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韬程，1981年出生于成都，现生活、工作于上海。上周，他在站台中国举办了个展《我挺拿自己当回事儿的》（8月22日结束，策展人张冰）。他的手卷作品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在施以茶污的长纸上，用色彩缤纷的墨水渲染了充满细节的形象 。随着长卷的展开，其中的故事也逐渐呈现出来。王韬程一方面保持了手卷这种传统形式，另一方面还不时为这些图像进行注释。在下文中，他谈到了自己的灵感之源、对于传统媒介的迷恋、在德国的生活，以及自己作品的“暗面”。

下次再展出手卷的时候我希望能够变成一次具有“观念性”的展览，叫几个朋友过来野餐，以大自然为展厅。我的作品不适合给众人一齐参观。

这次展览的题目有点幽默，但这也是我真实的想法。我的作品就是关于我自己的，因为就算我根据某些传闻来描绘我的左邻右舍，我还是会将这些图像和我自己的感受结合起来。你感知到的一切都是真实的。

我没学过卷轴画，但是两年前我在上海博物馆看了一次中国宋元时代绘画大师原作展，非常受启发。于是，我喜欢上了这种媒介，我认为它非常个人化，它给了你一个空间让你进入。我并没有把自己当成魔幻术士。我将自己对于周围的感受、记忆都融入我的创作之中，并进行沉思，而后把所思所感记录下 来。这个是漫长的过程。作品就像建筑一样，你需要不断对它进行建设，并且运用理性的思维，但又不是那么简单，因为你无法用数学和测量尺度来衡量你的感受。 我需要将那种很模糊的东西融进作品中——主观与客观。

观念时尚设计小组Bless由Desiree Heiss和Ines Kaag于1997年创办。日前他们在格拉茨美术馆（Kunsthaus Graz）举办了“N°41”展览，重新运用了之前很多的“产品”，将这里变成了一个仿真空间。在此，他们讲述了如何将通过作品，将展览地变成具有作品气味的和谐场所。此次展览于8月29日闭幕。

格拉茨美术馆里面很灰暗，在空间的分布上无章可循，巨大的霓虹灯螺旋格外引人注目。这里和我们喜欢的那种场所很不一样，但在此工作却又很吸引人。博物馆的三层非常宽敞，即使是很大的物品放在那里看上去也非常小。很显然，我们的物品很容易就被淹没其中，这里可不是我们理想意义上的“家”，甚至都不是我们想住的地方。有趣的是，在这里工作了一个星期，我们却找到了家的感觉。

由于天花板上巨大的霓虹灯螺旋很抢眼，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非常希望能与这些灯发生互动，或者将它们改变或者找到某种方法与之相平衡，最终也这样实施了。我们从地板上的电网图案中获得启发，将这场展览想象成一个大花毯，灯和作品按照正常的顺序进行摆放，从上往下看，就形成了一个匀称的图案。我们发现大部分灯都能在本地的旧货店买到。它们原本是挂在天花板上的，所以放在地上时，看起来就像百花齐放一样。

展览包括《

“forget art”是由艺术家马永峰发起的一个独立机构，采取“都市游牧”的策略，在城市的任意空间里展开一些无法确切定义的艺术活动，对日常生活进行“微干预”。 从吐痰到街头谈话，从对画廊的借力打力直至游戏剧场，马永峰和他的同伴们运用不同的“游击”策略，探讨艺术和生活的边界。

07年我在英国待了六个月，那段时间我对艺术的认识发生了一些变化，没有再做以前的摄影和录像，脱胎换骨一样，重新再找一个艺术创作的方向。去年刚好给北京现代舞团做了一个“游击剧场”的项目，和当代艺术完全没有关系，来的人有做建筑的、戏剧的、舞蹈的，反响挺好的，我就想做一些小的机构来推广新的观念艺术或新的艺术趋向。

我们并不强调对抗性，有点像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首先忘掉和当代艺术有关的任何东西，从艺术最基本的关系出发，用最简单的材料来制作作品。在美国的一个展览上我用雪做了两个卷纸，三个小时就消失了。我们对双年展那种大型的、豪华的装置和视频也不感兴趣，只是倡导最日常、最细节性的东西。我们反对九十年代以来当代艺术过于奢侈的、豪华的，受波普文化和消费文化、大众文化的影响。也不是像现代主义那样掀几个口号去反对它，而是无所谓它，做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暗中形成一种对照关系。

我们现在推广的艺术家都是这种和时间有关的（time based）、和情境有关的（situation

文鹏是1977年生于湖南宁乡、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的艺术家。虽然他同时也做油画和装置，但他更为人所知的是他的行为艺术。在他过去的作品中，他习惯于以“白人”这个形象来角色扮演。他的所有作品都与游戏有关。他曾说过“我的每一个作品都把自己植入一个被玩的境地，这本身是在模拟小人物的生存状态。”这次在箭厂空间他重新采用了河南传统曲艺扁担戏，以“一个人、五个晚上、七个故事”的形式来演绎一系列故事。在行为艺术的维度中，开取了一种新的使用身体的方式。

扁担戏这种形式大家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现在都有电视了。它和福建、台湾的布袋戏感觉上有点类似，但它实际上它是河南驻马店的一种地方戏。从一开始它就是独角戏的形式，扁担一竖起来一罩，就是一个舞台。但如今呢，我觉得形式不重要，关键还是看剧本。一些我的故事脱胎自社会新闻，都是来自我感兴趣的点。比如《小武》那个。我想把它讲的更合理一点。

我选取这种形式，其实主要原因也在于它是独角戏，整个过程有点类似画画，可以一个人慢慢完成。比如做道具、写剧本、找工具……可以做的比较自我。不像装置，还要请工人商量等等。这个过程既有孤独也有操纵的成分在，“一个人的世界”。相对于其他行为艺术来说，我这个有点偏向戏剧。但我过去的行为也是戏剧性的成分比较多，跟传统的体验型的不一样，比较强调化妆、非日常性。我不太喜欢很日常的行为。

箭厂空间这个空间很适合重演这种形式，几乎就是在大街上

纽约录像艺术家麦卡·罗腾柏格 (Mika Rottenberg) 以大型装置而知名，她对劳动以及劳动过程具有浓厚的兴趣。最新作品《压缩》（Squeeze）是一个二十分钟的录像装置，结合了纪实与虚拟的手法。10月3日前，该作品在旧金山的现代艺术馆展出，10月30日到12月18日，在Mary Boone画廊和Nicole Klagsbrun画廊展出。2011年2月，将来到阿姆斯特丹的De Appel和斯德哥尔摩的Bonniers Konsthall。

《压缩》（Squeeze）讲的是能量的捕捉与事物被制造的方式。很多基本的活动，只不过是伸缩而已，这是身体与行星运行的规律。出现在这件作品里的是大只女Trixxter Bombshell在沉思，还有忽冷忽热的健壮女Bunny Glamazon。这些活动都与舌头的动来动去有关。这三点的能量动摇了整个房间。一个非常明显的生产线和一场非物质的过程促进了建筑体的运动。伸缩是用电影语言表达内在状态的一种方式。色情也推动了它。就像金钱的那个镜头里，当时内心活动俨然已变成物质。

开始时，我参观了印度的一个橡胶厂，亚利桑那州的一个莴笋种植地。之后我设计了一架感应机。在哈莱姆工作室我们开始工作，通过使用movie magic软件，营造了三地视觉上的流动感。在《压缩》中，有通往橡胶厂和莴苣种植地的入口，工人可以合作生产“一件物品”。这个机器将源于世界各地的橡胶，莴苣和包装压缩成立方体。我想让这件作品具有自我指涉性，它将在Mary

何颖雅（Elaine W. Ho）是小型合作式艺术空间家作坊（Homeshop）的发起者，这是一个以社区艺术创作为基础的开放式平台，位于北京老城区的胡同里。近期，何颖雅设计并发行了第二期刊物《穿》（Wear）,其古典简洁的设计，模糊了公共和私密性之间的界限。这期最新的杂志探讨了一个广泛性的问题：什么是文化交流？

这个空间本身是非传统的，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大部分事都是以活动或时间为基础的，但都是小规模的，没有太多人有机会参与进来，其中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参与。虽然家作坊（Homeshop）是我举办的，它不是一个个人可以关门在工作室创作的项目。它需要众人参与的项目：有我自己，我合作的艺术家，邻居，路人，这些人不同的参与方式构成了家作坊活动的不同方面。

起初，我们决定记录大家为2008年8月的奥运会所做的那些事，但是我很想继续推动对话，看看别人要说什么，所以我们的刊物《穿》（Wear）是一个大家各抒己见的平台。

我已经在这里呆了三年，第一年什么都没做。原本计划除那里之外，我在胡同再找一个店面作为探索和实验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模糊关系，但并没有具体的想法。所以第一年就是呆在那儿，看看那个地方能给我带来什么，周围的环境对此如何有什么反应。一切都是依靠关系建立起来的，我如何和邻居交往，邻居如何与我交往，所以那一年是一个孕育期。奥运会为我们第一系列活动的启动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契机。。

这个决不

青年女艺术家裴丽来自北京。目前，她在北京电影学院攻读研究生，同时从事艺术实践活动。她的作品（《丢失了些什么？》）最早出现在去年的“Fat Art”展览上，目前在泰康空间举办的个展“51平方:＃9 裴丽”（7月10日结束）则是她延续着“丢失”这个主题所做的进一步探索。

我不喜欢中国元素，这次选这些盆景，只是我觉得有一个机会做艺术，和我爷爷一样做艺术。然后拿这些东西再来展示一下，保存了二十多年了。我觉得挺伤心的，于是就把它拿过来了，等于是让它们告一个别，就是对这二十年告一个别，向我爷爷告别。不然它们都需要被当作垃圾扔掉。我有一些沮丧，也有一些愤怒，但是对待爷爷又不可以这样，所以就拿过来用自己的方式展现一下。

其实很多都是他给我拼的，他给我摆的位置。他其实很上心，很认真地做这个事情，虽然他已经不愿意做了，他做了四十多年，突然他觉得这是一种享受，好像比做艺术家更好，然后就放弃做艺术这样一个事情，但是我觉得放弃自己的作品很难，因为作品都是妈妈的丑孩子，再难看艺术家都不会放弃，别人不喜欢自己也会喜欢，我就想用这个作品来说这个事情。

再说这个也是泰康给我的一次机会，这个计划是我独立的，是我个人的，我可以做非常个人的东西，我很欢快，我就说：“那好吧，我就要做跟我家庭有关的”，但是我的情绪还是一样的，跟之前的作品还是一样的，有一些愤怒，有一些对于这个的伤心，我希望每个人走到我的空间都感觉到不高兴，去想你丢失了什么，我一直在说，我不管做哪个展览都是希望观众进入我的空间就要想你丢失了什么，你为什么不高兴。

芭芭拉·汉默 （Barbara Hammer）是一名实验电影人，代表作有《Dyketatics》（1974）和《硝酸盐之吻》（Nitrate Kisses,1992）。电影回顾展于9月15日到10月11日在MoMA举行，10月4日举办讲座，此外观众也将看到她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表演、装置和摄影作品。6月19日和23日，她的电影也将在博物馆举办的“玛雅•德伦和她的遗作：女性实验电影” (Maya Deren and Her Legacy: Experimental Films by Women)系列中放映。自传《汉默！用性和生命做电影》(HAMMER! Making Movies Out of Sex and Life)近期由女性主义出版社（The Feminist Press）出版.

通过化疗恢复后，我开始整理我的文档。看到这张打印出来的纸上写着《我想因何成名》的题目时，我感到很吃惊。这应该是去纽约前的80年代初期时写下来的，当时很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根据上面所写的，那时的我，想成为一个影像上的诗人，想对世界产生影响，想创作可以激发他人的作品，想凭借具有创意性的独一无二的作品而得到认可，这些作品都是前所未有的。从这些文字中看出，当时的那个三十左右的年轻女人，完全是充满了宏大的理想。

当我看到这些时，觉得不太自在。我要得太多了。现在，我和创意资金（Creative

第一届邱炯炯艺术节于6月19日在星空间开幕。来自四川乐山的邱炯炯，生于1977年，无论是绘画还是电影，其古灵精怪的作品常给人以出乎意料之感。开幕当天，观众除了欣赏到邱炯炯的画作以外，还观看了他最新的纪录片《姑奶奶》 （2009-2010）。这部影片的主角是一位性格复杂、身份双重的同性恋，在月色撩人的夏夜，他那生动直白的言语，情到深处人孤独的表演，似乎照见了人性中最私密最无忌的那部分。以下是导演本人对这部作品以及主角的解读。

当初裁缝每周二晚都会在三里屯南街的“法雨”酒吧进行异装演出——不为钱，只因这能使他痛快。第一次是一个朋友带我们去看的，刚上二楼就看见灯光昏暗的深处坐着一位比亚兹莱风格的“女士”正和别人聊天——朋友告诉我：这就是今天的主角 “碧浪达”；不要乱说话，“她”脾气很暴。暴力而美艳——这是因惊鸿一瞥和道听途说而形成的粗浅印象。直到“她”开始了近三个小时的演出，我凝视着 “她”脸上的那两道黑乎乎的眼泪，越看越含混——母仪天下的劲儿，河北地区的范儿，这个集“女神”和“金刚”为一体的“碧浪达”活脱脱是一只虚弱、顽固、絮叨的本地野兽。我自然而然地就有了拍摄“她”的欲望——我想从中求证：我想拍的仅仅是同性恋还是一个复杂有趣的人？“她”非常生动。这已经足够诱惑我了。

很快，“碧浪达”成了我女朋友的缪斯，她画了一系列的“她”，我阅读着这些画作，主动地设置了影片技术性的依据——走，去寻找画中人！我们每周都去看“她”的演出，也经常去裁缝家，与主人公的交流留给我的尽是奇妙的回忆。

凯瑟琳·隆贝格（Kathrin Rhomberg）是第六届柏林双年展当代艺术部分策展人，当代艺术将在柏林多个地方于6月11日展出。在下文中，她谈到了本次展览和19世纪的画家门采尔，以及她为什么选择了克罗伊兹堡作为双年展的主要展区。

本届柏林双年展的想法来自于我过去十年的观察思考，不仅指艺术界，而且也指这个地区社会和政治的发展情况。其中的一个主要趋势是一种“新历史主义”的出现：例如对于20世纪现代主义的回顾。每次我和青年艺术家谈起20世纪的问题与话题的时候，他们的回答总是很相似：未来不再是他们所设想的那样了。因此，我现在也有必要追问：艺术和当下的时刻有没有关系，如果有，是什么样的关系？

在危机四伏的年代里，人们总是追问艺术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比如1920年代的德国戏剧家布莱希特、哲学家卢卡奇，还有艺术家乔治•格罗兹和奥托•迪克斯等人。到了60年代则出现了生活与艺术边界的模糊。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们经历了一系列深层的危机。现在，很明显的是，经济的衰落必将严重地影响我们的生活，但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了。我觉得这种趋势始于90年代末的一些欧洲国家。“9•11”提醒我们，危机真的很严重了。现在我们又看到了经济世界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因此，柏林双年展在这样一个重要的时刻举办，使我们可以追问艺术与当下的关系问题。

我还决定增加一个阿道夫·门采尔（Adolph Menzel）的素描和水粉展览，由麦克·弗雷德（Michael

“五百字”是在当下关注当代艺术家及其作品的一个栏目。本期介绍的是上海艺术家章清，他生于1977年，从事当代艺术已有10多年了。他曾在上海参加了展览《家》（1999），之后又在成都、杭州和北京举办展览。他当前的作品探讨了中国经济政治的差异以及集体经验等主题。今年他以影像装置作品《别太狠》参加了在北京举办的展览《改造历史》，这标志着他从行为艺术向电影媒介的转型，并且进入了个人经验与记忆的领域。

在一次行为记录视频回放的时候，我偶然发现自己所做的行为用录像表达更有意思，更符合我的需要，而且更直接。影像在我看来有着一种特殊的诱惑力，更容易把不可能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们看都市人的生活被监控设备的视角所取代了。

对我而言这个角度很有创造性。

以一个非真实的自我虚拟观看方式出发，将自己虚拟为女性的身体去看自己真实的身体，虚拟从别人观看自己的角度去观看周围的事，再到现在虚拟自己是一个城市监控设备来观看。

《别太狠》很具体地回忆了在80年代童年的记忆。

我现在自己象是监控摄像头拍摄了我自己以前很多的事，我对某件事和物发生兴趣的时候就把这个监控拍摄记忆的东西给回放出来，那些令我难忘、尴尬和愤怒的事物。我就是自己人生的监控系统。

有人说《别太狠》模糊了现实和虚构之间的界限，也模糊了我的生活和我的艺术之间的界限。

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有时我想分清楚，也很难。这样挺好，就没必要去区分。

阿彼察邦·韦拉斯哈古（Apichatpong Weerasethakul）是泰国知名导演，编剧，制片人，电影作品有《正午显影》（Mysterious Object at Noon，2000) 和《热带疾病》（Tropical Malady，2004)。最新录像装置《纳布亚魅影》（Phantoms of Nabua）于七月三日前在伦敦的BFI画廊展出，电影《能记住前世的布米叔叔》（Uncle Boonmee Who Can Recall His Past Lives）近日获得2010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大奖。本次访谈，他讲述了自己的作品创作以及近期曼谷动荡的政治局势。

比起我在戛纳的影片，《纳布亚魅影》的拍摄是更为特别的经历。在大型项目"原始计画"（Primitive）中，《纳布亚魅影》只是一部分，通过一个村庄和它的历史，来寻找越南东北部的集体记忆。而《能记住前世的布米叔叔》则走入了个人的记忆史中。在那部录像作品中，纳布亚的人们试图遗忘，他们不想记住那段艰难时期里所遭受的暴虐和困苦。而我最新影片里的人物，则从来过一场的生命中记住了很多。我只和我的记忆互动；这点在我所有的影片里很明显。但是“原始计画”中，我却将这点延伸开来。这件作品审视了我成长中的记忆图景，可我的记忆毕竟是偶然而盲目的，所以这个故事是通过他人的眼睛来讲述。当时感觉非常自然。

对于之前的项目，我总是有一个具体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