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京北上驱车往承德方向，进入燕山山脉，视野逐渐开阔。四月初，北方山地还没有真正转绿，淡粉色的山桃花散落在浅赭色的坡地和岩石上，如星点云雾。刚过京冀交界，在几个落寞的村庄尽头，阿那亚·金山岭社区的关卡低调地出现。自此蜿蜒入山，眼前的景致突然变得有序、精美而洁净。

还不到消夏的季节，社区很多店铺依然在冬休，中心草坪上的土地正被挖掘机翻开和填补。层叠的建筑后方，金山岭长城沿着山脊挺立，爽阔起伏。对像我这样久居城市且首次造访的人来说，这种视觉经验带有一种直接的吸引力。

作为阿那亚由海入山的延展项目，金山岭继承了这个地产品牌的核心理念：以住宅、商业与艺术文化共同组织一种具有审美秩序的社区生活。我将要参观的艺术驻留项目也嵌在这一系统中：从2023年开始，通过全球招募与邀请的艺术家进入此地的山谷、短期居住并展开创作。

步出建筑群——这大概也是来此旅行和度假人士的常见观光路线——就能依次见到散落在各处的本季度驻留艺术家作品。步道边缘首先撞见的是法国艺术家皮埃尔-亚历山大·萨弗里亚库蒂（Pierre-Alexandre Savriacouty）的装置《S-4A》。他在带有棱纹的PC板材上涂抹颜料，并灼烧出焦黄的孔洞，再将四块板材拼合成竖立的中空纪念碑，以此延续之前对物质形态的探索。其他作品则嵌入了社区的“精神建筑”——上院和山谷音乐厅中。第一次造访热带以外地区的印尼艺术家阿南达·费尔曼·夏里夫特（Ananda

由建筑师朱涛、艺术家沈少民、科学家丁宁操刀，风语筑文化科技公司作为联合策展机构的第十届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以“城市剧场（City Theater）”为主题，不仅在深圳市中心搭台，更将触角延伸至深港接壤的边界处。UABBHK“建科盛典（Techformance）”以河套“香港馆”为传送门，联动香港东九龙文化中心（EKCC）与油街现实（Oi!）探讨技术平台的展演能力；而深圳在人才公园和河套排演宏大的“城市剧场”。就我几天的观感而言，如果说深圳人才公园的主展场借助休闲与文化消费场景吸纳公共活力，那么河套科创中心的平行主展场则是让科技发挥枢纽功能，在制度的缝隙里探索创作的开放性。在探访深圳主、分展场的过程中，我始终好奇：哪些智能化作品能自然地嵌入市民生活，从临时的“剧场”缝合进城市的肌理？

这种好奇在河套平行主展场找到了讨论的支点。1月30日，非营利艺术机构“雷电所”在此发起专场论坛‘生成出来，生存下去’，试图在人工智能浪潮席卷全球的当下，审视技术如何重塑文化生产的底层模式。作为其中一场讨论的主持人，我与来自艺术机构、学院、电影展与媒体的负责人，共同追问一个命题：人工智能能否‘治’（疗愈/治理/智造）艺术？这场关于‘治’的辩论，也促成了我观察本届深双智能化作品时的某种化学反应。

在作为“主舞台”的深圳人才公园，并不属于双年展委任作品的智能装置以近乎透明的“治理”接近公

飓风般的丁亥月刚收尾，在收到一个非常临时的邀请后，我匆匆踏上了前往普吉岛的旅程。去程刚好泰国双年展参展艺术家赵要同班飞机，人还没到目的地，便已听到了很多故事。赵要的参展作品《有神的信号》几年前我便在北京公社的展览中看过，此次展出的过程却颇为波折。原定的展厅因故无法使用，需要临时更换空间。在克服了重重困难后，展场最终换到了当地一座最大的水碓斗母宫（Jui Tui Shrine）。不料作品在这个奇异的场域中激荡出新的张力。赵要对这个结果也颇为开心。

抵岛前，我对“斗母宫”的概念并不熟悉。斗母元君作为北斗七星之母，掌管着人间生死命籍。普吉岛的斗母宫是一个具有极强的南洋华人移民文化特征、佛道共祀的民间信仰场所，同时带有浓重的宗族色彩。这种与宗族紧密缠绕的信仰体系在中国大陆已几近绝迹。在普吉岛，它与本地华人社团，甚至包括“黑帮”势力息息相关，成为一个非常“艋舺”的江湖场域。据说主办方大费周章，直到开幕后一周才终于说服斗母宫经营者出借场地。这些掌握地方实权的管理方似乎并不在意这个由泰国政府主办、在本国具有最高规格的艺术盛会——尽管这个双年展的目的之一，正是“复苏”一度破败的普吉老城。

深圳的十二月依然带着湿热的躁动。电梯以几乎以身体无感的速度飞速往上弹射——“整个过程少于一分钟。”电梯导览员如是说——瞬间转移一般就把我们从地面送到了到平安金融中心（PAFC）的116层，“Free Sky”云际观光层。在这里，香格纳画廊以一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方式庆祝它的三十周年：在深圳的物理制高点，俯瞰这座城市最激进的资本景观。展览名为“隙语浮步——香格纳三十周年特展”，策展人袁佳维试图用“闲逛”和“蔓生”的概念，在这个由严谨网格和钢铁秩序构成的摩天大楼里撕开一道缝隙。然而，比策展概念更直观的还是现场本身的视觉张力和历史厚度。从丁乙、余友涵、耿建翌等“老大师”，到杨福东、周力、孙逊等中生代艺术家，再到张文心、姚清妹、尹韵雅等新生代艺术家，不同世代的代表作都被置入了这个原本属于游客和自拍杆的空间。

不得不承认，这是一次奇特的观展体验：一边是游客们紧贴着玻璃幕墙，兴奋地指认着脚下缩成火柴盒的大湾区地标；一边是陈维或杨福东的作品在强烈的阳光和打卡人群的缝隙中，试图争夺观众几分钟的注意力；开幕仪式前，几位现代舞者在周力的影像作品下、丁乙十示系列旁边完成了一段有点尴尬的表演。这种错位感成为本次展览值得深思的地方，它不再掩饰艺术与资本的联姻，甚至在当前经济形式不明朗的状况下将其推向了一种极致。在楼宇经济进入存量时代的今天，单纯的物理高度已不足以成为护城河，地标建筑急需“灵魂”来完成从“收租人”到“策展人”的转身。香格纳的三十年积累，在此刻不仅是一份艺术档案，更被转化为一种顶级的非标内容资产，为这座城市地标注入了稀缺的文化浓度。

“检验一个作家的主观愿望即其动机是否正确，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为（主要是作品）在社会大众中产生的效果。社会实践及其效果是检验主观愿望或动机的标准。”从新加坡回来几天后，我突然想起来毛泽东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的这一论断，用它来总结十月底刚刚开幕的第八届新加坡双年展似乎也毫不违和。

由邓肯·巴斯（Duncan Bass）,许芳慈（Hsu Fang-Tze）, Ong Puay Khim和叶淑惠（Selene Yap）组成的策展团队将本届双年展的主题定为“纯粹意向”（pure intention）。长期以来，新加坡都被外界看成是一座纯粹由人工意图建造的城市，自上而下的都市规划和公共政策规定了这个岛国的方方面面，而此次双年展就是希望打破这一刻板印象，揭示在其被高度控制的城市空间中实际涌动的各种自发而灵活的生活经验。为此，策展团队选择将展览嵌入到真实的社区当中，让作品与不同地点的社会生态或历史背景彼此呼应，以邀请观众及本地居民去发现隐藏在城市褶皱里的噪音，同时发掘与线性发展相反的循环叙事。在这个思路下，参展作品遍布城市里二十多个不同地点，双年展组织方——新加坡美术馆（SAM）里展出的只占其中小部分。于是，我两天的媒体预览行程不可避免地带上了某种旅游观光的味道，在上下车之间“打卡”了始建于1960年代的公共组屋区、乌节路上的老商场、市政区的历史公园、新加坡国家美术馆，以及前莱佛士女子中学的旧校址等等。

当前从北京前往台北的最佳方式，是在香港转机。清晨出发，直到灯火再度点亮，我们才重新呼吸到室外空气。飞机刚刚落地台北时，机舱里突然被一阵此起彼伏的警铃声充满，大家掏出手机盯着同一条信息：你所在的地区已有六米高的海浪，请尽快撤离。我把手机放进口袋，心想，如此大费周章地到来，没有什么能够让我撤离了。还好，此行除了连日捉摸不透的小雨之外，并未遭遇任何不便。

飞机上，同行的媒体记者情状惨淡地讨论着各自的经营，可以推知，这一趟不甚容易的台北之行是这行工作中所剩不多的快乐事。

已步入第三十二届的台北国际艺术博览会（ART TAIPEI）和刚举办第二届的台北艺术周共同构成了此次艺术事件，均由当地社团法人画廊协会发起与组织。ART TAIPEI照例在世贸中心举办，这座七层高的展览馆因应当地国际贸易交流需求而建，启用于1986年，此后便成为亚洲地区最活跃的展览场之一。目光越过白色临时展墙，可以看到棕褐色大理石面板包裹的环状走廊和扶梯，颇具年代感且令人安心。这是我第一次来台北，浮光掠影间我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事物在此处没有被取代的焦虑，也不必被小心翼翼地供奉，它们老练地运作着。这是一座被使用得非常熟悉的城市。

今年参展的本土画廊略多于海外画廊，后者以韩国、日本和少数东南亚地区画廊为主。传统架上绘画、雕塑作品与潮流艺术分庭抗礼，映照了中文导览员和协会理事长共同提到的“二代”正顺理成章地进入市场的事实

八月底，在前往Art Jakarta的行程敲定前，印尼各地爆发街头运动。我一边刷着朋友转发的现场视频，一边担心行程是否会受影响。这场抗议最初由经济下行与国会议员高额房屋津贴引发，后因一名Gojek骑手阿凡·库尔尼亚万（Affan Kurniawan）遭镇暴部队撞死而急剧升温。雅加达、日惹、泗水陆续出现群众集结，甚至发生焚烧政府建筑的事件。很难想象，一场讲究愉悦氛围的艺博会要如何在这样的政治局势中登场。最终，抗议在总统普拉博沃（Prabowo Subianto）撤换多名行政官员并削减议员福利后平息。一切仿佛未曾发生。当我在十月初抵达雅加达，街头照常有协助车辆转弯收取微薄小费的交通指挥，工地仍在马不停蹄地施工。

我的首站来到了MACAN美术馆，特展正展出定居万隆的日本艺术家今津景（Kei Imazu）在印尼的首次大型个展。展厅挑高的空间被蓝白相间的织品覆盖，通过灯光营造出波光粼粼的感觉，呼应展名“海面波涛不惊”（The Sea is Barely Wrinkled）。艺术家长期研究雅加达北部名为巽他格拉巴（Sunda Kelapa）的港口，这里正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殖民印尼的起点。她通过装置与绘画描绘殖民历史如何持续交织于当下。绘画以殖民时期的地图与建筑拼贴出当地物种的图像，呈现一种超现实的风格。同时艺术家也颇具雄心地重建了一艘荷兰东印度公司首航即沉没的船只残骸局部，试图揭露殖民者失败的野心。展览尾端，一幅略高于视线的小巧绘画最得我心——描绘了与巽他格拉巴一河之隔的Muara

10月3日清晨，我赶上大罢工中的保障班次列车，从罗马出发经由米兰到达贝尔加莫（Bergamo）去看进入最后周期的奥若别双年展（The Orobie Biennale）。当天，意大利八十多座城市共约两百万人走上街头声援加沙，抗议以色列军队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以当局拦截全球萨穆德救援船队，以及总理乔治娅·梅洛尼的亲以亲美态度。这次观展行程筹划已久，无法“罢工”加入抗议，我感到愧疚。不过，哪怕艺术场域自我停转，其封闭的逻辑可能也难以回应社会的急迫。

贝尔加莫早在古罗马时期就有人定居，16世纪在威尼斯共和国疆域最广阔时，成为其西部前线的重镇。当局在本就依山而建的古城外围加筑了宏大的防御城墙，使之成为一座坚固要塞。立于城墙之上，可俯瞰辽阔的波河平原——意大利最富庶、最发达的地带之一。如今，这座中世纪“上城”基本已成景区，本地居民大多生活在城墙之外的贝尔加莫“下城”。

来上城观光的游客，不太会错过位于古城中心老广场（Piazza Vecchia）的一件毛里齐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公共艺术作品。在“法理宫”（Palazzo della Ragione）——古代公共议事和审理案件的场所——二楼，偌大的厅堂中央坐落一座卧躺的大理石人物雕像。空间布局和作品材质都使雕塑散发庄重和神圣的氛围，但走近后，熟悉欧洲社会的观众立刻领会到艺术家惯有的黑色幽默——雕像实际刻画的是一个流落街头或公园的无家可归者，他看起来精神萎靡、衣衫褴褛，一手从打开的裤襟中握住下体，有水流涌出，使雕塑成为一个小小的喷泉。

你大概率没有听过冈山，但如果你在小红书上搜索过濑户内艺术祭攻略，这个城市的名字或许作为濑户内“跳岛”之旅的驻扎点，曾如淡影一般在你注意力的边缘掠过。虽然更多游客会为了“跳岛”而住在南部的港口城市高松，但冈山是更为经济和闲适的选择。除此以外，这里实际还有一个自己的当代艺术三年展：冈山艺术交流（Okayama Art Summit），从2016年到现在已经举办了四届。

从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皮埃尔·于热（Pierre Huyghe），里克利·提拉瓦尼（Rirkrit Tiravanija），到今年的菲利普·帕雷诺（Philippe Parreno），每一届冈山艺术交流都由一名西方大牌艺术家担当艺术总监，主办方似乎对于关系美学谱系有着特别的青睐。这次我参加的媒体导览团行程从冈山车站开始，上巴士前，工作人员把一本纯日语的灰色小书交到我手中，说这是一件艺术作品，来自总部位于纽约和伦敦的媒体公司Isolarii，将于展期内在多个展场和冈山市的公共场所供市民免费拿取。书的封面上写着“脱创造 シモーヌ·ヴェイユ”，是对法国哲学家西蒙娜·薇依（Simone

2025爱知三年展开幕前一天下午，我乘电车去东京站赶新干线的路上，遭遇了东京这个夏天以来最大的一场雷暴雨。电车停运，东海道新干线也同时停运。在熬过了有史以来东京最热的一个夏天（好像这种说辞每年都要重复一遍）以后，挤在东京站新干线进站口的电子显示屏下等待发车信息的我此刻只想逃离，逃离天气，逃离当妈妈这一年以来每天西西弗斯式的生活。

今年爱知三年展的主题——取自叙利亚诗人阿多尼斯（Adonis）1971年诗集题目的“灰烬与蔷薇之间的时光”（A Time Between Ashes and Roses）似乎承诺着这样的一个非日常的喘息空间。由漫画家五十岚大介（Igarashi Daisuke）设计的主视觉海报上，一个像爱丽丝一样的小女孩站在类似古代巨兽的头骨上，抬头望向一朵盛开的玫瑰花，周围是各种奇美拉式的幻想生物。而艺术总监胡尔·卡西米（Hoor Al Qasimi）在展览小册子上简短的主题陈述里也写道，此次三年展提示了一个“以地质时间尺度审视、超越了使人类与环境彼此割裂的国家或领土视角的未来观”。

但谈论幻想和未来并不等于天马行空，在9月12日媒体预览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无论是行为表演艺术单元的策展人中村茜（Nakamura

前言

策展研究小组亚际木刻图绘（Inter-Asia Woodcut Mapping）和沙巴艺术团体庞克摇滚舍（Pangrok Sulap）联合主办的“叙异记：亚际视野下的版画实践”展览于2025年7月15日在沙巴首府亚庇（Kota Kinabalu）开幕，由此展开了一场以版画为媒介和缘由的亚际交流。展览聚焦亚洲当代版画的最新实践，作品议题涵盖反军政、反新自由主义、反核、反战、农民及工人权益、移工、女性解放、性少数、环保等。策展视角并不以国族或民族主义为中心，而是重视跨东亚地域以及在地社区组织与赋权。展览汇聚了来自东亚与东南亚九个不同地区的十九组艺术团体与实践者。除展览外，主办方于7月16日至20日策划了座谈会、语境互探工作坊、田野参访与集体版画工作坊。活动参与者包括参展艺术团体与个人在内共计64人。[1]

本文将回顾以“叙异记”展览为契机开展的田野参访之旅，讨论版画实践所激发的自发性亚际共学与行动主义交流。7月16日至19日的三天时间里，我们从亚庇城内走入哥打京那巴鲁山周边的乡村，探访沙巴多元的社会与文化生态。三日的共学行动不仅加深了对在地经验的理解，也促成了参与小组与个人间密集而深度的跨地交流。

一、上山下地共学沙巴的本地语境与经验

我们此行深入沙巴艺术生态，了解艺术如何与本地社群产生具体连结的切口，首先是主办方之一庞克摇滚舍的社群经验和区域网络。在马来语里，小组名称中的Pangrok意为庞克摇滚（Punk

一下飞机，便在长廊上看见马来西亚国民漫画家Lat为吉隆坡国际机场绘制的漫画——画中，机场巴士接驳的旅客望向眼前成排的橡胶树，误以为置身一座精心搭建的布景之中。此次十日行是台北立方计划空间 “边界烤：2024/2025艺术行动者网络”项目的一部分，这一由立方国际交流计划主持人——旅台多年的马来西亚艺术家区秀诒发起的长期项目希望通过台湾、马来西亚、印尼三方伙伴机构之间的实际人员交流，共同探索政治、身份、影像等各个层面的边界问题。项目去年邀请位于吉隆坡的非营利图书馆——亚答屋84号图书馆（Rumah Attap Library and Collective）的小组成员走访台北，这次又带着台湾的项目参与者（包括我和艺术家吴其育）到吉隆坡与亚答屋的成员会合，一起展开这场横跨马来半岛的旅程。

Lat笔下的幽默源于现实：吉隆坡国际机场原是一片种植园，1998年建成投入运营时，曾有记者指出黑川纪章的设计修辞有误——这并非“森林中的机场”，而是种植园中的机场。离这座航空城不远，即是由马来西亚种植业巨头——森那美（S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