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藏的宝库：1958年到1965年的绘画
当然，将实体性和超越性，有形的绘画和无形的视觉效果，物体性和艺术彻底分开的是迈克尔•弗莱德（Michael Fried）。但鲜为人知的是，弗莱德在他早期的批评文字中提到了一系列范围广泛的艺术立场——涉及艺术家包括约翰•张伯伦（John Chamberlain），贾斯珀•约翰斯，安迪•沃霍尔，甚至还有唐纳•贾德（Donald Judd）。和之前的斯坦伯格一样，弗莱德在1963年左右开始从最根本处关注自现代主义诞生以来就一直慢慢酝酿的冲突，即艺术材料彻底的实体性与其超越性之间的关系。弗莱德也认为“过渡时期”的新达达主义（neo-Dadaist）艺术家，特别是贾斯珀•约翰斯，暴露了抽象表现主义旧有的矛盾和问题：“约翰斯的艺术利用，加剧，并凸显了问题本身。”然而，根据弗莱德的理论，约翰斯并没有把这些问题加以综合从而创造出新的体系，而是让它们处于开放状态。同时，在肯尼斯•诺兰（Kenneth Noland），朱尔斯•欧利茨基（Jules Olitski）和弗兰克•斯特拉的作品中，一种新的格式出现并澄清了新达达主义的“模糊之处”。弗莱德在他1966年的著名文章《作为形式的形状》（Shape as Form）里做了进一步阐释：他把斯特拉“不规则的多边形”（ Irregular Polygons ）系列说成是对视觉幻象与写实特性间矛盾的一种黑格尔式的扬弃，一种辩证的倒置：“绘画形状和实体形状间的区别变得无关紧要……我们可以说，任何一方的成功或失败都会在另一方上有所反映，并对其产生影响。”弗莱德指出，这种辩证关系将催生一种“新艺术。”而如今这种新艺术的论战对手不再是新达达主义，而是极简主义艺术。这一转变非常关键。和新达达主义不一样，极简派艺术不带任何辩证意味地和实体性站在一边，忽略了实际的矛盾：“极简派作品不能说承认实体性，它们简直就是纯粹的实体。”
贾斯珀•约翰斯、《纪念我的感觉-弗兰克O 哈拉》、1961、布上综合媒介、102×152厘米。
贾斯珀•约翰斯/VAGA授权、纽约。
极简主义艺术日益增强的重要地位肯定让弗莱德感觉受到了威胁。一年后，他在《艺术与物体性》（Art and Objecthood）中对当代艺术中所有实体主义倾向发起了正面攻击。此后，两极分化出现了，重大变化也随之而来。弗莱德不可挽回地放弃了实体与超越间的辩证关系：相反，绘画现在必须做出抉择——要么做纯粹的物体，要么做具有超越性的艺术形式。《作为形式的形状》中推崇的扬弃观念被抛到一边，弗莱德单方面判定“视觉幻象手法”更优越。众所周知，在《艺术与物体性》一文中，绘画的整个命运都岌岌可危：绘画作为艺术的存在权竟然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否定并拒绝其自身的物体性。弗莱德的这篇文章标志着现代主义彻底从极简艺术中分离出来。之后所有针对他的反对意见都与对绘画根基的怀疑挂上了钩。到六十年代末期，Rosalind Krauss, Douglas Crimp等人提出，绘画只有采取反现代的立场，将自身交予极简和观念艺术照管，才能在理论上保持可持续性。此举可以说是杀鸡取卵：为了回应弗莱德，这些批评家把实体成分从最初的辩证对立关系中孤立出来，并将其作为对绘画具有决定作用的重要标准。
就这样，到六十年代中期，摆在绘画面前的选项迅速减少——至少在前卫艺术批评眼里如此。这种彻底的分裂掩盖了其他模式和创作手法。许多艺术家的名字从新的经典名单上被抹掉了。整个基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创作实践中充满暗示意味的艺术家不再受到人们的关注，其中包括马丁•巴尔（Martin Barré），李•本特克（Lee Bontecou）, 奥文德•法尔斯多姆（Öyvind Fahlström），西蒙•汉泰（Simon Hantaï），阿尔弗莱德• 延森（Alfred Jensen），琼•米切尔（Joan Mitchell）, 金伯•史密斯（Kimber Smith），塞•托姆布雷（Cy Twombly）。这些人直到八十年代才最终翻身。前卫艺术批评和当代绘画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种分裂从本质上说延续至今。
琼•米切尔、《Grandes Carrières》、1961-62、布上油画、 302×200厘米。
琼•米切尔/琼•米切尔基金和Cheim & Read，纽约。
绘画被遗忘的出路都有哪些？今天它们向我们展示了什么样的前景？思考图画记号本身的意义转变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座隐藏的绘画宝库：1955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买下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的《睡莲》，使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后）印象派以及行动绘画标记。很多艺术家都是通过此事件才了解到艺术史的这一段落。对他们来说，图画记号失去了原来的悲怆和华美；不再单纯是一个焦躁不安的波洛克或德库宁身体留下的“天然”痕迹。一开始，这一转变导致绘画笔法（brushstroke）一度丧失合法性，变成一种值得怀疑的表现手段。但美术界对其可能性的重新评估也同时出现：笔画被放了气，被俗化，被恶搞，被赋予性别和叙事上的意义。结果之一就是对当时出现的行动语汇进行性别化的分析。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在他的“射频枪”（Ray Gun）项目里将抽象表现主义奉若神明，明确指出波洛克的滴色法暗示着阳物崇拜。塞•托姆布雷也对绘画姿态做了性别处理，不断变换于厕所涂鸦和神话传统之间。而本特克，伊娃•海瑟（Eva Hesse）以及李•洛扎诺（ Lee Lozano）则用各种古怪的开口，孔洞，褶皱和曲线预设女性艺术家的“中央核心”意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