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宝库：1958年到1965年的绘画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绘画赢得了其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在各种大型展览和巡展上被指定为表现主观和历史体验的通用语言。但没过多久，绘画存在的权利本身都从根本上受到怀疑。偶发艺术（Happenings）和波普艺术（Pop art）大大削弱了绘画的实力。六十年代中期，极简主义戒备森严的统治期间，绘画更是被艺术批评家完全搁置。从那以后，画家和绘画艺术的推崇者就不断反思为什么他们所选的媒介日渐式微，在高级理论话语中遭到冷遇。Yve-Alain Bois1986年的开山之作（后收入1990年出版的《作为模式的绘画》一书）取名为“绘画：哀悼的任务”绝非偶然。直到今天，这篇文章仍然代表着为记录现代绘画及其残局历史所做的最后一次野心勃勃的尝试。在Bois看来，绘画无疑将跨越人们当时所推断的终结点而继续存活下去。但是，过去几十年间，我们却好像只看到两种可能的结果：不可避免的终局，沿途风景大好，但想刹车绝对不可能，我们能做的就是为过去的绘画技法高唱赞歌；或者选择它的补充物，“不良绘画”，即对该媒介从前的宗旨进行各种挪用和滑稽模仿（就像安迪•沃霍尔，阿尔伯特•厄伦和梅林•卡朋特把蒙太奇或单色画面等前卫表现手法当成闹剧或腔调处理一样）。

但绘画是如何被迫放弃明述主观与历史体验的权利的？而前卫艺术批评怎么可以在其频繁援引的哲学家和理论家仍然不断关注绘画领域的情况下宣称绘画（再次）死亡？认为油画的市场价值与批评家看重的那些主题模糊、概念化的趋势背道而驰所以遭此冷遇的解释站不住脚，因为任何媒介最终都免不了成为拍卖会上的主要节目。如今，我们似乎更迫切地需要认真审视六十年代中期绘画从理论王国的放逐，回到话语范围开始收缩的关键转折点——希望以此发现一些未经开垦的领地，并为有关当代绘画的长期争论带来新的认识角度。我把这一陌生领域称为绘画“隐藏的宝库”：1958年到1965年左右的一段黄金岁月，不少艺术家在这段时间里尝试了多种可能性，但后来基本上都受到压制，直到最近，新生的艺术实践才将其重新唤醒。这些潜在的策略包括考察绘画实体性与审美超越性之间的辩证关系，使用超出表现主义之外的行动绘画记号，以及对记号本身的符号化。

首先我们必须回到1958年。当时，现代派绘画已在国际上取得巨大成功，商业化程度迅速加深（在世艺术家的作品价格短短几个月内上涨了好几倍）。在这种情况下，抽象表现主义的遗产就成为新一代艺术家必须面对的紧要问题。行动绘画已经变成了一种单纯的威望象征，我们到底应该推翻它？还是反抗本身已经变成了一种陈腐的时尚？1958年前后，第一种做法似乎占据了上风：贾斯珀•约翰斯（Jasper Johns），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皮埃罗•曼佐尼（Piero Manzoni），罗伯特•劳申伯格（Robert Rauschenberg），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首次成功举办个展；阿伦•卡普罗（Allan Kaprow）首次组织偶发艺术事件；弗兰克•斯特拉（Frank Stella）开始创作他的“黑色绘画”；情境主义国际（Situationist International）和SPUR团体（Gruppe Spur）陆续创立——这份单子可以一直列下去。接下来，在六十年代初争夺批评合法性的斗争中，极简主义艺术很快成为整个现代艺术话语系统旋转的中心。这一系列美学标准的更替已被正式写入历史，但真正的故事要复杂得多。

里奥•斯坦伯格（Leo Steinberg）第一个对纽约画派之后的转折点做出了分析。1957年，他在为“纽约画派艺术家：第二代”展览（参展艺术家包括Grace Hartigan，Alfred Leslie, Joan Mitchell, Rauschenberg等）画册撰写的引言里写道，绘画处于一个剧烈的幻想破灭阶段：的确，就连反叛的需要都不能提供足够的灵感。接下来的那年，贾斯珀•约翰斯的一幅画让斯坦伯格受到实体性的强烈冲击，他觉得这是“幻想的终结……蜕变没有了，媒介的魔力也消失了。在我看来，这就像是绘画的死亡，粗暴的中止，道路的尽头。”但斯坦伯格认为写实风格的停顿是一个开端，而不是结束。没错，在现代主义的整个发展历程中，实体物质带来的震惊效果（比如将“常规”物品引入立体主义拼贴画）一直伴随着对美学体验新模式的探寻。根据斯坦伯格的叙述，1958年的情况特殊之处就在于实体性与审美之间的对立关系被赤裸裸地表现出来：“ 巨大的差距吸引我们去关注，去体验对立两极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关系。”这种矛盾本身又成为话语形成的另一个起点。注视既不发生在实体中，也不存在于对实体的超越里。它是一系列不断变化的事件——这期间不同的感知模式和认知能力互相摩擦冲撞，但同时也偶尔发生联系。按斯坦伯格立场坚定的表述来看，任何观念的突变、信仰的飞跃（leap of faith）都会反复回归其所用手段纯粹的物质性。换句话说，明确的美学意识如今只存在于对意义不连贯的巩固（和破坏）中——与宗教象征永恒绝对的真实性形成鲜明对比。在这方面，斯坦伯格可以断言，1958年左右的绘画已经走到一个“揭示艺术核心本质”的关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