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年和旧历年之间的时间非常怪异，同时带着朝相反方向狂奔的期待在算日子，一端是让工作停止的期待，另一端是逃避与“家”相关概念的期待，就在扭扭捏捏拖拖拉拉窸窸窣窣的过程间，时间以经期将来而未至的姿态在走，一年当中这段时间比起稀罕的2月29日更像是某种异端口味的冰棒，带来处在乐意与烦躁、好吧与不要之间的身体感，一如巴恩斯（Julian Barnes）笔下穿戴整齐上下电梯等着被抓的肖斯塔科维奇（Dmitri Shostakovic），一如对于抗原检测上显示两条线竟然抱有期待的你我。

这种时间状态下的身体感让记忆比过往更不堪用，我越来越记不清楚看过什么。2022年开始，我在手机的记事本开了“笔记”、“做梦”、“看的书跟电影跟其他”，在后者的页面内，我记下来的日期、片名或书名、星等以及短评像是出自一个脾气暴躁的老人之手，像是“（1★）够恶”、“（2 ★）很好笑”、“（3★）虽然很不错但整体低于期待”、“（2★）虽然有一些细致的点但我未来会忘记”等等。过程间，一本忘记登录的书籍反而终于闪现：出现在2022年11月26日返乡投九合一地方公职人员选举的、我的背包内的、11月出版的、繁中版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的《投票记》（Ensaio sobre a Lucidez）。

这本作为《盲目》（Ensaio sobre a cegueira）续集的书，是在“关于盲目的论文”出版九年

自2021年末奥密克戎毒株在中国出现，新冠病毒的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在严格的防疫政策下，我们不得不面对，甚至经历了很多隔离。一旦染疫，亲人要分开，同事要分开，情侣也得短暂地分开，在外工作的年轻人过年无法回家团聚，导致传统节日在年轻一代的经验中进一步失去位置，个体与家的关系也逐渐疏离。当个体在社会中的孤独感加深时，亲密关系好像是最能拯救我们于荒芜的力量，但是，除了关系内部的力量拉扯以外，亲密关系常常遭受外部环境的干扰。一旦外部的力量影响到亲密关系的内部秩序，结果往往是致命的。

居家隔离期间我看了比利时导演卢卡斯·德霍特（Lukas Dhont）执导的电影《亲密》（Close，2022）。电影中，两小无猜的两名13岁少年Léo和Rémi是彼此眼中最好的朋友，他们一起在花海里奔跑，温暖的光线让他俩变得轻盈细软，累了一起相拥而眠，似乎没有什么事情能把他俩分开。Léo在房间里为Rémi画肖像，Léo画得很走样，但两人却笑得很开心。刚进入中学时，Rémi总是寸步不离地跟在Léo身后。教室里，Léo习惯顺势靠在Rémi的肩上。这样程度的亲密状态引来了周围同学的侧目：你们是在一起了吗？你们是情侣吧？Léo对此感到非常不悦，当他在同学们面前据理力争的时候，Rémi却表现得像个局外人，既不解释，也不在意。

然而，当两人的关系被越来越多的同学当成话题，甚至变成霸凌的理由后，

自从Covid-19病毒于2020年初开始在中国、继而在全球范围内大爆发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在这三年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针对疫情以及各地采取的对策，在公共和私下的场合也早已有了不计其数的讨论。就我所在的日本东京来说，从2020年4月左右第一次宣告“紧急事态”时峰值在两百人上下的每日感染人数，到如今（也许迎来新一轮峰值）每日感染人数均突破一万，人们似乎早已接受了与病毒共存的日常生活。甚至每到周末，在涩谷街头便能看到反对疫苗、反对戴口罩的一些激进人士，或是聚集在“忠犬八公”雕像前进行演说，或是举着横幅游行——当然，需要补充的是，根据过去的经验，每当迎来新一轮感染高峰，这些人便无影无踪，也许是居家“自肃”了。

我相信，至少在日本社会，真正以无所谓的态度、甚至以“阴谋论”的态度看待疫情的人，只是极少数。尽管晚上八点以后的“禁酒令”早已撤销，公共场所需要保持一米左右的社交距离的规定也不再得到严格执行——事实上，这些对于阻断奥米克戎变异株的传播而言，无一不是收效甚微的举措——尽管东京都核酸检测的阳性率已经超过三成，但与此同时，另一方面，人们也依然佩戴着口罩，随身携带着免洗消毒液。换言之，在这里，针对Covid-19病毒，人们似乎正在将“不得不与之共存”的事实转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在这个特殊的语境下，上映于

《画廊一夜》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1978年完成的短篇动画，片长20分钟，讲述了“棒子”和“帽子”作为某种具体意识形态的拟人化象征，试图审查和破坏美术馆里的展览，最终被展览上的展品联合打败的故事。这部动画对于美术馆的描述非常写实，展览颇似今天的艺术博览会现场，窗外的月光下甚至还有一座酷似上海美术馆的建筑。在经历了十年间（1966-1976）动画仅作为政治宣传品存在的尴尬处境之后，上美影于1978年开始对其进行反思，希望调整后重新出发，《画廊一夜》就是这种反思语境下的作品。虽然它同样采用了善恶分明的说教式叙事语言，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新时期”意识形态转向的呼应，但无论如何，在这次重要的反思后，上美影回归创作正轨，重现了制片厂中断十年的动画黄金时代。

今天的观众在重温这部四十多年前的动画片时，也许很容易将其直接对应到当下现实的某些侧面。但我最初被这部片子吸引，完全是因为它的主题。同为创作者的我，经常会注意各类文艺作品中描绘的艺术本体问题，例如作品中描绘的艺术家和他所创作出的“生命”之间的故事，或是作家进入他自己创作出的文本里陷入无法出逃的困境等，这样的主题下时常包含着创作者和他的作品之间类似发现与惩罚般的关系，蕴含着宿命感。而《画廊一夜》的题目让我感觉到它一定是带有这类本体问题的作品，不过，看完之后发现，它对我还有更多角度的启发。

我一直感兴趣拟人化的动画形象作为一种“灵”，是如何

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期间，一名叫理查德·朱维尔的保安在百年奥林匹克公园内发现了装有炸弹的包裹，他协助警方及时疏散人群，最大程度避免了爆炸造成的人员伤亡。然而，仅仅三天后，这位英雄就被联邦调查局当作头号嫌疑对象接受全方位的调查。同时，《亚特兰大宪法报》发表了一篇人物侧写，将朱维尔描绘成一名“孤独的炸弹客（lone-bomber）”：这位美国社会底层极度渴望被关注的白人男性、33岁仍然与母亲同住的枪械爱好者、曾被警界开除且梦想重回执法机关的临时保安，终于找到机会自导自演了一出“英雄-炸弹客”式的都市传说戏。此后，朱维尔接受了FBI多种不正当的调查取证，并承受了媒体戏剧化的审判和民众潮水般的谩骂。后来，在包括律师沃森·布莱恩（Watson Bryant）在内的辩护团队帮助下，经过反复抗争，最终在爆炸案发生后的88天，FBI解除了对朱维尔的怀疑。

克林特·伊斯特伍德（Clint Eastwood）2019年导演的电影《理查德·朱维尔的哀歌》（Richard Jewell）几乎还原了整个真实事件。这部电影于2020年1月在中国影院上映，当时正值第一波新冠疫情爆发，估计全国的人都躲在家中隔离。而我是在今年年底北京大面积感染爆发期间才在网上看了这部片子。

敲钟人反成嫌疑犯，这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但在此时回顾这个故事，我很自然地关注到像朱维尔这样一个对体制充满向往和信任的人，当面临体制对他的背叛和抛弃时，他将如何反应，以及他的反应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思考？

妈妈，

 

这是我在卡查克监狱的拘留中心（Qarchak detention center）的第二天，德黑兰的这个冬天真的很冷，还好北部关押政治犯的艾温监狱（Evin）已经人满为患，我被拉来了南部的这一座，不然我可能会更狼狈一些吧！我还穿着九月初时离家跟你告别时的衣服，那时我只带了两套初秋的衣服出门，远未料到再回来会是这么久之后，并且以这样的方式。你有没有给我的植物浇水？即便是冬天，蕨类也需要大量的湿度，海芋们要多晒太阳，我的柠檬树有结出柠檬吗？

 

我试着给你写这封信，尽管我不知道它会不会最终到你的手里，我想很大的可能是被他们直接处理掉吧，不是因为这封信会对他们造成任何威胁，而仅仅是出于他们的习惯性残暴和冷漠。你还记得法拉吗？我跟你讲过的在卑路支斯坦做研究的女孩子，她已经在里面四年了，我们寄给她的书她从来没有收到过，而她在里面写的那部寄给阿里的小说，寄出来时被撕到只剩下目录了。上个月，在我第一次被审讯释放后见到了阿里。他告诉我，最近接到了法拉从监狱里打来的电话，这是这一年里唯一一次听到她的消息，她的声音听起来还是那么坚不可摧。在告别时，阿里欲言又止——我想我、他以及我身边所有朋友们都心知肚明却小心翼翼不愿意戳破的是，我正处于一种借来的自由之中——“我相信无论后面会发生什么，你也会一样地坚不可摧的……”他说完，我的眼泪难以抑制地落了下来。

 

我想我可能会令大家失望吧，说到底我可

郭老师在学阿语[1]，曾给我发过一份小作文，我一看到这些字母立马就很钦佩，她嘱我也写一篇学习新语言的经验。这句嘱咐令我诚惶诚恐，毕竟我学的语言难度和阿语不可同日而语。尽管在我学的这门语言里，因为宗教亲缘，阿语借词的贡献不容小瞧，且远超宗教范畴——比如badan（身体），serikat（协会），dunia（世界），hewan（动物）……

印尼语（Bahasa Indonesia, BI）是我学过的第四门语言。这门过去主要用爪夷文（Jawi）、今日用拉丁字母书写的语言脱胎于马来群岛（Nusantara）港口的商贸语马来语。在1920年代，“印尼语”和作为民族国家的“印尼”先后兴起，1945年独立之后被逐步标准化。这门曾被贵族视为“粗俗”的语言，不以交谈对象的区别指涉区分语言的雅俗，激进地拉平了谈话主体间的地位差异，让人们开始想像“平等”的社会。选择不基于任何族群或宗教的通用语作为国民语言，这种罕见的选择在印尼争取独立时给早期的民族主义者带来了旺盛的解放动能：用一门新的语言，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最佳例子之一就是著名作家普拉姆迪亚（Pramoedya Ananta Toer），其英文译者Max

2022年8月，当身边友人纷纷飞往卡塞尔之际，我随着全球博物馆人的脚步一同来到了布拉格，参与国际博物馆协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of Museums，ICOM）举办的第26届国际博物馆年会（ICOM Prague 2022）。本届年会以“博物馆的力量”（The Power of Museums）为题，是自2019年新冠疫情于全球爆发后的第一场国际博物馆盛会，此外也因为会上公布了博物馆的新定义而更加受到注目——讨论了近六年的博物馆新定义终于在现场与线上超过千名会员的见证下，以高达92%的同意票尘埃落定：“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服务、非营利的常设性机构，对人类有形和无形遗产从事研究、收藏、保存、阐释与展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具易近性与包容性，促进多样性和永续性。博物馆以伦理、专业和社群参与的方式运作和交流，为教育、娱乐、反思和知识共享提供各种体验。”这也意味着，全球博物馆人自此开始对自己的职业生涯和服务的机构有了一个新的标的。

定义之难

过去六年间，ICOM曾因对于新定义的期待无法达成共识，导致理事自请辞职、会员于2019年的京都年会上强烈反弹，促使原负责推动新定义的委员会“博物馆定义、前景与潜力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for Museum Definition, Prospects and Potentials，MDPP）改组为ICOM

《好莱坞报道》一篇影评说电影《正发生》（L'Événement，2021）的主演安娜玛丽亚·沃特鲁梅（Anamaria Vartolomei）的表演有着“惊人的情绪的透明度”。我想这位影评人可能不太会阅读情绪，沃特鲁梅的表演很好，但她的情绪并不算直接、透明。电影改编自202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安妮·埃尔诺（Annie Ernaux）的自传体同名小说，主人公、23岁还在上大学的安妮意外怀孕，在1960年代的法国寻求当时还是非法的堕胎手术。沃特鲁梅能很好地表达这场磨难中的恐惧、愤怒、悲伤等等情绪，但影片中大部分时间里她没有明显的表情，而且摄影机经常在她身后跟拍，我们看不到她的脸。在情绪可能最复杂的堕胎手术这场戏中，我们跟着她的背影进入非法小诊所，和女医生交涉，在接受手术的过程中摄影机一直保持在她的右后方，全程没有一个脸部特写镜头。

所以《正发生》跟许多人并提的克里丝蒂安·蒙吉（Cristian Mungiu）的《四月三周两天》（4 luni, 3 săptămâni și 2 zile，2007）在形式上有很不一样的地方。当然题材相近的两者都大量使用现实主义的手持跟拍，安妮在学校人群中抽离的表情很难不让人想起《四月三周两天》中那个著名的固定长镜头：刚刚接受黑色交易遭遇医生强奸的奥提莉亚赶到男友母亲的生日晚宴，奥体莉亚听着饭桌上一大家人的闲聊，眼神失焦，想着还一个人留在酒店的，同样刚被强奸并等待着排出胎儿的朋友。我们和奥体莉亚一样焦灼，七分钟的镜头观感如同一个小时。这是两部电影最相似的内容——日常性在经历非法堕胎的女孩的生活中突然消失，对她们来说所有时刻都成为事件。

出现在展厅和出版物上的“连接，嵌入，反射，承托”四个动词反映了“楔”对自身组织和工作方式的理解，这个四人“小组”持续交流了一年多时间，其间经历了各自的位移（或无法移动），环境的变化，政治的起伏，尤其是在疫情/疫情后的背景下，如何继续保持、甚至生成新的工作动力，对几位创作者而言是基本但也关键的问题。他们在柏林DAAD（German Academic Exchange Service）的阶段性展览上出现了家、食物这样的包容性的元素，同时也有危险的凸起和锐利的锋刃，回应了现实带来的多层次的、不乏冲突的感受。就“小组”本身的运作而言，从日常交流到准备展览的过程也是一种练习建立连接及信任的实验，这在充满断裂和孤立的当下变得尤为重要，在对他们的采访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去中心化”的连接方式可以呈现的一种样貌。

郝敬班：2020年初我搬去德国，开始了为期一年半的驻留。这段时间在柏林首先感觉到的是，随疫情而来的物理上的分隔，一直伴随着大规模此起彼伏的共振——人们在世界各个角落支援BLM运动、白俄罗斯、缅甸……除此，柏林惯性的日常被疫情打断，但面对突发情况和持续变动的种种反应，其实暴露了在这里人们在最根本上如何政治，如何生活，如何情感。这也让我难以回避地意识到这些“根本”和我来自的地方差异之大。我当时有种迫切感，即便为了在这里生活下去，我也需要以各种方式去真的理解这里，比如我需要了解最近防疫政策的变化原因，以便随时调整自己的生活，或者去理解随之而来的一些社会活动，选择接受或不接受。这段期间感受到的种种“连接”潜移默化的扩充了我整个对世界和现实的想象。去驻留之前，我几乎还无法想象做不是和自己在中国的经验相关的作品，我一直以为这个地方才能调动我最细微的感官和最大的工作动力，但这种感觉在这次驻留中逐渐松动了。

卡塞尔文献展无论对于艺术领域，或者更广义的文化范畴，甚至在艺术界之外也依旧被认为具备领导性的贡献和议题塑造的影响力。每一届的文献展无疑都背负着相当的期望，这往往也意味着同样强烈的批判浪潮。第十五届文献展自开展前数月就深陷于批评与声讨之中，不过这一次的争议稍有不同，因为它碰触到了德国社会最纠葛且敏感的神经——“反犹主义”。

其实文献展的争议以及德国政界的反应有迹可循。文献展作为一文化机构，外在予人的形象是文化精英及政治左倾，且近几届以来，皆致力于在展览中处理后殖民、移民与全球政经议题。此次策展团队ruangrupa以及被瞄准攻击的“稻米之牙”（Taring Padi）既具有穆斯林背景，又都萌生于1990年代末印尼学生运动反苏哈托政权的行列之中，政治上与右翼的主张显然有不相容之处。这样一来，便很难不被”民粹右翼－以色列支持者”这个全新的阵线（即使他们未曾结盟）视作眼中钉——即使是联邦总统与总理，也以“质疑未有犹太艺术家的存在”或罕见地未造访展览来表态。在文献展纠缠着行政与财务压力，并捆绑了国家形象的前提下，这场指控几乎未经论辩就已被判定输赢：艺术家、遴选委员会及策展团队全程皆是错误的一方。而关于策展团队及艺术家是否敏感于视觉语汇的讨论，恐怕都只是多余（虽然笔者也同意其重要性），并且仅囿限于艺术领域内：一来提出指控及支持指控的一方是极为复杂的集成，二是指控者发出谴责的真实动机，实际并不与策展团队及艺术家采行的形式语汇有关。至此，这些“反犹”指控已高度地政治工具化，吸纳了“取消文化”的手段，并且与文献展期间各种针对艺术团队的种族主义攻击，实为一体两面。

“你哥影视社”为艺术家苏育贤与建筑师田倧源、艺术史研究者廖修慧于2017年共同成立的电影制作团队。这个以当代劳动者为主要关注对象的电影社，其影像生产主要透过大量田野调查、私人读书会、与演出者组织工作坊、共构叙事文本等方式，在去中心的概念中，藉由众人之力形塑出“工作坊电影”式的创作方法。2022下半年，你哥影视社作品《宿舍》获DMZ韩国国际纪录片影展短片竞赛首奖、南方影展最佳剧情短片奖，这部作品以2018年新北市汐止区一则超过百位越南籍女工在宿舍内发动的罢工新闻为灵感——她们藉由手机直播，将罢工过程在网络上展示，你哥影视社透过公开的角色征集、多次工作坊，以及和不同工作类型真实人物合作，一起在片场中搭建虚构宿舍等方式，在新闻真实事件的基础内，让故事自行演绎、变形出不同的细节与可能性。

“非专业”与工作坊的创作方法

苏育贤：2012年我有一个没完成的“非法电影”计划，当时找了一批无证移工来组织电影社，当时的想像是以我为名义去申请补助，再把补助交给无证移工，从写剧本、人物设定到摄影，都是由这个电影社完成。后来这个计划因为被移民署关切而放弃。公视电视台觉得可以就这个方向再做一个与无证移工概念有关的新计划，所以出现了后来的《工寮》（2018），这也是“你哥影视社”最早的起点。

田倧源：我们三个人会聚在一起，是因为当时台南的海马迴光画馆有自办读书会。那时苏育贤想重读黄春明的小说《莎哟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