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格的地盘 [卡塞尔]

2007.06.21

八卦消息在外省传得最快。所以还有什么地方比巴塞尔美术馆馆长彼得·汉德申（Peter Handschin）和LISTE 赞助人弗朗索瓦·古茨维勒（François Gutzwiller）组织的晚宴更适合八卦呢？周四的宴会在瑞士乡村一座略带田园风味的时髦庄园内举行，共邀请了两百多人，大部分都是欧洲艺术圈的贵族。也许话题内容没那么带劲儿（或者至少人们躲在一边用德语低声嘀咕的才是真正的内幕消息），但数量绝对够多，就跟现场似乎取之不尽、吃之不竭的鼓丝鼓丝面和准时补充的烤辣椒一样储量丰富，而且服务生都不怀好意地格外性感。发达的通讯技术使身在大巡游其他各站的信息员几乎能即时发布最新进展。手机此起彼伏的振动都在重复同一个消息：十二届卡塞尔文献展办砸了。第二天就要坐近五个小时的火车从巴塞尔赶到卡塞尔，这时谁也不愿意听到这样的消息，但没什么能让我们停下脚步：我们飞越大湖可不是冲着手提袋来的。

如果你先一头栽进了威尼斯或者巴塞尔颓废的吵吵嚷嚷中，那么文献展——姿态严肃（多么德国！）而且私人派对出奇地少——常常让人惴惴不安。“大家都不愿意去文献展，”一位纽约艺术商人说。周五下午我们到达卡塞尔，这时距离正式开幕还有一天，一场大雨从天而降，雨中的小城看起来阴郁又潮湿。卡塞尔曾是启蒙运动的堡垒城市（文献展的主展场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是欧洲第一座公共博物馆），二战后经历了大规模重建。这是一座不平衡的城市，阴沉简朴的建筑群跟卡斯帕尔·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画中的风景混合在一起。

大雨使得露天开幕派对——在漂亮的Bergpark Willhelmshöhe举办——陷入了小小的混乱。（又一条短信：“别去！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黄掉了。”）所以我们打车向下一站进发：在MoMA助理策展人克里斯蒂安·拉特梅尔（Christian Rattemeyer）儿时的家里举办的鸡尾酒会。五年前，拉特梅尔和巴塞尔艺博会新任联合总监凯·索菲·拉比诺维茨（Cay Sophie Rabinowitz）的订婚宴会也是在这里举行。当时奥奎·恩维佐（Okwui Enwezor）的第十一届文献展刚刚开幕，拉特梅尔是展览的媒体编辑，而拉比诺维茨刚开始担任《Parkett》的高级美国编辑。拉特梅尔热心地回顾了一段轶事，说明卡塞尔居民和艺术间非同寻常的关系：一位不起眼的小个子老太太在约翰·博克（John Bock）的装置作品前沉思片刻后对他说：“你知道吗？这种东西博伊斯在72年就做过了，而且做得更好。”

大巡游——艺术界自己的“极速前进”——进行到这个阶段，已经有不少人败下阵来，但惠特尼美术馆策展人沙米母·穆明（Shamim Momin）和“创作时间”（Creative Time）总监安妮·帕斯特纳（Anne Pasternak）仍然屹立不倒，在最顽强大巡游者争夺战中不分上下。同样，鲁贝尔夫妇和贝特·卢丁·德沃迪（Beth Rudin DeWoody）也是少数几个坚持到现在的收藏家，其他大部分人在瑞士得手后就功成身退了。有些人的情绪特别高昂：“贝特在巴塞尔把拿着肛门塞的圣诞老人买下来了，所以她很高兴。” 德沃迪的一位随行人员说。

拉特梅尔夫妇宽松典雅的家里满是优秀艺术品，客厅墙边斜倚的布鲁泰尔斯画作就是很好的例证。克里斯蒂安的母亲埃德准备了许多可口的食品。在连续几周香槟，奶油和羊角面包的轰炸之后，她在厨房马不停蹄地赶制一份又一份辛辣可口的饭菜，暂时化身为众人的慈母，照顾这群艺术界迷失的孩子们，其中包括艺术家克里斯蒂安·扬科夫斯基（Christian Jankowski）和格瓦尔德·罗肯施奥（Gerwald Rockenschaub），画商斯特凡尼亚·博尔托拉米（Stefania Bortolami）和巴勃罗·里奥·德·拉·巴里（Pablo Leon de la Barra），以及英国皇家美术馆馆长诺曼·罗森塔尔（Norman Rosenthal）。

第二天下午，我们逛展览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步履匆匆。那些在威尼斯和巴塞尔逗留好几天的人为文献展设置了更严格的时间安排。Rosenthal说他只有二十四小时看展览，而P.S. 1的艺术总监阿兰娜·海斯（Alanna Heiss）站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门口问道：“我只有两个小时——该看点儿什么？”

问得好。文献展最好的作品——或者至少是最有意思的作品——似乎都只存在于流言中，观众对它们的了解要么来自他人之口，要么来自眼角余光的惊鸿一瞥：艾未未堂吉诃德式的“行为作品”《童话》把1001个中国人送到卡塞尔；西班牙厨神费兰·安德里亚（Ferran Adria）的四星级餐馆“阿布依”提供的神秘大餐（展览将随机选出五十名观众，把他们送到这家著名的餐馆享受大餐）；有关格拉谢拉·卡尔内瓦莱（Graciela Carnevale）1968年在阿根廷城市罗萨里奥做的行为作品的记录碎片，当时她把一群前来画廊看展览的观众反锁在了一间展厅里。（这不是我们都有的冲动吗？）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作品大都充斥着平庸之气。

在弗里德利希阿鲁门博物馆和新建的Aue-Pavilion里转过一圈后，我只隐约记得备受煎熬的作品怎样绝望地挂在分隔墙上。再走一圈，这种印象也没有得到多大改观，尽管我的确发现了一些晦涩的联系：例如，希托·斯特耶恩（Hito Steyerl）关于日本绳缚文化的好玩儿录像“可爱的安德里娅”被巧妙地放置在崔莎·布朗（Trisha Brown）的表演/装置作品“森林的地板”上方，而在崔莎的作品里，“行动者”通过悬在半空的衣物缓慢攀爬——两者结合在一起，集中表现了文献展教育和限制的原则。“绳子”到不远处希拉·高达（Sheela Gowda）的装置作品（解开的绳索）那儿完全松开。整个文献展充满了晦涩难懂的借代，含糊不清的美学逻辑。组织者罗格·布埃格尔（Roger M. Buergel）和露特·诺雅克（Ruth Noack）似乎把他们私下的玩笑放在了观赏愉悦和美学优雅之上。

开幕当天，布埃格尔不耐烦地忽略了所有艺术界的掠夺者，宣称文献展的指导原则是一种不可言说的“超地方主义”，是为那些“非专业观众”设计的。用这种前后矛盾的逻辑来躲避批评实在拙劣——如果你不喜欢，它本来就不是为你而设计的。更别提神秘的“非专业观众”从不还嘴：如果你的教育程度足够让你有自己的看法，那么你就不再算非专业观众了。

回顾过去两周的狂欢，我忍不住想也许艺术圈八卦是最好的超地方主义媒介。也许戴维·汉默斯（David Hammons）对这点最心知肚明：他在敏斯特雕塑大展（大巡游的最后一站）上的非正式参展作品（有过正式的汉默斯作品吗？）——艺术家杰瑞米·德勒（Jeremy Deller）通过沃克艺术中心（Walker）策展人彼得·埃里（Peter Eleey）得知——传说是他将尝试预测开幕当天的天气。流言是否属实其实没什么关系；它在观念上给我们带来的刺激关键就在其最终确认被无限推迟。（当然前提是这件作品的确存在，而不是德勒和他的工作人员搞的恶作剧。）

后来我们彻底放弃了看展览，开始漫无目的地在卡塞尔城区乱逛，寻找吃饭的地儿，最后在弗里德里希广场上撞见孤单一人的克拉丽莎·达尔林普尔（Clarissa Dalrymple）。她告诉我们派对“大篷车”已经出城了。克拉丽莎什么都知道，所以如果她都无事可做，晚上基本上就只有看电影了。我们的确去了。她邀请我们观看文献展电影单元的开幕影片：罗伯特·罗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的《意大利之旅》。达尔林普尔坐我左边，屏幕上是英格丽·褒曼的倩影，阴沉的卡塞尔暂时变成了最时尚的一座城市。

— 文/ David Velasco

巴塞尔八卦 [巴塞尔]

2007.06.19

上周一清早，我从巴塞尔慕罗兹•弗里堡国际机场出来后就直奔麦赛展览中心。艺术史学家Boris Groys在“巴塞尔对话”里的讲座已经开始了。我偷偷地溜进大厅，找到和小汉斯共同组织这一系列讲座的Maria Finders，告诉她马上让Groys和其他两位发言人卡巴科夫夫妇（Emilia&Ilya Kabakov）下楼来照相。这是巴塞尔艺术博览会总监Samuel Keller和评论家兼策展人Stéphanie Moisdon召集的活动，用的是安迪·沃霍尔式的宝丽来相机，名为“勇敢的和美丽的”。“那边的老头儿老太太是谁呀？”进门时一个摄影助手问我。得，又一个巴塞尔艺博会上的新人类，与其说他们是艺术爱好者，不如说是潮流追逐者。“那是卡巴科夫夫妇。”我回答。“真的？卡巴科夫是谁？”

周一晚上有四个卫星展同时开幕——LISTE, VOLTA, Scope和bâlelatina——接下来是在拜勒基金会博物馆举办的派对（NetJets主持）和满城的时髦餐会。我选择了在“艺术无限”对面大会议厅里举办的年度瑞士艺术奖颁奖典礼。今年大家的情绪不是很高。多数参加者都觉得备受指责的美术联盟委员会在今年双年展上表现平平。委员会还负责确定代表瑞士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艺术家名单。好几家报纸刊载了艺术商人Eva Presenhuber的批评文章，我们也知道艺术家Ugo Rondinone 和Urs Fischer压根儿就懒得参加开幕式。瑞士艺术奖大部分都颁给了不知名的年轻艺术家，这个决定招来了新一轮的批评。

我一边听同胞们的抱怨，一边跟他们友好地聊天，不小心忘了去巴塞尔剧场看由Jens Hoffman策划的Rirkrit Tiravanija演出（演出得到的评价好多了），最后碰到摄影师Ezra Petronio（他为《Self Service》杂志工作，同时也负责上文提到的拍摄活动），他在Krafft酒店的餐厅订了位子，邀我同去。在餐厅我看到了《纽约时报风尚杂志》主编Stefano Tonchi和“火辣”年轻艺术家Latifa Ekrach， Brice Dellsperger和Valentin Carron在一起。

Petronio和我决定去巴塞尔美术馆来个睡前小酌。那儿的酒吧就像是瑞士版的Le Palace或Studio 54 ca. 1981：穷人和富人，美人和丑人，胖子和瘦子，艺术家和画廊主——人群中混杂着不少艺术界的闯入者（YSL创意总监Stefano Pilati和明星建筑师Jean Nouvel）。因为空间狭小，人群都分散到广场上。每一轮杜松子酒兑汤尼水过后，人们的叫嚷声就高过一层。“总是这样，”一个朋友评价道，“所有人的压力都很大，他们想在第一个晚上好好放松放松，结果总是喝到要头疼一个星期。就这么极端。”

我们的朋友，艺术家Sturtevant凌晨两点仍然在人行道上步履沉重地瞎逛。一群记者现场采访了她。他们根本不知道Sturtevant乃何许人也，只是觉得她很醒目，所以冲上去问了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什么，在你看来，是巴塞尔最艺术的东西？”她的回答：“艺术！”晚安！

到了周二，艺博会的各个通道和当晚城中的大小餐厅都挤满了VIP。我去参加了收藏家Katharina Faerber为策展人Christophe Cherix举办的生日晚宴。Christgophe即将离开日内瓦艺术圈，到MoMA任职，这次宴会也算是为他饯行。其他客人包括艺术家Sylvie Fleury和Allen Ruppersberg。周三上午，一年一度的Schaulager早午餐就要开始了。今年这个私人基金会推出的是Robert Gober回顾展。我和艺术家David Lamelas一起逛了展览。他的心情非常好，因为两个代理商带到博览会的作品全部卖了出去，而且买主是业界颇受人尊重的藏家。

今年设计品销售额创历史新高，Vitra受其鼓舞，在当晚推出了一系列大牌工业和家具设计师的限量作品，包括Alberto Meda，Ronan & Erwan Bouroullec和Konstantin Grcic。我跟Zaha Hadid同时到达位于德瑞交界处的Vitra公司总部。她看起来心情不太好，对所有问题一概回答：“不/没有。”“Hadid女士，您有没有找到时间休息？”“想不想喝点儿什么？”“你还好吧？”她总共在那儿逗留了三分钟。

赶赴卡塞尔之前，我参加了Casey Kaplan，Meyer Riegger和kurimanzutto画廊的主人们在莱茵河的一条平底船上组织的餐会。狂欢的人们聚在一起举杯庆祝Cay Sophie Rabinowitz担任博览会艺术总监。作为回应，她慷慨祝贺她的丈夫，策展人Christian Rattemeyer，在MoMA策划的第一场展览“线条，网格，污渍，词语”开幕。我跟评论家Daniel Baumann，收藏家Richard Massey和《Frieze》杂志的Matthew Slotover聊过天以后，决定今天晚上到此为止。在这座城市胡乱转了有三天，究竟错过哪个活动最让我感到失望呢？答案？艺术休息室单元里艺术家John Armleder和Gianni Motti的乒乓球赛吧（Tony Conrad担任裁判）。不过没关系，总是有明年的嘛。

— 文/ Nicolas Trembley

威尼斯长征 [威尼斯]

2007.06.10

星期三我走进军械库的土耳其画廊区，迎面看见一个液晶屏幕，上面用明亮的橘红色显示着“抱怨”（COMPLAIN）一词，你可以想像当时我有多兴奋。但接下来我看到了作品（创作者：Hüseyin Alptekin）剩下的部分：这是一组大型装置，由很多宜家样品间一样的小房子构成，灵感来源于西亚一种特殊的餐馆格局，作品上方还悬挂着另外一个屏幕，上面显示的词是“不要”（DON’T）。

实际上，我也没什么好抱怨的。虽然星期二下午刚下飞机就发现行李不见了，去失物招领处登记时看到维克斯纳艺术中心总监Sherri Geldin也在那儿填表，但几个小时（再加上三百美元的“水上的士”费）后，我成功地找回了行李箱，在华灯初上时赶上了我的第一场威尼斯派对。和艺术界无数其他社交场合一样，晚会上到处是世故迷人的男女，相识多年的老朋友，数夜风流的老情人都在此刻重逢。大家知道，接下来的七天是艺术当家，客人得大口喝酒，夜晚会越来越长，储备不够绝对不行。

当然，背景变了，情况也有所不同。例如，虽然Rachel Lehmann和David Maupin经常为他们的艺术家举办派对，但在圣马可广场对面的威尼斯湖上用米索尼（Missoni）家族的游艇做派对场地的情况并不多见。而派对的座上宾——这次是Tracey Emin——也很少躲在一边蒙头大睡，让光鲜亮丽的客人们吃喝自便，其中包括摄影师Mario Testino和Juergen Teller，画商Sadie Coles和Angela Westwater，艺术家Guillermo Kuitca和Hernan Bas，策展人Neville Wakefield和不少漂亮的米索尼家族成员。

热裤，厚底鞋，黑色低胸吊带，Emin终于出现在甲板上，她宣布道：“这是我的派对，我觉得还是该说一句。”实际上，在所有双年展艺术家里，为Emin举办的午餐会，鸡尾酒会，晚餐会好像最多，连长袖善舞的Francesco Vezzoli都不如她风头强健。Francesco Vezzoli（和Giuseppe Penone一起）在双年展上代表意大利做首次亮相不知道已经多少年了。今年他的新作《Democrazy》把莎朗·斯通带到威尼斯，这样性感女神就可以跟定于周六晚上登台献艺的艾顿·约翰作伴了。

在周三意大利馆的正式开幕式上，我既没有看见约翰，也没有看见斯通。餐会开始前，索斯比的Tobias Meyer，策展人Francesco Bonami，纽约新美术馆（New Museum）总监Lisa Phillips和她的董事会成员Stephanie French聚在一块儿。 Vezzoli是他那桌唯一的男士，同桌的Geldin穿了一件Prada的黑色紧身外套——结果被安排坐在了Miuccia Prada本人旁边。这一巧合本来会让我饶有兴味地看上好一阵，但Vezzoli右手边的Jeanne Moreau实在太迷人，七十九岁高龄的她魅力仍然不减当年。Vezzoli不断被策展人Ida Gianelli或者其他政府官员叫走。“我已经从杰瑞·泽普金（Jerry Zipkin）变成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了，”他说，因为双年展前他在几本主要欧洲杂志上的作品引起了官方紧张，所以他本人也就从无害的派对动物变成了个不祥人物。

至于Penone，他把一间画廊的四壁都包上皱皱巴巴的动物皮，在地板上覆盖起伏不平的大理石。在他的装置里，两个巨大的镶金树干外层包裹着动物皮躺在空间中央，旁边的环形影音室正在放映Vezzoli虚构的竞选录像。整个作品极富冲击力。正如Vezzoli所说：“这是巴洛克化的贫困艺术，是政治化的华丽风格。”尽管双年展大部分内容我都还没看，但我觉得不可能有作品能超越Penone的“树干”了。接着我听说为Joseph Kosuth的装置作品组织的餐会更为可观，展览地点在San Lazzarro degli Armeni岛上的瓦朗蒂娜修道院（Mekhitarian Monastery），由Adelina von Furstenberg策划。每一位到场嘉宾都会收到一个雕刻精美的玻璃杯，杯体上刻着不同文字里的“水”字（水是Kosuth作品的核心所在）。

我知道这些是因为餐会结束后，我被带到Bauer酒店的休息室，结果发现人们好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谈论艺术品的价格，而是拿着新到手的玻璃杯冲我们这些没有拿到的人不停地炫耀（我可没有抱怨）。马修·巴尼，画商Shaun Caley Regen，艺术家Rachel Harrison，《Frieze》创始人Amanda Sharp以及威尼斯所有母语是英语的人占了人群的大多数——这一周每晚都会如此。这么多渴望体验艺术的不速之客在小小的水城还能干什么呢？欣赏丁托列托（Tintoretto）和提香（Titian）的画作吗？

然而，到了周四，是时候去看看艺术品啦，特别是在双年展花园里各国国家馆。但我首先去葛拉西皇宫看了一眼由Alison Gingeras为弗朗索瓦·皮诺难以尽数的收藏品策划的第一系列展览。这个工作简直是为Gingeras量身定做，Martial Raysse，Urs Fischer和Franz West的作品在她的手下得到最充分的表现和展示。而Rudolf Stingel的地毯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美丽。

我先绕道参加了Yvon Lambert画廊在Cipriani组织的雨天午餐，接着跟画商Curt Marcus，沃霍尔基金会的中坚分子Vincent Fremont及其妻Shelly在Florian咖啡馆喝了点儿东西，然后去了一趟嘈杂的麦当娜餐厅（当时我看到Jeffrey Deitch正往Kristin Baker和剪刀女郎乐队的Jake Shears的桌子那边走），最后向为Felix Gonzalez-Torres在Palazzo Pisani Moretta举办的餐会进发。Felix本人自然不会到场，但另外八百人会来。警告：在威尼斯，没人会告诉你详细地址，一般都只给个大概范围，如果运气好，最多可以问到水上巴士的站名。换句话说，我迷路了——在威尼斯，迷路也不算坏事。我和同伴吃力地往酒店走，一路又生气又失望，结果巧遇了威尼斯“真正的”夜生活。里亚托桥附近聚集了成千上百的年轻人，和几个世纪以前一样，他们在黑暗中窃窃私语，高声喧哗，喝酒拥抱。入乡随俗，到了威尼斯，就照威尼斯人的活法过：做爱，不要做饭。

凑巧的是，周五我发现自己回到了同一个地方。这次是参加佳士得的Amy Cappellazzo组织的午餐会，并和收藏家Andrew Schiff及其妻Karenna Gore Schiff一同去看佩吉·古根海姆美术馆的博伊斯&巴尼展。虽然很多人都希望Karenna的爸爸阿尔·戈尔能参加2008年总统选举，但我们既没有谈政治，也没有谈艺术。大部分谈话内容都围绕着如何养育子女展开，只是我提了提当天早上和伦敦收藏家Pauline Skarpitas在教堂里看到的Zaha Hadid的未来主义风格作品：子弹形状的有机玻璃家具。“Zaha，”我对建筑师本人说，“这个做得太棒了。”她瞪了我一眼回答说：“那当然。”

很明显，随着周末临近，人们的情绪越来越高。周五晚上是我在威尼斯的最后一夜，我先后去了Marina Abramovic为艺术家Paolo Canevari在WPS1驳船上举办的生日派对（现场主要语言是带有鲜明日耳曼色彩的意大利语、英语、法语的混合体，像极了六十年代007电影里花里胡哨的派对场景）和《Fantastic Man》在古根海姆美术馆花园里举办的乱哄哄的派对。与此同时，弗朗索瓦·皮诺在圣乔治岛的Fondazione Giorgio Cini大宴宾客，邀请了六百多名艺术界大腕和社会名流，其中包括超模娜奥米·坎贝尔（Naomi Campbell），时尚传奇Azzadine Alaia，演员萨尔玛·海耶克（Salma Hayek）以及伊朗前女皇。而就在不远处的葛兰西皇宫，《L’Uomo Vogue》为其艺术增刊组织了一场特别没劲（同时非常有意思的）派对，Andre Balasz非常不情愿地被门口的工作人员带了进去，整个场面极像当年的54号工作室（Studio 54），搞得我一时忘了今夕是何夕。

经过这一切后，Bauer酒店的休息室看起来似乎成了个振奋人心的好去处，但里面挤满了欧洲人和他们的美国同行，如纽约艺术家Aaron Young，Hope Atherton和Richard Prince以及画商Tim Blum和Lorcan O’Neill，最后休息室不得不暂停供应酒水，把所有人都赶到大厅里。在那儿，我跟The Clash乐队的吉他手，衣冠楚楚的Paul Simonon撞了个满怀。我不禁好奇问他是不是以收藏家的身份来威尼斯的。“画家，”他咧开嘴笑道，“也是收藏家。我是全世界收藏我自己作品最多的藏家。”

— 文/ Linda Yablonsk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