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述与情动

2018.02.24

1983年重印的英译版历史小说》(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与年轻时期的卢卡奇.

什么是现实主义的现实”,长久以来是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大问题卢卡奇在叙述与描写一文中的论述仍然可以视作切入这一问题的重要入口他著名地将巴尔扎克与托尔斯泰对于赛马的刻画进行对照认为前者的描写尽管事无巨细地再现了赛马各个细节却和小说情节整体脱节而托尔斯泰的在安娜·卡列宁娜中对于赛马场景的叙述”,则使之成为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而有机的组成部分卢卡奇因此认为在把握历史和社会结构总体性的意义上托尔斯泰的现实主义笔法要比巴尔扎克式的自然主义高明不少下面这段提纲挈领的话可以视作卢卡奇从创作手法与历史语境的关系出发叙述与描写所做的唯物主义阐释

真正的叙事作品艺术的悬念永远在于人的命运描写把一切摆在眼前叙述的对象是往事描写的对象是眼前见到的一切而空间的现场性把人和事变得具有时间的现场性但是这是一种虚假的现场性不是戏剧中的直接行动的现场性现代的伟大的叙事作品正是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贯的变化把这个戏剧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然而旁观的从事描写的作家的现场性恰恰是这种戏剧性的反面他们描写状态静止的东西呆滞的东西人的心灵状态或者事物的消极存在情绪或者静物卢卡奇:《叙述与描写》,选自卢卡契文学论文集》(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59

换言之卢卡奇认为描写的空间性根本上改写了叙述的时间性其结果是人和事件的停滞行动的退化这一事关现实主义创作的极具争议的价值判断引起了广泛的讨论而近年来就这一主题所谱出的变奏中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的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一书(The Antinomies of Realism, London: Verso, 2013)相当值得重视这么说哪怕仅仅是因为杰姆逊几乎完全接过了卢卡奇的话题并就叙述描写做出了截然不同的展开

杰姆逊一开始就将叙述与讲故事的传统联系在一起并指出只有将讲故事的功能放在某种对立结构中我们才能确定其内涵否则叙述的边界就将涵盖整个精神活动领域”。因此与卢卡奇对于叙述描写的断言不同杰姆逊论述的推进方式迂回曲折得多例如他首先借用萨特对“récit”(叙述的时间性的论述指出叙述的时间是已完成事件的时间它们已彻底了结并进入历史”。在萨特这里,“叙述体现的时间性恰恰不是卢卡奇意义上的行动的时间而是无法行动的时间

这种时间性必然阻断当下发生之事件的活力同时也必然阻断事件参与者做出决断时的挣扎换言之它忽略了当下的时间并将未来转化为一种死去的未来”(某个角色在1651年或1943年预料到了某事)。因此很显然萨特呼吁小说重新确立的便是开放的当下的自由是一种开放而不确定的未来的当下用一句萨特最喜欢的话说在这里骰子还没被掷出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现实主义的二律背反》,伦敦:Verso出版社,2013. 封面图像古斯塔夫·卡耶博特(Gustave Caillebotte),《刮地板的工人》,1875,布面油画.

杰姆逊指出萨特对于叙述的完成时的不满和他对于事件性当下的执着本身就是由其自身的历史内容所决定和预选的”。将萨特的立场历史化不是为了否定其有效性而恰恰是为了探究叙述的可能性边界尽管或正因为叙述的时间性指向的是不可撤回的事件指向的是一种作为与日常存在也就是本雅明那里集体性和历史性的存在”)的时间相区隔的独特时间尽管或正因为叙述作为讲故事的技艺的延续,“叙述讲述”(telling)能够根据情境的实际需要进行任意扩展和缩短”,“叙述所讲述的行动始终是另一种时间性之中的封闭故事。(杰姆逊提示我们这一封闭的、“不可撤回的结构最终通往一个名字死亡。)然而,“事情的麻烦之处是读者的永恒当下读者将一种不同的时间性引入这一过程”。也就是说无论叙述本身作为对于过去的讲述多么封闭阅读行为的时间介入总是会将给不可撤回的事件带来不同的可能性因此杰姆逊写道

我们终于为我们一直在试图命名的话语对立找到了确定的表达不是“récit”“roman”的对立甚至也不是讲述展现的对立而是命运永恒当下的对立重要的不是如所有那些理论家那样将重心偏向某一侧而是去理解如下命题现实主义位于两者交叉点上现实主义是两者冲突的结果试图偏向任何一方来解决对立就会摧毁现实主义

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我们回到叙述与描写的对立可以说描写所打开的不仅仅是一个消极而琐碎的偶然空间如卢卡奇所认为的那样),而恰恰是一种与读者的时间性相关的永恒当下的时间但杰姆逊没有将这一现实主义的根源规定为描写”,而是试图将它界定为情动”(affect):如果叙述体现的是过去和过去时一切都在封闭的线性时间内展开那么与此相对

可以将当代或后现代的持续当下更好地描述为一种向身体的化约”,因为在所有倾向于将经验化约为当下本身的做法那里最后剩下的都是身体。……孤立的身体开始认识到更全面的总体感知(generalized sensations)的波动——由于缺乏更好的词我将此称为情动”。

在概念规定的意义上,“情动区别于情感”(emotion):后者是一套已经被辨认整理和归类的现象它们被赋予一系列可清晰辨别的名称并被把握为一个现象整体”;相反,“情动无法被语言把握”,因为它逃避了语言对事物和情绪的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卢卡奇所谓的事无巨细的琐碎描写”,到了情动这里恰恰成为现实主义作家的新使命因为他们必须捕捉情动那里转瞬即逝而又难以名状的核心正是无法被语言把握的内容要求作家用语言来进行表征

这些无法命名的感知已经有自律性如果巴尔扎克的气味转变为某种令人不快的忧郁那它也会具有自律性不管怎么说这些感知不再意味着任何事情作为世界的状态它们单单只是存在着而已

历史而言,“情动的这种自律性与资产阶级对于身体的特殊关注有着密切联系而在文学本体论的层面上对于自律的情动的关注或许也与语言的自律性进而与文学表征的自律性休戚相关。“情动的再现呈露的是语言的不可能的任务即再现剥离了意义的存在”:被文学语言所表征的情动内容无法被化约为日常生活中对于情绪性格状态等等的习俗性名称同样从时间性的角度来看,“情动的时间性指向了

一种永恒的当下一种自足的因素只依靠自己并将自身的存在不断延续下去在这里我们要提出情动的另一个特征强度它指的是情动能够根据一定的音量——从极细微到震耳欲聋——被记录下来而不丧失其性质和规定。……情动是独特性和强度是存在而不是本质它们往往会颠覆既有的心理学和生理学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杰姆逊提出情动作为现实主义的另一种冲动”,并不是为了以情动否定情绪”,以难以把握不可命名的当下时间来否定封闭的、“不可撤回的过去时间他不仅指出对于情绪的命名本身往往可以打开前所未有的叙述维度而且将对于情动的关注历史化为现代性条件下产生的难题:“理智和经验之间意义和生存之间的这种不可调和的分裂可以理解为现代性的根本特征尤其是在文学领域。”在这个意义上只要现代性状况本身无法被历史地克服那么由叙述情动所呈现的两种相互交织和缠绕的时间性就会永远是形成现实主义小说引力场的两个重要因素

— 文/ 王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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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末:2017年最佳阅读

2018.02.08

黑人青年计划100”成员在马里昂·西姆斯雕塑面前抗议纽约,2017819. 图片:Eduardo Munoz/Reuters.

朱迪斯·巴特勒 -《安提戈涅的诉求

在女性主义与国家的对峙关系中安提戈涅是否足以成为女性主义政治典范及代言人面对当代构建家庭的新实践(LGBTQ人群全球移民流亡者避难者在错乱时空中重建亲缘关系),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是否可以通过回溯和重构围绕亲缘关系的理论基石——拉康精神分析和结构主义语言学——打开新的空间这是朱迪斯·巴特勒写作此书的两个根本动机也是她以人文主义方式重读安提戈涅这一古典悲剧文本来回应当下性别与家庭的未来并为其开辟伦理与法理的理论新空间的尝试

巴特勒回溯了黑格尔和拉康的象征界(the symbolic)对安提戈涅的解读揭示出安提戈涅何以被黑格尔遮盖同时被拉康错置安提戈涅在巴特勒的解读中浮现为双重的无意识安提戈涅并不处在法外之地也就是克瑞翁象征的国家公法的对立面而是法律内含的无意识公法自身便是在这种非公开之物和不可公开条件的基础上诞生的与此同时安提戈涅也是亲缘制度这一象征界内含的无意识没有乱伦禁忌形成的意识边界人类的亲缘制度就无法成形乱伦禁忌是亲缘制度核心处的空白安提戈涅作为乱伦的产物在这一制度中成为一个无法存活之人没有语言可以说出她是谁。


巴特勒对诅咒的揭示和分析比最终结论更精彩落在俄狄浦斯家族身上的诅咒就是象征界运行的体现诅咒通过暴力展现避开诅咒的人反而执行了这一诅咒诅咒的魔力在于话语成为被话语命名之人的自身渴望而一再重复它反转时间其效力只有在回顾中才赋予过去事件以力量过去被预言再次确认语言成为当下行动然而作为诅咒后果的事件也是对诅咒的意外偏离和脱轨因此安提戈涅的诉求的革命性在于她既是诅咒的执行者也是其无意识的偏离者从而让公法与亲缘制度裂开了其自身的蒙昧模糊的归零点而她的革命性正是这个归零点揭开的新空间:“亲缘关系如果是形成人类的先决条件安提戈涅就是形成人类新领域的一个时机通过政治语言的误用通过不足以作为人类的生命像人类一样说话通过性别的错置通过亲缘关系在构建它的基本法则上的垮倒。”

中国的女性主义和女性生命体验今天仍然活在象征界运行所产生的禁忌和诅咒之中吗这一诅咒更普遍也更隐形了吗首先吊诡的是性别禁忌和诅咒的运行自1949年后其实已经几经变形遍露破绽本该推动改变的开启然而这一切并未发生国内公共领域/公开空间远远没准备好女性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的现身尤其是对有激进倾向的行动主流观念对女性主义者尤其是行动派的敌意和误解是很普遍的当它从常规的女性行为规范中偏离安提戈涅式的激进越成问题而如果行动者有论辩能力行动果敢给予TA们的试错或犯错机会反而更窄小和不宽容同时女性主义者的行动也面临着被景观化轻易消解的危险一个女性行动者的身体的在场仍然会被当做一个有观赏和审美价值的客体如果行动策略中包含对这一既定想象的挪用和嘲讽常常会面临跑题效果含糊或失效的可能另一方面近四十年来的经济决定论消费社会的虚假赋权女性在各个领域获得不同准入许可她们认为禁忌和诅咒已被消除认为自己已成为利益分享者与用其它方式在推进性别空间的女性对话和联合的可能越来越小她们的欲望也有自我满足加强整体性别禁忌结构的危险——规避诅咒的人反而执行了这一诅咒

是否我们该做的第一步是厘清象征界——我们继承自前人的无意识”?清算围绕性别的语言亲属与家庭关系以及既定性别规范的运行方式了解它们在哪里语焉不详和无效同时破除新女性的自我美化和幻想那也许是结构性力量诱引女性远离禁忌之地的潜能的有意设置我们应该从共同的失语处开辟新意识和共识哪怕是暂且微弱的可能

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王楠译,《安提戈涅的诉求——生与死之间的亲缘关系》,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

格雷厄姆·格林 -《权利与荣耀

这本出版于1940年的书出现在银翼杀手:2049》中复制人的手里并不违和作为格林最好的一个长篇它勾勒的正是一个置身于末日图像之中的绝境逃亡者的形象有写作同行曾提及格林对主人公精神状态的探讨流于表面但我认为这部小说仍然有力地展示了一个在未知和恐惧中不断行走的人类的焦灼盲目和自我怀疑他在种种未知的外部推动力之下不得不行动除了内心一点微弱不稳定的信仰早已丧失了一切小说中沉沉暗夜般的氛围像一个清醒的噩梦不断重返我们此刻身处的外部和内心世界我们对人类未来异托邦式处境的想象并未能涂抹出比格林更多的色彩这本书里地理和内心的时空迷宫中没有允诺任何新的人之可能在被文本压迫同时席卷的张力中我们和这个既是圣徒也是堕落者的主人公威士忌神父一起走在这段逃亡之路上这个不完美的人类犹如我们自己在自身的最低点和最高点之间不停摆荡与疲惫挣扎目睹漫漫旅程中世界的破败和狼狈在世界的背面失语以一种幽灵低语式的死亡终结这一切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傅惟慈译,《权利与荣耀》,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

塔西娜··阿玛瑞(Tarsila do Amaral),《Abaporu》(吃人的人),1928,布面油画,85 x 70 cm. 图片:Tarsila do Amaral Licenciamentos.

欧克利德斯··库尼亚 -《腹地

腹地写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作者以随军记者身份记录下了发生在巴西东北部内陆腹地的卡奴杜斯内战(1896-1897)——巴西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地理时空和文明的大断裂它是卷入历史与时间的现代性进程在文明/野蛮民众/国家的不可弥合裂缝中爆炸出的一份证言它杂糅了史实记录新闻报道地质学人种学文学如高原一般崎岖断裂的文本本身带来并不好读的效果但无法削弱它宏观壮阔的尺度和直视文明失败的瞬间的激进意义可以说它正是由巴西历史进程和文体的双重失败成就的奇特作品其写作进程等同于巴西腹地与沿海欧化文明断裂形成的进程最终锻造出这样一部敞开的未完成的巴西伊利亚特》”。没有这本巴西现实主义奠基之作我们也就无法理解近现代巴西性的成形的土壤以及后来的食人主义宣言》、若热·亚马多、《广阔腹地条条小径的作者吉马良斯·罗萨克拉丽丝·李斯佩克朵、“45一代诗人等现代巴西作家的共通气质和其在世界文学中的异质性

欧克利德斯··库尼亚(Euclides da Cunha),贝金译,《腹地——卡奴杜斯战役》,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凯尔泰斯·伊姆莱 -《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

奥斯维辛发生了什么被悲剧攫住的幸存者之幸存意味着什么是凯尔泰斯全部写作的核心他所有的书都是同一本书——一个自我囚禁以自我消失为终点与毁灭的进程同步并从其中建立起全部写作意义的西西弗斯式作家他的彻底性不仅使各种文学文体——小说自传散文之间的隔阂在他的文本中消解而且他展示了写作者何以超越个人经验成为唯一可能的无个性写作者与一种精神存在人的生存本质上就是一个无法避免各种强力对自我进行同化的暴力进程而无法被同化者只能成为世界和时间中的被弃绝者——同时也是自我弃绝者同化意味着死不同化也意味着死但同化更意味着精神死亡在这个意义上作为犹太人成为书中所言的恩赐”,它意味着奥斯维辛之后对不被同化的一种坚持:“在某种幸存中不再继续幸存不愿同时多半也不能幸存的幸存之存在形式,[……]这种存在形式仍又要求它的幸存即要求对其本身进行塑造以便它最终可以这样继续存在下去。”

本书是无命运三部曲最后一部全书以妻子询问是否要一个孩子时主人公的呐喊不要开始幸存者是没有现实未来的因此他只能将你未出生的孩子的不存在视为对我的存在之残酷且必要的消灭。”幸存者无法与灾难之后的现实生存合一成为自己幸存的帮凶”,甚至出生的同谋”。既不为幸存辩护也不把世俗想象和这一幸存接轨——这是唯一可能和真实的胜利活着对主人公也即凯尔泰斯本人来说是为了工作——写作也即不断挖掘自己那个已经由他人砌了一半的空中坟墓

这样一种写作取向和坚决不被同化的存在窄路同样是对关于奥斯维辛没有解释这样一句知识分子拿来避开事实将悲剧归咎于一个非理性恶魔消灭所有理性解释的抗议不避让命运的人无法不作出解释而对凯尔泰斯来说他的解释又超越了奥斯维辛事件本身在小说接近结尾处,“展开了进入集中营前的童年生活的回忆在那里他发现了久存的人世丑恶人的被迫划分和相互的不可理解包括与爱人或父母之间)、沁入日常生活中的父权文化和圆滑处世的智慧暴行受害者对公开暴行的默认和参与……这些是在纳粹暴行之前自奥匈帝国时代便发酵着的人可以对他人做出的恐怖行径的日常变种奥斯维辛因此被看做之前人们内心中释放出的种种可憎欲望的顶峰以及每个人为了避免直视四周深渊而对魔鬼发出的最终召唤这也是作为幸存者的负罪感的由来在这本一气呵成的小书中这一彻底反思在战后作家中也是独特而可贵的

可以想见在极权行径之后及之下依然可以成形的思想概念可被秩序和系统包括文学系统顺理成章地吸纳和认可的作品和作家便是对那个未出生的孩子的不存在它的被毁灭的过程的背叛因而必然是虚假的在今天的世界中这样的共谋共利的写作者依然到处存在

凯尔泰斯·伊姆莱(Kertész Imre),宋健飞译,《给未出生的孩子做安息祷告》,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西昌安宁河河床上彝族毕摩做开运仪式. 摄影童末.

彝族经文与典籍神话起源史诗仪式类经文

因为自己的写作计划今年大量阅读了川滇彝族典籍在全球化和大国崛起的话语覆盖下包括彝族在内的中国少数民族古典文本完全有能量打开另一种关于现代性文明群众/人民他者生死观等当代主题的思考维度它们的史源论”(沃格林脉络是对有关现代性的普遍论述的一种重要补充甚至驳斥当黑暗闸门落下文化与文明面对危机与失语时这些留存下来并且时至今日仍鲜活地在日常生活中运转着的文明框架提供了一种末日智慧与政治潜力我们不该满足于仅仅对其进行浮泛的民族本质主义式应用或将其当做一个成形的已死文本进行客观去政治化的文化或文学性的解码它们与我们共在对它们的理解与吸收仍远远未完成这个工作是超越民族学科与过去-现在的线性时间框架的它们的丰富性与空白之处等待着新的对人类心性与境况的共同诉说

童末小说写作者人类学者

— 文/ 童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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