是“命运”和“永恒当下”的对立。重要的不是如所有那些理论家那样，将重心偏向某一侧，而是去理解如下命题：现实主义位于两者交叉点上。现实主义是两者冲突的结果；试图偏向任何一方来解决对立，就会摧毁现实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回到“叙述与描写”的对立，可以说“描写”所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而琐碎的偶然空间（如卢卡奇所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一种与读者的时间性相关的“永恒当下”的时间。但杰姆逊没有将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源”规定为“描写”，而是试图将它界定为“情动”（affect）：如果“叙述”体现的是过去和过去时，一切都在封闭的线性时间内展开，那么与此相对，
可以将当代或后现代的“持续当下”更好地描述为一种“向身体的化约”，因为在所有倾向于将经验化约为当下本身的做法那里，最后剩下的都是身体。……孤立的身体开始认识到更全面的总体感知（generalized sensations）的波动——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我将此称为“情动”。
在概念规定的意义上，“情动”区别于“情感”（emotion）：后者是一套已经被辨认、整理和归类的现象，它们被赋予一系列可清晰辨别的名称并被把握为一个“现象整体”；相反，“情动”则“无法被语言把握”，因为它“逃避了语言对事物（和情绪）的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所谓的事无巨细的琐碎“描写”，到了“情动”这里，恰恰成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新使命，因为他们必须捕捉“情动”那里转瞬即逝而又难以名状的核心。正是无法被语言把握的内容，要求作家用语言来进行表征。
这些无法命名的感知已经有自律性，如果巴尔扎克的气味转变为某种令人不快的忧郁，那它也会具有自律性。不管怎么说，这些感知不再意味着任何事情：作为世界的状态，它们单单只是存在着而已。
历史而言，“情动”的这种自律性与资产阶级对于身体的特殊关注有着密切联系；而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上，对于自律的“情动”的关注，或许也与语言的自律性、进而与文学表征的自律性休戚相关。“情动”的再现，呈露的是语言的不可能的任务，即再现剥离了意义的“存在”：被文学语言所表征的情动内容，无法被化约为日常生活中对于情绪、性格、状态等等的习俗性名称。同样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情动”的时间性指向了
一种永恒的当下，一种自足的因素，只依靠自己，并将自身的存在不断延续下去。在这里，我们要提出情动的另一个特征：强度。它指的是情动能够根据一定的音量——从极细微到震耳欲聋——被记录下来，而不丧失其性质和规定。……情动是独特性和强度，是存在而不是本质，它们往往会颠覆既有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杰姆逊提出“情动”作为现实主义的另一种“冲动”，并不是为了以“情动”否定“情绪”，以难以把握、不可命名的“当下”时间来否定封闭的、“不可撤回”的过去时间。他不仅指出，对于情绪的命名本身往往可以打开前所未有的叙述维度，而且将对于“情动”的关注历史化为现代性条件下产生的难题：“理智和经验之间、意义和生存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分裂，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只要现代性状况本身无法被历史地克服，那么由“叙述”和“情动”所呈现的两种相互交织和缠绕的时间性，就会永远是形成现实主义小说引力场的两个重要因素。
“黑人青年计划100”成员在J·马里昂·西姆斯雕塑面前抗议，纽约，2017年8月19日. 图片：Eduardo Munoz/Reuters.
朱迪斯·巴特勒 -《安提戈涅的诉求》
在女性主义与国家的对峙关系中，安提戈涅是否足以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典范及代言人？面对当代构建家庭的新实践（LGBTQ人群、全球移民、流亡者、避难者在错乱时空中重建亲缘关系），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是否可以通过回溯和重构围绕“亲缘关系”的理论基石——拉康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打开新的空间？这是朱迪斯·巴特勒写作此书的两个根本动机，也是她以人文主义方式重读《安提戈涅》这一古典悲剧文本来回应当下性别与家庭的未来，并为其开辟伦理与法理的理论新空间的尝试。
巴特勒回溯了黑格尔和拉康的象征界（the symbolic）对安提戈涅的解读，揭示出安提戈涅何以被黑格尔遮盖，同时被拉康错置。安提戈涅在巴特勒的解读中浮现为双重的无意识：安提戈涅并不处在法外之地，也就是克瑞翁象征的国家公法的对立面，而是法律内含的无意识。公法自身便是在这种非公开之物和不可公开条件的基础上诞生的。与此同时，安提戈涅也是亲缘制度这一象征界内含的无意识。没有乱伦禁忌形成的意识边界，人类的亲缘制度就无法成形；乱伦禁忌是亲缘制度核心处的空白。安提戈涅作为乱伦的产物，在这一制度中成为一个无法存活之人，没有语言可以说出她是谁。
巴特勒对诅咒的揭示和分析比最终结论更精彩。落在俄狄浦斯家族身上的“诅咒”就是象征界运行的体现。诅咒通过暴力展现，避开诅咒的人反而执行了这一诅咒。诅咒的魔力在于话语成为被话语命名之人的自身渴望而一再重复。它反转时间，其效力只有在回顾中才赋予过去事件以力量。过去被预言再次确认，语言成为当下行动。然而，作为诅咒后果的事件也是对诅咒的意外偏离和脱轨。因此安提戈涅的诉求的革命性，在于她既是诅咒的执行者也是其无意识的偏离者，从而让公法与亲缘制度裂开了其自身的蒙昧模糊的归零点。而她的革命性正是这个归零点揭开的新空间：“亲缘关系如果是形成人类的先决条件，安提戈涅就是形成人类新领域的一个时机，通过政治语言的误用，通过不足以作为人类的生命像人类一样说话，通过性别的错置，通过亲缘关系在构建它的基本法则上的垮倒。”
中国的女性主义和女性生命体验今天仍然活在象征界运行所产生的禁忌和诅咒之中吗？这一诅咒更普遍也更隐形了吗？首先，吊诡的是，性别禁忌和诅咒的运行自1949年后其实已经几经变形，遍露破绽，本该推动改变的开启。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国内公共领域/公开空间远远没准备好女性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现身，尤其是对有激进倾向的行动。主流观念对女性主义者，尤其是行动派的敌意和误解是很普遍的，当它从常规的女性行为规范中偏离，安提戈涅式的激进越成问题。而如果行动者有论辩能力，行动果敢，给予TA们的试错或犯错机会反而更窄小和不宽容。同时，女性主义者的行动也面临着被景观化轻易消解的危险。一个女性行动者的身体的在场仍然会被当做一个有观赏和审美价值的客体，如果行动策略中包含对这一既定想象的挪用和嘲讽，常常会面临跑题、效果含糊或失效的可能。另一方面，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决定论、消费社会的虚假赋权、女性在各个领域获得不同准入许可，她们认为禁忌和诅咒已被消除，认为自己已成为利益分享者，与用其它方式在推进性别空间的女性对话和联合的可能越来越小，她们的“欲望”也有自我满足、加强整体性别禁忌结构的危险——规避诅咒的人反而执行了这一诅咒。
是否我们该做的第一步是厘清象征界——我们继承自前人的“无意识”？清算围绕性别的语言、亲属与家庭关系以及既定性别规范的运行方式，了解它们在哪里语焉不详和无效，同时破除“新女性”的自我美化和幻想，那也许是结构性力量诱引女性远离禁忌之地的潜能的有意设置。我们应该从共同的失语处开辟新意识和共识，哪怕是暂且微弱的可能。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王楠译，《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间的亲缘关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格雷厄姆·格林 -《权利与荣耀》
这本出版于1940年的书出现在《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的手里并不违和：作为格林最好的一个长篇，它勾勒的正是一个置身于末日图像之中的绝境逃亡者的形象。有写作同行曾提及格林对主人公精神状态的探讨流于表面，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仍然有力地展示了一个在未知和恐惧中不断行走的人类的焦灼、盲目和自我怀疑，他在种种未知的外部推动力之下“不得不”行动，除了内心一点微弱不稳定的信仰，早已丧失了一切。小说中沉沉暗夜般的氛围像一个清醒的噩梦不断重返我们此刻身处的外部和内心世界，我们对人类未来异托邦式处境的想象并未能涂抹出比格林更多的色彩。这本书里地理和内心的时空迷宫中没有允诺任何新的人之可能。在被文本压迫同时席卷的张力中，我们和这个既是圣徒也是堕落者的主人公“威士忌神父”一起走在这段逃亡之路上。这个不完美的人类犹如我们自己，在自身的最低点和最高点之间不停摆荡与疲惫挣扎，目睹漫漫旅程中世界的破败和狼狈，在世界的背面失语，以一种幽灵低语式的死亡终结这一切。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傅惟慈译，《权利与荣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塔西娜·多·阿玛瑞（Tarsila do Amaral），《Abaporu》（吃人的人），1928，布面油画，85 x 70 cm. 图片：Tarsila do Amaral Licenciamentos.
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 -《腹地》
《腹地》写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作者以随军记者身份记录下了发生在巴西东北部内陆“腹地”的卡奴杜斯内战（1896年-1897年）——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地理时空和文明的大断裂。它是卷入历史与时间的现代性进程，在文明/野蛮、民众/国家的不可弥合裂缝中爆炸出的一份证言。它杂糅了史实记录、新闻报道、地质学、人种学、文学，如高原一般崎岖断裂的文本本身带来“并不好读”的效果，但无法削弱它宏观壮阔的尺度，和直视文明失败的瞬间的激进意义。可以说它正是由巴西历史进程和文体的双重“失败”成就的奇特作品，其写作进程等同于巴西腹地与沿海欧化文明断裂形成的进程，最终锻造出这样一部敞开的、未完成的“巴西《伊利亚特》”。没有这本巴西现实主义奠基之作，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近现代“巴西性”的成形的土壤，以及后来的《食人主义宣言》、若热·亚马多、《广阔腹地：条条小径》的作者吉马良斯·罗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45一代”诗人等现代巴西作家的共通气质和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异质性。
欧克利德斯·达·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贝金译，《腹地——卡奴杜斯战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凯尔泰斯·伊姆莱 -《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
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被悲剧攫住的幸存者之幸存意味着什么，是凯尔泰斯全部写作的核心。他所有的书都是同一本书——一个自我囚禁、以自我消失为终点、与毁灭的进程同步并从其中建立起全部写作意义的西西弗斯式作家。他的彻底性不仅使各种文学文体——小说、自传、散文之间的隔阂在他的文本中消解，而且他展示了写作者何以超越个人经验成为唯一可能的“无个性”写作者与一种精神存在。人的生存，本质上就是一个无法避免各种强力对自我进行同化的暴力进程，而无法被同化者只能成为世界和时间中的被弃绝者——同时也是自我弃绝者。同化意味着死，不同化也意味着死。但同化更意味着精神死亡。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犹太人成为书中所言的“恩赐”，它意味着奥斯维辛之后对不被同化的一种坚持：“在某种幸存中不再继续幸存、不愿同时多半也不能幸存的幸存之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仍又要求它的幸存，即要求对其本身进行塑造，以便它最终可以这样继续存在下去。”
本书是“无命运三部曲”最后一部，全书以妻子询问是否要一个孩子时主人公的呐喊“不要”开始。幸存者是没有现实未来的，因此他只能“将你（未出生的孩子）的不存在视为对我的存在之残酷且必要的消灭。”幸存者无法与灾难之后的现实生存合一，成为自己“幸存的帮凶”，甚至“出生的同谋”。既不为幸存辩护，也不把世俗想象和这一幸存接轨——这是唯一可能和真实的胜利。活着对主人公也即凯尔泰斯本人来说是为了工作——写作，也即不断挖掘自己那个已经由他人砌了一半的空中坟墓。
这样一种写作取向和坚决不被同化的存在窄路，同样是对“关于奥斯维辛没有解释”这样一句知识分子拿来避开事实、将悲剧归咎于一个非理性恶魔，消灭所有理性解释的抗议。不避让命运的人无法不作出解释，而对凯尔泰斯来说，他的解释又超越了奥斯维辛事件本身。在小说接近结尾处，“我”展开了进入集中营前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在那里他发现了久存的人世丑恶、人的被迫划分和相互的不可理解（包括与爱人或父母之间）、沁入日常生活中的父权文化和圆滑处世的智慧、暴行受害者对公开暴行的默认和参与……这些是在纳粹暴行之前、自奥匈帝国时代便发酵着的人可以对他人做出的恐怖行径的日常变种。奥斯维辛因此被看做之前人们内心中释放出的种种可憎欲望的顶峰，以及每个人为了避免直视四周深渊而对魔鬼发出的最终召唤。这也是“我”作为幸存者的负罪感的由来。在这本一气呵成的小书中，这一彻底反思在战后作家中也是独特而可贵的。
可以想见，在极权行径之后及之下，依然可以成形的思想、概念、可被秩序和系统（包括文学系统）顺理成章地吸纳和认可的作品和作家，便是对那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不存在、它的被毁灭的过程的背叛，因而必然是虚假的。在今天的世界中这样的共谋共利的写作者依然到处存在。
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宋健飞译，《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西昌安宁河河床上彝族毕摩做开运仪式. 摄影：童末.
彝族经文与典籍（神话、起源史诗、仪式类经文）
因为自己的写作计划，今年大量阅读了川滇彝族典籍。在全球化和大国崛起的话语覆盖下，包括彝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本完全有能量打开另一种关于现代性、文明、群众/人民、他者、生死观等当代主题的思考维度。它们的“史源论”（沃格林）脉络是对有关现代性的普遍论述的一种重要补充甚至驳斥。当黑暗闸门落下，文化与文明面对危机与失语时，这些留存下来并且时至今日仍鲜活地在日常生活中运转着的文明框架提供了一种末日智慧与政治潜力。我们不该满足于仅仅对其进行浮泛的民族本质主义式应用，或将其当做一个成形的已死文本进行“客观”的、去政治化的文化或文学性的解码。它们与我们共在，对它们的理解与吸收仍远远未完成，这个工作是超越民族、学科与过去-现在的线性时间框架的，它们的丰富性与空白之处等待着新的对人类心性与境况的共同诉说。
童末，小说写作者、人类学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