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给从路易斯•布尔乔亚举办回顾展,恐怕用一个美术馆也未必能覆盖全貌。曾经的“落跑女孩”如今已是“传奇教母”,不仅作品被世界各地重要美术馆收藏,关于她的学术论著也不计其数。
因此,在已有的布尔乔亚回顾展中,林冠艺术基金会的这次展览也许并未提出更新鲜的观点,新鲜的是语境:作为布尔乔亚在中国的首场个展,“孤身与共处”希望为中国观众提供一个第一手接触这位重量级艺术家作品的机会。
从著名的“密室”系列到标志性的大蜘蛛,再到早期的青铜、大理石雕塑,布尔乔亚整个艺术生涯中最重要的若干阶段及主题都被囊括在内。此外,从作品的挑选和布置上也不难看出策展人的用心:第一间展厅两个“密室”周边错置的镜子暗示了自我意识的无限分裂,而悬挂的两个上半身变成螺旋条的铝制人形(《伴侣》)仿佛进一步说明了本来破碎的两个个体想要结合时会引起怎样的混乱;第二间展厅布头缝制的小人和巨大的蜘蛛彼此呼应,两者背后是“编织者/母亲”这一共通的隐喻;充满性别暗示的早期雕塑被放到最后两个小展厅,空间的私密让作品形态与材料之间的强烈对比以及意指的暧昧(比如既像男根又像乳房的青铜雕塑《重访阿温扎》)体现得更加充分。
布尔乔亚的作品与她成长经历之间的密切联系已是众所周知。超现实主义、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她在漫长的一生中见证并直接或间接参与了二十世纪几乎所有最重要的艺术运动,但却无法被其中任何一场运动定义。她顽固地执着于自己的情感和个人经历,甚至在自传中坦承艺术对她而言就像治疗,是防止她杀人或自杀的一种手段。凭着这股“不疯魔不成活”的狠劲儿、99年的寿命和70年的孜孜不倦的创作,布尔乔亚不仅在时代变化中站住了脚,而且在20世纪现代艺术的“男孩俱乐部”里获得了一席之地。
正因为如此,她被当作女性主义偶像受人崇拜。但布尔乔亚作品中与女性身份相关的那些“政治不正确”移植到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政治不正确国家后就显得温顺了很多,从女性主义角度解读她的作品也无助于动摇本土现有的“男孩俱乐部”。因此,对林冠艺术基金会此次展览,我们不妨做一次“无知”的观众,把神话还原为叙事,象征还原为形式,从中发现一个与你我等身大小的布尔乔亚也许更有意义。
“ON | OFF”荟萃了来自中国内地五十位生于1976年以后的艺术家的作品,1976正是中国社会集体意识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毛去世,文革结束。与新博物馆的“比耶稣还年轻的一代”(Generational)类似,这个规模庞大的展览从观念和实践上,以决定性的手法,对中国年轻艺术家的创作进行了梳理。策展人孙冬冬和鲍栋的构思起始于年轻的中国艺术家常被“年轻”和“中国的”这样的标签所遮蔽的缘由, 于是决定以on与off之间的模糊临界点,将这些人的作品从意义和厚度上进行归拢。
那么,这一代的主张是什么,优势又是什么?对很多人而言,出于迫不得已之因,规模尺寸成为当下的一个运营法则:辛云鹏、唐狄鑫、何翔宇和黄然的大规模装置遵循了这样的规则,他们的作品很壮观,但几乎没什么实质内容。其他的艺术家则对形成周围世界的商业、生产和权力表现出所思所想。李燎的《消费》(Consumption, 2012)记录了这样的一场表演,李用在深圳富士康工作四十五天挣的钱购买了一个小的iPAD,这一行为提出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却也在当今语境下,打破了这一理论;王思顺的《不确定资本》(Uncertain Capital),将二万人民币熔炼成圆柱形的钢锭;李富春的《B2B2C》(2010–12),探讨了与电子商务有关的交换和生产模式。
总体而言,这是一个热闹纷呈的展览,回避了很多也许能够形成主题性统一或结构的关联性时刻。这样一个展览,好比一场时代的索引,一个关于降临的宣言。“ON | OFF”以多重的矛盾性、表面性和深度不一,记下了当下这个错综复杂、纷乱如麻的时刻。
王郁洋:划线者
面对王郁洋的创作,惯常的解读方式时常需要修正,因其逻辑通常超越了“视觉-内涵-意图”的快速线性思维,要求更宽广的对媒介转换的想像力。从《人造月》(2007)、《电》(2009)、《图与字》(2010)等先前的作品,到目前正在当代唐人艺术中心展出的两个“无题”系列,这条线索依旧延续着,并且被推至一个新的高度。
乍看之下,分散于展厅内的多个大型装置与绘画抽象得令人无从解读,然而有心细看作品标签的观者都会得到更为准确的解读线索。两个系列均由0和1的二进制编码合成数列经过Painter和3ds Max等绘图软件而生成,所不同在于:首先是“无题1”系列要更为复杂一些——在转换成三维装置或抽象绘画之前,那些0和1序列已经历过一次转换,在平日的阅读中王郁洋就记录下自己有所感触的文字,出自《圣经》、《庄子》、《疯狂的实验史》、《著名政治演说精品》等多领域文本的语句恰是眼前这些难以捉摸的装置、图像之源头,可以说艺术家敏锐地捕捉到不同媒介之间转换的张力;再者,“无题2”系列的图像来自艺术家随意书写的0、1数列,其中的偶然性、无序性与前者的强烈文本意图产生了对比。
回头来看展览标题“划线者”,也是数字代码转化的产物;甚至组构成每件装置的不同材料都由电脑软件生成。早在泰康空间“51平方”项目展出的《图与字》那件作品中,王郁洋就实验了图像与文本的转换,这些新作算是在形成这种张力的两端以及视觉可能性上做出进一步的延伸。这批创作可简略归纳为“人(择取文本或代码)-电脑/机器(一步或多步转换)-人(制作)”的思路,而相较于单件作品,如此体量的个展又提供给作品和观众以更为复杂的体验和互动空间,观众在疑惑、猜测、联想、获取和整合新信息,又不免被两个系列的差异扰乱思绪、从而再度经历认知程序的过程中,在表面不相干的文本与图像之间真正建立起联系,然而这种联系也是不那么牢靠的——它们实则处于既合理又令人生疑(除非观众也亲自实践这种转换)的悖论中。
媒介乃至主客体转换,是王郁洋创作的一大关键词,而作为连接的常常是科技。尤其是,这位涉猎广泛的艺术家在以理性处理这些主题、媒介、材料的同时,其作品也不缺乏欣赏的美感,甚至蕴含某种浪漫主义情怀,有时还会给人以一些或抽象或具体的启示——2009年他将脑电波产生的微弱电能经由电路板转换后储存进电池的作品《电》,就曾让与之合作的技术人员感到兴奋。面对不同媒介,王郁洋的开放态度还表现在他对于它们自身特性所具备的形式可能性相当敏感,“划线者”不是他第一次展现出这一点,但却是展现得相当充分的一次。
梁远苇在北京公社最近的个展“石榴”中呈现的一系列作品,可以在整体上视作“一件”作品,它的每一个因素牵引着观众穿越一组假设、观察、发现以及一种基于科学性方法与实验的创造性过程。
艺术家将其2004年的作品《意义》作为假设,在一系列题目相同的研究中重复了它的形式感 。这件作品包括四张发生在发皱的铝箔上的小尺幅油画作品,其内部的不同配色方案对比鲜明,足以使对于铝箔的感受产生变化。其用意在于揭示一件物体的意义并不仅仅建立于它的物理性之上,而是同样可归因于其隶属的上下文关系。
她对于假设的视觉再现在其2010年的个展“金色笔记本”中便已有所体现。特别是两幅大尺幅油画作品的并置,介由微妙的花朵图样以描绘叠加的色阶的递增与衰减。色阶将颜色的区域延伸入周围的墙面空间。她使用了除了金色之外的每种颜色的频谱,以渲染金色的视觉效果——一种建立在物理环境与颜色的相对性上的效果。此外,处于高度控制与严密工作流程下的超大版本作品,被图样相同的小尺幅作品所注解,这种对位不仅展现了艺术家缜密的绘画技巧,亦坦露其以一种自我克制与自律的实践作为其根本,而这种实践正建立在梁远苇长期以来在艺术创作中贯彻的自我控制的因素之上。
如果说“金色笔记本”创造了梁远苇的核心艺术实践,并通过对颜色接受的控制来延展了她关于“意义”的表达,那么“石榴”则使这种表达经由艺术家工作过程中不可控因素的引入而得到进一步发展。
“石榴”中沿用了与《意义》中相似的方法,艺术家弄皱一片纸,并再将其展平,偏斜的光线进而在皱纸片中呈现出色调不均匀的白色。基于这种观察,艺术家将红色唇膏的颜色图样涂抹在不平坦的几何表面上。艺术家将这些颜色的活力与丰富性与石榴的种子勾连了起来。时光流逝,时间的效应在一个石榴身上得到呈现,同样的,画面的颜色也随着唇膏的油脂在纸面的渗透而发生着改变。这种不可预期的结果——独立于艺术家之手——将由唯一的恒变量所决定:时间。
执迷于这种争辩,艺术家进一步挑战她已创造的体系,她巧妙的要求一位设计师朋友根据由电脑加工的潘通色卡配色系统(Pantone Color Matching System)重新生产这一套颜色作为墙漆。结果是120种颜色样本与展场内原版的《石榴》相映成趣。
由画廊工作人员随机选择的两组新的漆色被布置在《石榴》、120种潘通颜色与《意义》之间,是这个作为艺术家创造性发展的形而上对应的展览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一方面,它们提醒观者梁的基本原则:感知的相对性,那些在“金色笔记本”雅致以及作用于潜意识的作品中流露出的绘画技巧的基础。作为一种艺术家在绘画视觉空间的创造中可能引用的灵感,两组颜色的比例有意暗示了罗德科的颜色的透明域(transcendent fields of colors)。同时,这些标准化的色彩的人工性包含了一种人性能动与参与,这在之前的实践中是缺席的。连同120份颜色样本,它们强调了艺术性再现的接受背景的扩展——一种物理性环境,其中艺术被视为在某种社会环境中不可预知的人类因素的介入。此外,从梁的创作方法的前景看,艺术家已经放开了她对于感知生产的控制,而转为对感知的激发。但如同时间,梁远苇的创作核心却始终如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