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览游戏 [里昂]

2007.09.24

今年，第九届里昂双年展“归零——尚未命名的十年”吸引了大量国际宾客。一向以奇思妙想著称的策展人Stéphanie Moisdon和小汉斯（Hans-Ulrich Obrist）这次也不负众望，推出了一个顽皮的理念，把整个双年展做成一场大型游戏。为了让游戏更好玩儿，他们还要求四十九名“玩家”，大部分都是国际策展人（包括我在内）问答以下问题：“你认为，这十年来最重要的艺术家是谁？”然后按照得到的答案邀请被选中的艺术家参展。第二拨玩家——由十四名艺术家组成——应邀再选择一批艺术家参加附加部分的展览；例如Saâdane Afif就借此机会推出Nantes的Zoo画廊旗下大约四十名艺术家。法国主要日报的专栏（典型地跟国际潮流步调不合）并不买这种模式的账，几乎异口同声地把双年展的理念说得一钱不值，称其缺少“诗意”（《世界报》头版标题是“既无信仰又无选择的双年展”。）倚重批评家和策展人的做法被认为是完全不合时宜的。Harald Szeemann（注：著名策展人，曾策划威尼斯双年展）肯定在坟墓里不得安生。

星期一下午，我到达La Sucrière（双年展的四个展场之一）。第一站是我自己挑选组合的部分，其中Christian Holstad的装置指涉了里昂兴旺发达的性产业。双年展展场周围随处可见妓女工作的小面包车，当然，展览期间她们都被警察赶到其他地方，免得让展区看起来太不体面。Holstad在展场建筑前面的空地上安放了一辆跟妓女工作用车差不多的小面包车，表明和她们团结一致的姿态。这让公关部门好一阵提心吊胆，艺术家必须要“低调”行事，以免触怒市长。双年展开幕式由里昂市市长和文化部新任部长Christine Albanel共同主持，一同出席的还有六十个穿得像凡尔赛的皇宫贵族、怪里怪气的社会人士。他们的到场似乎给本来生气勃勃的人群增添了风味独特的一笔。

他们被Annie Vigier和Franck Apertet的编舞（邀请人：Pierre Bal-Blanc）搞得大惑不解，作品中，男舞者把头伸到女舞者两腿之间（反之亦然）。同样让他们困惑的还有肌肉男脱衣舞秀，据创作人Tino Sehgal（邀请人：当然是Jens Hoffman）描述，表演者“是Larry Bell，Dan Graham和Dan Flavin的混合体”。当他们看到年轻女子在自己身上撒尿（Norma Jeane，邀请人：Giovanni Carmine）时脸上的表情简直无法形容。难怪这些作品只对“成人”观众开放，虽然邀请艺术家David Hamilton参展的Eric Troncy对Hamilton年轻裸女的照片做出同样的观展限制确实有些奇怪。但这些和针对Erick Beltrán更大的政治动作相比，全都只是小菜一碟。应休斯顿策展人Gilbert Vicario邀请参展的Erick Beltrán用街头“仇恨言论”的风格重写了一些广告语，如“里昂白色垃圾”（LYON WHITE TRASH）或“黑鬼不得入内”（BLACKS OUT），作为对广告业的一种批评。地方官员看到后大发雷霆，前市长Michel Noir要求撤掉标语。里昂艺术总监们表示拒绝，但政府威胁将采取法律行动，某些特定的横幅（写着“肮脏的犹太人”和“穆斯林去死吧”）被拆除，其他标志则可以继续展出，尽管作品批判和夸张的性质连五岁的小孩儿都看得出来。

当晚，我们接到邀请去看Jérôme Bel的新剧《演出必须进行下去》（The Show Must Go On）。（Bel是第二拨玩家成员之一。）因为已经看过，所以我转而去了双年展的中心Brasserie Georges餐厅。le tout Lyon就在这座巨大的装饰艺术风格大厅里举行。宴会结束后，宾客纷纷前往新的艺术学校，参加由里昂最厉害的大厨一手操办的盛大鸡尾酒会。“里昂唯一”奖的颁发把研讨会推向高潮：最佳策展人与艺术家搭档组合将共享一万四千美元的奖金。

评审包括路易·威登基金会的总监Suzanne Pagé；奥斯陆艾斯楚•费恩利现代艺术馆馆长Gunnar Kvaran；《Artforum》杂志出版人Knight Landesman；巴塞尔艺博会总监Samuel Keller；路德维希博物馆馆长Kasper König；迈阿密Moore空间总监Silvia Karman Cubina；以及艺术家Elaine Sturtevant。Seth Price (邀请人：Andrea Viliani)以回收早期作品片段的录像捧得桂冠，亚军（奖品是M/M设计的巧克力狮子——里昂的象征）得主是Jennifer Allora和Guillermo Calzadilla。收藏家Rosa de la Cruz看上去神采飞扬，为每个到场的人照相，而在此期间，双年展主题曲：Trisha Donnelly写的颤悠悠的钟琴小调一直作为背景音乐在现场回响。Price还赢得了好几瓶大香槟，我们醉醺醺的一帮人马杀到后台庆祝，接着去了附近超小的Look-Bar。实际上，用“超小”来形容它远远不够——为了挤进去，我们真的不得不叠在彼此身上。（我在策展人Stefan Kalmar上面，Kalmar在泰特策展人Stuart Comer上面。）

第二天晚上，在瑞士领事馆又有一场为小汉斯先生举办的派对。这次我躲开了重游Look-Bar，早早上床睡觉，心里又是轻松又是后悔。

— 文/ Nicolas Trembley

充满权利的旅行 [上海］

2007.09.06

上周晚上去一个画廊开幕式的半路上，那是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盛大开幕的前夜，突然莫干山五十号短暂停电了，刚刚从浦东国际机场奔出来的vip们和上海本地的活跃人士都在这份夏末的细雨里聚在一起。这是无数个片断中的一个而已，显示了在每日的现实之下渗透出的那种不可言喻的集体性焦虑。不经隐隐发问，有可能吗，如果有一日闪闪发光的中国当代艺术景象也会这样毫无警示和歉意地突然走向黑暗？

当然，苏州河畔的仓库里，电很快就又来了，大家都跑去看那些平淡无奇的作品，计文宇的雕塑，穿着西装的男人手持着巨大的花朵（在香格纳画廊）；舒勇的雕塑作品，就是那个小小而有着巨乳的女人（在东廊画廊）。

在和巴塞尔艺术博览会评审委员会的评委喝了一杯咖啡之后（我作为巴塞尔的中国顾问本周的工作是负责他们的考查），我和收藏家Tim van Housen夫妇去了画廊家林明珠（Pearl Lam）举行的私家晚宴，先是为Sam Keller的接风酒会，然后在她那六十四的餐桌上进行了传奇式的晚餐。

各种声音另人茫然不知所措，也许每个人都在自问：这里是否有点声么是值得回忆的？曲线是走高还是走低？就像这一博览会的中文简写"上当"——第一个字表示上海，而"当代"又有可能意味着"被欺骗"。Dealer们期待着巨额交易，而收藏家们似乎被波特曼酒店空房间的数量所惊愕（博览会周围的五星级酒店如果住不满就说明博览会本身的问题），这座五星级的酒店就正好在南京西路上，博览会的对面。在林明珠那有点过分设计的客厅里充满了选择的游戏，既有人在热烈的讨论"中国是否有'真正的'收藏家群"，也有倾情于拍卖会的投机者在谈论作品的估价，只是价码不再向从前以十万为跳，现在都是百万一跳。大家听说了画廊家麦勒面临的作品被审查的问题，他本来是打算展出王兴伟的一个新系列作品的。麦勒就在桌子对面，他下方和我们每个人一样，有一只精美的白色瓷器，是佛手的形状，用来盛放餐碟和座位卡。也许最让人惊讶的是林明珠去年在上海双年展时做举办的晚宴，为了严格遵守时间表，迟了三个小时，以至所有人都在上菜之前喝大了。终于吃完了第三道菜，我急忙要赶去看Pierre Huber在外滩三号的Glamour吧举行的学生作品奖，不过我赶到时已经结束了。在那里，我们又和Sam Keller的好朋友——女作家棉棉喝了几杯。我回到酒店养精蓄锐为了明天能看一看这个博览会本身到底能带来什么。

第二天傍晚（9月5日），我们的小班车把我们拉到了上海展览中心，那是有一座建设于1955年的俄罗斯新古典主义建筑见证和纪念了当时的中苏友谊，当晚是只针对VIP的预展（不过这个博览会人人都可以成为VIP）。在入口的尖顶下方Gucci的巨型广告牌横挂左右，红地毯从展厅的台阶一直铺到了延安路的大柱子那。意大利的主办方和中国官员们面对广场无数的记者进行冗长的发言，一旁手捧鲜花穿着旗袍的女司仪们只好尽量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无聊。走进展厅，第一眼的感觉颇让人惊喜——这个博览会做的不像中国通常的博览会那么不讲究。画廊家Claes Nordenhake优雅的说："主要是这完美的墙体增色不少"。展厅里也确实有不少好东西，比如艺术家Rirkrit Tiravanija的装置，从巨大的玻璃橱窗里吐出来的大米可以用印着"免费的"布袋去接住。

我碰到了Nick Simunovic，他是Gagosian高古轩画廊最近派到上海来的代表，他正在和上海现实主义画家陈逸飞的儿子聊天。主办者Pierre Huber和周铁海在Phillips de Pury的展位前问候参观者，Phillips正在展出的是Howard Farber所收藏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中的一些作品。有西方画廊家说，中国凡事皆有可能，就连拍卖行预展都能开进博览会来。尽管上海当代艺术博览会比想象中的强，但参观者仍然时不时地要面对很多恶心的地方，尽管博览会还是和美学趣味与政治感有关，在展厅里还是老能感到不舒服。

周日晚上回到北京，几百个上海博览会的参观者又重新聚头去张锐家的新家派对，张锐是个电信巨头，也是北京现在画廊的幕后，现在画廊的老板是原来搞摇滚的黄燎原。中国收藏家——不管是"货真价实"还是以投机为目的——都全力出动：汽车大亨杨滨新建的恒温仓库里共有十扇装配移动轨道的墙壁，可以通过遥控操纵，此时他正站在回廊上跟北京巴黎两地飞的刘氏三姐妹聊些拍卖八卦和趣事。艺术家蹲在角落享用有璟阁（张瑞和黄燎原在现在画廊旁边开的餐厅）的中国风点心。

晚上七点，大门打开，人们涌进螺旋形、准古根海姆式的大厅，厅内挂满方力均的画，达米安·赫斯特的版画以及更年轻一代艺术家的创作成果，谁也说不好哪个一定能被收入国内拍卖图录或登上本季度的杂志封面。Pierre Huber 和他载满外国收藏家的大巴在夜幕降临时到达。《连线》杂志创始人Ian Charles Stewart把眼前整个场景比作1996年的硅谷，当时，第一拨技术狂人面对接踵而至的新来者觉得眼花缭乱，与此同时也意识到远在他们掌控之外的强大力量已经启动。"而那时"他总结道，"真正的投资热潮开始了。"跟收藏家 Pamela Kramlich 和Griet Dupont聊天时，有一瞬间我突然觉得很荒唐，仿佛置身于八达岭高速公路旁边一片快餐式楼群里的 Frank Lloyd Wright幻梦的中心。我发现自己有种奇怪的愿望，希望这个庞大的系统再次停电，甚至永远不再恢复运作，尽管目前每个线路看上去都完好无损。

— 文/ Philip Tinari (田霏宇)

聪明的设计［科隆］

2007.09.02

“我很高兴最后没有完全失败，”在他为著名的科隆大教堂南耳堂设计的彩色玻璃窗的揭幕式上，Gerhard Richter这样说道。经过一段漫长而且不乏艰辛的制作过程，这些玻璃窗终于完成。Richter的谦辞引来在场的记者和市民一阵轻松的笑声。“我们的讨论卓有成效，”大教堂的主要建筑师Barbara Schock-Werner肯定道。他也承认委员会本来希望用一种更传统的设计，在窗户上展示20世纪殉道者的形象。但当Richter从构思到完成花费长达五年时间的抽象设计在上周六与公众见面时，在场所有人感到的似乎不单单是满意，甚至有些兴奋到脸红心跳。网格状的窗玻璃由11263个彩色方块组成，共有72种不同的颜色。

窗户设计跟科隆大教堂搭配得非常好，所有人都赞不绝口。“新窗户看上去漂亮极了。明亮的夏日阳光透过窗户，点亮这一片绚烂的色彩，非常震撼人心。”科隆市市长Fritz Schramma激动地说。“Richter的作品本身就是一曲光的交响乐，为我们揭示出上帝造物中的美和其中不可思议的秩序，而且从情感上能够跟教堂建筑联系起来，”主教Josef Sauberborn在奉献礼上补充说。上一次艺术界如此明确一致地推崇一件作品是在2003年，当时Olafur Eliasson在伦敦泰特现代艺术馆上演了同样规模巨大的一次“神圣介入”。

作为艺术家赠送给他居住了近25年的科隆市的礼物，新窗户既带有明显的现代气息，同时也能很好地融入教堂13世纪的哥特建筑风格，这一点的确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原来的窗户在二战期间遭到毁坏，20世纪50年代初期被换成透明的窗玻璃。Richter的作品揉合了装饰图案和几何元素，按照他自己的话说，是“冒险和控制”结合的产物。在选定色系之后，Richter利用电脑对半扇窗玻璃的颜色组合进行了随机排列，把剩下的一半做成排好那一半的镜像。（尽管他明显尝试了好几种不同的反射模式。）最终成品给人的感觉是一种愉快的丰富，和精心组织的混乱。

为了让观众能在Richter更广泛的作品体系下欣赏这次设计，位于大教堂斜对角的路德维希博物馆专门举办了一场小型展览，展出了Richter的两幅画和一些素描作品，说明了他在“系列”方面所做的长期尝试：“4900种颜色”——他完成大教堂设计后创作的大幅作品；4096种颜色——1974年的作品，同时也是这次设计的主要灵感来源。

星期天，随着一场免费的音乐会在著名的科龙音乐厅拉开帷幕，庆祝活动达到最高潮，演奏曲目包括Philip Glass和Morton Feldman的作品，Kasper König等艺术界名流也到场参加；最后表演者们就在刚刚完成的玻璃窗下演奏了一首John Cage的作品。当太阳在这个夏日周末缓缓西沉的时候，许多人依旧站在大教堂门外的广场前，凝望“他们的”新窗户，脸上洋溢着欢乐和自豪。或者只是圣酒喝多后的红晕。科隆市民间流传着一句话：“我们的教堂永远都不会竣工——它永远处于建设当中。”他们也喜欢预言说，什么时候世界末日到了，科隆大教堂的翻修才会结束。谁知道呢？也许当代艺术会预示世界末日的到来呢。

— 文/ Hannah Dübg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