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萨尔瓦图斯（Mark Salvatus）着迷于回收物件的物质性。他在搜罗各种杂物——包括照片、旧地图、被丢弃的风景画等——方面有着一种敏感的资源再利用能力，他将它们转化为装置作品，复杂化它们的历史。在下面的访谈中，马克与我分享了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菲律宾馆的展览“在这个时代的幕后等待”（Waiting Just Behind the Curtain of This Age）背后的思考。展览呈现了马克从家族档案和家乡卢克班的民间神话中汲取的灵感，尤其是圣山巴纳霍山（Mount Banahaw），并以此营造了一个隐喻舞台：在这里，殖民冲突、祖先历史和乡土信仰预示着一个模糊不定的未来。展览俏皮地体现了艺术家微妙到难以捉摸的美学风格：影像作品《实现的源泉是否应该用我们的眼睛来看》（Should the Source of Fulfillment Be Seen with Our Eyes，2024）中由鸟儿的啼啭和人类的喷嚏声组成氛围音轨，玻璃纤维和乐器组成的巨石《Kolorum》（2024）发出沉闷的隆隆声，而名为《受制的人》（Human Conditioned, 2024）的翩翩飘动的布帘以其轻盈的怀抱笼罩着其他作品。

其实我的教育背景是广告而不是艺术，这或许会让人惊讶。虽然这两个学科一般不会关联在一起，但我的这个背景其实对我回收利用各种材料的实践方式的影响很大，因为广告的主

艺术家为什么写小说？艺术家的小说对视觉艺术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怎样体验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视觉艺术家开始将小说创作作为他们艺术项目的一部分。此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小说手法来处理艺术问题，往往偏好某种基于过程和主观性的艺术，并在创作中引入虚构、叙事及想象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视觉艺术里的一种新的媒介。本文中，艺术家/研究者戴维·马罗托（David Maroto）通过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的作品考察了视觉艺术与文学的交界点。 

利亚姆·吉利克很早就把艺术家小说作为视觉艺术的一种媒介，而非一种文学类型使用。他的创作涵盖装置、录像以及合作项目，主要探讨生产的问题与现代性失灵的各面向。写作在吉利克的创作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他发表过大量散文，以及数部小说，包括：《伊拉斯谟迟到了》（Erasmus Is Late）（伦敦：Book Works，1995）；《讨论岛屿/大会议中心》（Discussion Island/Big Conference Centre）（北爱尔兰德里：Orchard Gallery，1997）；《无处可去》（Literally No Place）（伦敦：Book Works，2002）；《地下（未来历史碎片）》（Underground [Fragments of Future Histories] ）（布鲁塞尔：Les

洪子健（James T. Hong）在香港Empty Gallery的最新个展“道歉及其他忏悔”（Apologies and Other Regrets）呈现了一件创作跨度长达12年，影像时长超过7个小时的三通道录像《道歉》（Apologies , 2012—），及一组名为“石中剑”（Stabbed In The Back, 2023-24）的雕塑。在全黑的展览空间中，取意于英国亚瑟王传说的该系列雕塑将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刀插在仿制岩石中，暗示施暴者的转换与暴行的交错。空间最深处则播放着洪氏收集的161段道歉视频，这些原始的影像素材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剪切、加工或重新编排，如实展现出现代政治进程的一条历史时间线。“这是一个可怕的，可怕的错误”，不断播放的政治悔过记录让整个展场看起来既像一个秩序井然的历史档案空间，又如一个即将滑向失控的政治表演现场。展览将持续到8月17日。

2012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的农村进行有关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作品调研。当时的村里人时常向我提起他们对日本（人）的痛恨，因为日本政府不曾为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道歉。我试图跟村民们解释，日本政府曾经公开道过歉，但是他们并不相信。那时起，我发现“国家道歉”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道歉使用的字眼、道歉的形式、道歉的人，以及接收道歉的人，这些因素都决定着道歉是否有效，甚至是否存在。后来我开始去找这些有关日本公开道歉的视频，在找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更多国家的政治道歉。由于我平时看的新闻大多是英文，所以最早的一批素材集中在西方国家的道歉，像是第一段素材就是前西德总理威利·布兰特（Willy

童年从未离开过我们。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童年是诱发他们走上艺术创作之路并持续至今的最初动机。在新书《梦宝宝——艺术家与他们的童年记忆》（Dream on Baby – Artists and their Childhood Memories）（Hatje Cantz出版社，2024）中，格辛·博尔切特（Gesine Borcherdt）采访了三十三位艺术家——包括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林达·本格利斯（Lynda Benglis），马塞尔·达马（Marcel Dzama），杰夫·昆斯（Jeff Koons），瓦吉纳尔·戴维斯（Vaginal Davis）和乔丹·沃弗森（Jordan Wolfson）——听他们讲述了各自的幼年经历对如今作为艺术家的生涯产生了何种影响。在节选自该书的下文中，黄炳将他荒诞主义动画录像的源头定位到了他在香港长大的童年经历里。

我出生在一个香港的中产家庭。我爸爸之前是一名厨师，后来成了餐厅经理。他开了自己的公司，但亏得很惨，我们因此不得不从原来的大房子搬到公寓楼里。我妈妈是一名家庭主妇。我们家没有任何跟艺术或设计或音乐或电影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正常——我父母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代在香港长大的人。我曾祖父从红色大陆逃到香港，那时香港仍然很不发达。他们靠卖苏打水和可口可乐为生。我爸十二岁就开始进入餐饮业工作。他们都不得不拼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或爱好。所以，我是在一个不知艺术为何物的环境下长大的。但好在我父母跟其他亚洲父母不同，他们从不告诉我应该过哪种生活，只要我有钱给他们就行。这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一种传统：每个月我们都会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交给父母。不管你是穷还是富，这都是一个必要的姿态。

由宋涛和季炜煜组成的艺术家组合“鸟头”近期在北戴河阿那亚的UCCA沙丘美术馆展出了他们自2021年开启的持续性项目“云云”。最初，鸟头邀请不同领域的网络红人参与，为他们拍摄肖像，并将艺术家选择的肖像与云并置的照片寄给每位拍摄对象，让他/她在照片上留下痕迹，形成“云的起源”系列摄影。在此次展览“鸟头：云云”中，两位艺术家试图通过摄影、影像、装置等媒介，呈现社交媒体的质感与算法驱动的机制。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

“云云”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项目，启动的时候我们对它没有设定具体的创作预期，在推进的过程中也没办法预估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整个项目是一点一点形成而非按照既定的创作或展览计划执行的。从简单的拍摄肖像的想法，到添加“云”的形象与概念，再到决定让网络红人参与摄影作品的涂鸦、留下痕迹，大家处于持续的创作状态之中。摄影，尤其是人像的拍摄，是一种特殊的、超越语言的交流方式。自媒体人展现的是相对虚拟、经过包装的身份，但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我们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有经纪公司的网红。原因在于，经纪公司代表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找经纪公司谈合作要顾虑权益和风险的问题；艺术家与KOL直接谈，双方作为当事人只要觉得项目有意思，就可以让事情发生。我们通过拍摄相识，最终获得了更加真实的印象与质地。艺术家和自媒体创作者共同思考的议题恰好是现实与网络身份之间的串联、冲突、平衡和取舍。

当确定要在

阿奇·摩尔（Archie Moore）是一位澳大利亚艺术家，他常以游走不定、难以预测的方式探索自己的原住民和盎格鲁·凯尔特混血身份。摩尔喜欢符号性的图案——如旗帜、象征性建筑，甚至是白衣幽灵——他将澳大利亚殖民主义及个人经验相融合，在一套熟练的历史和文化词汇中注入独特的个人情感。从不拘一格的《圣经》雕塑——将书页裁剪折叠成微型教堂——到根据他的青春记忆创作的气味系列，摩尔是一位完美“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偏爱一种不确定的氛围感，而非任何单一的标志性风格。在摩尔三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历史一直是他反复探讨的主题，他尤为关注沟通失效和故事叙述，将政治和个人脉络相结合，涉及（误）译、创伤和心理地理学等问题。

对摩尔来说，认知差异是富有创造性的，主流历史叙事和个人经验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是他信赖的灵感之源。通过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本体感觉之间转换，他将经验差异置于创作实践的中心，在广泛的社会和美学问题中融入道德准则。

在摩尔被宣布代表澳大利亚参加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之后，韦斯·希尔（Wes Hill）与他聊了聊家族创伤、他的艺术实践中的核心叙事，以及他在创作 《亲朋》（kith and kin，2024）之前思考的新想法。他在澳大利亚馆的展览获得了今年国家馆金狮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澳大利亚艺术家。这场令人惊叹的展览融合了尖锐的政治批判和神话般的自传叙事，捕捉了今年威尼斯对原住民实践的突出关注。

王郁洋在深圳美术馆最新个展“混韵之宇”将他近十年前在上海龙美术馆个展“今夜我为何物”（2015年）作为展厅叙事的起点，从一件十多年前的旧作开始，提示我们在自身的回忆中重新面对自己身处的时代境遇，像一首挽歌，献给这个日益失控的人类世界。展览将持续到5月5日。

十年前我的个展“今夜我为何物”以人和人造物的关系作为主题，例如当时在“王郁洋#”系列的第一批作品里，我严格依照随机电脑程序生成的结果与要求制作雕塑作品，艺术家的身份和权力看似缺席了，被机器所取代。我们的角色似乎对调了，但依然存在控制和主体。

在我最新的个展“混韵之宇”中，我尽可能的放弃了艺术家做为主体的控制。之所以有这样极端的举动，来源于对万物秩序本身的思考：主与次之间需要一种新的方式平衡，甚至本就没有主与次，控制与被控制之分。展厅里的第一件作品《被植物缠绕的可疑》（2012-2024）原本是我2012年的旧作，也是最早一批由算法生成，我来制作的装置作品之一。在首次展览后，由于体积庞大，就将它放在了雕塑工厂的空地。工厂多次搬迁，这件作品也随着去过很多地方，过程中的损坏在所难免。等我再次见到它时，上面已经落满灰尘，植物的藤蔓也爬到了作品的顶上，很多昆虫在里面安置为家。它的变化已经不在我的控制中，它与我有关系，又与我没有关系，有了一种无法预测的境遇和生命状态。过去的我是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况的，作品必须是我认可的形态，我会去修补与修复，但我现在不再追求那种我定义的“永恒”和“完美”了。

上一次采访范西是2017年在激发研究所（IFP）为她做个人项目“场·动词”的时候，七年后当我们再次谈及那次生涩的合作，她表示当时一些朦胧的思考终于在近期的创作中找到了舒适的材料和语言去承载。此次在CLC画廊的个展“谁在歌唱”以文字作为出发点，呈现了范西近三年的创作，包括摄影、装置和雕塑在内的多种媒介依然延续着她过往摄影作品中对图像和时间性的探索。展览将持续到2024年4月7日。

这次展览与文字有关。小说、日记这类文字，特别容易使人在脑海中形成具体的画面。如果用文字描写一段风景，我能够感受到它的温度、风向和时间——一种动态的图像。再比如，我读卢梭写给他表妹的书信时，脑海中会生成他写信时的场景或时刻，而非书中的具体内容。我希望摄影语言也能够像文字一样，具有想象的空间和可以生长的内容。

有人认为摄影的本质是静止的，捕捉某个曾经存在过的固定瞬间。我最初的摄影作品就在尝试对抗这种“固定”，不把摄影看做是一种对时间的固定。我当时做了很多与“移动”相关的作品，包括2017年在激发研究所做的个人项目：展厅中的装置会根据一天的光影变化而变化。我希望通过“移动”把时间的范围逐步扩大，这种对摄影时间性的想象和文字带给我的有关图像的想象是一致的。因此，在筹备CLC这次展览的时候，第一件成型的作品就是由文字拼贴而成的《风景》（2023），它也是展览的核心。除了文字本身，我还保留了拍摄文字时作为背景的水泥地面，那些隐藏在水泥地面的细微的光影变化，提示着图像式拼贴背后的时间感。这些文字碎片来自我最近几年读到的诗歌、小说、杂志，甚至是广告。我希望观众从中捕捉不同的句子或段落，并在脑海中生成这些文字指向的独有的图像和时刻。

1月中旬，艺术家储云及丁丁成立的外部空间推出展览“生活之路”，展出艺术家包括程新皓、刘广隶、武雨濛（Cici Wu）、徐喆及徐坦。这是自2023年8月外部空间在草场地创建之后的第二次展览，与首展“无能的人”一样，同属于“沉沦三部曲”系列。本文中，储云和丁丁以此次展览为契机，分享了对外部空间未来方向的思考，讨论“沉沦”的动机和意义，以及艺术与当下现实的关系。“生活之路”将持续到4月15日。

两次展览过后，我们对这个空间的理解当然更多了，但对我们所做的事情和空间的性质还是有困惑，未来会怎么样发展还不是很清晰。但有一点可能已经明确，那就是外部空间不会成为商业画廊或者机构，尽管这是很多非盈利空间发展到后期必然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还是希望找到一条特殊的道路，尽量只做一些我们觉得必须的、紧迫的事情。我们想通过艺术实践去探讨艺术和现实的关系、艺术和我们自身处境的关系。这也是今天缺乏讨论的问题，我们通常会讨论某一种潮流、某一个具体议题，或某一种艺术媒介，但这些问题的背后都是艺术和现实的关系在发生变化。

跟我们合作的艺术家大都是朋友相互推荐的。第一个展览“无能的人”里有一大半是国内美术院校刚毕业的年轻艺术家，通过他们，我们对年轻一代有了更多了解。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有时候有没有作品都不太重要；但是对于我们来说，作品是一个艺术家工作的成果，它还是很关键的。但作品的确始终面临着物化为纯粹的产品或者商品的危险。我们希望让艺术处于两者之间，既不会被过度物化为一个产品，也不会变成一种单纯的意识形态。这是我们工作的基本方向，或许也能起到一些连接的作用，所以我们很在意在现有的环境里建立信任和支持关系。

廖逸君（Pixy Liao）的创作和生活向来密不可分。此次刺点画廊的个展“舒适区域”全面呈现了她近十年的创作，包括她与伴侶兼合作伙伴Moro自2007年起一同创作的“实验性关系”系列，以及除摄影作品以外的影像和现成品装置。十年里的不同片刻被定格在画廊所在的工业大厦顶楼的白盒子空间中，既像是一组关于时间的生活拼图，亦像是灵感碎片的蒙太奇序列。如展览中的单频道录像《这是什么意思？》（2015）所示，又或是廖逸君在本文中所谈到的那样：零散的创作想法连接成一段动态的记忆，记录下个人生活、亲密关系和自我认知中的流动性。展览将持续到2024年3月9日。

“实验性关系”（2007—）这个项目中的“实验性”于我而言有着不同的含义：一方面，它指向对亲密关系的实验性探索——两个文化背景、年龄与性格迥然不同的个体如何建立及维系关系；另一方面，它也是对观看者的实验性测试，我想要从他人的反应中得到一些无法从自身获得的经验。Moro从“实验性关系”开始，作为我的创作对象与伙伴已经17年了，我和他一同建立及维系的这段亲密关系也持续了18年之久，实验迄今为止还算成功。在我看来，“成功”可能不仅仅由一段关系的长度来定义，更是源自于这段关系在时间长度中的不断变化。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很占据主导的。我会提前想好需要拍什么，最后作品的结果会是什么样的，之后根据计划和目的拍摄。因为这个项目基于亲密关系，所以它一定存在

10月上旬，大馆当代美术馆新展“玛利亚·哈萨比：我会是你的镜子”在美术馆三楼展厅开幕。两间高挑的展厅一间纯白（中间散放若干由金色镜面包裹的几何体），一间纯金（除天花板以外，房间地面和墙面均被金色镜面覆盖），包括艺术家在内的若干名表演者在其中沉默、缓慢地行走，坐卧，与观众对峙。此次展览延续了大馆自2018年以来对行为表演等现场艺术的关注，开幕当天，大馆当代美术馆2023-2024年展览计划也同时公布。本文中，大馆资深策展人谭雪以大馆现场艺术系列项目为背景，细谈了此次展览的实现过程及意义；而年初就任大馆艺术事务主管的皮力则在介绍美术馆新年度展览计划的同时，分享了他对该机构未来愿景及定位的初步思考。

谭雪

我于2015年加入大馆团队，当时大馆当代美术馆还在筹备阶段，我们预想它是一个支持新锐艺术和创新展览模式的机构。我个人多年关注实验音乐和行为表演艺术，一直留意这些领域的艺术家怎样利用不同元素在美术馆内进行创作。也是差不多同一时期，2010年左右，泽维尔·勒·罗伊（Xavier Le Roy），提诺·塞格尔（Tino Sehgal）等艺术家在各大双年展以及美术馆频繁展出，他们结合现场、表演与展览模式的思路对我有很大影响。

香港不是一个太适合艺术家生存和创作的城市，空间有限，花费极高。十年前的香港没有现在这样完善的艺术机构生态。我们

亨利·泰勒（Henry Taylor）是那种随心所欲的艺术家——把屎玩意儿都糊上去，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大家都说他按直觉行事。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没有在用心处理自己的创作主题：都市生活、黑人生活、艺术家的生活。无论是树状的拼装艺术，还是把城市沙土带进展厅的装置，或是（他最擅长的）具象绘画，泰勒对待世界和人的方式都不是作为一名远远的旁观者或“人类的学生”，而是作为一个充满共情的人，一个同样生活在此的人。我和泰勒电话采访时，他还在忙他的大型作品展“B面”（B Side）的布展工作，该展览先是在泰勒老家洛杉矶的当代艺术博物馆（MOCA）展出，现已巡至纽约惠特尼美国艺术博物馆。与此同时，泰勒的另一场展览“从糖到屎”（From Sugar to Shit）正在巴黎豪瑟沃斯画廊展出，展期至明年1月7日。 

之前在MOCA的壁画真是突发奇想。我在想我关于黑豹党的皮夹克装置。然后想到了“森林”（forest）这个词。我把这个词打散，得出了“为我们”（for us）。我觉得作品应该始终是“为我们”做的东西。今天，洛杉矶很多有色人种，非裔美国人都没法在公园玩儿了，你去公园，他们就砍树，这样才好监视黑人。现在你看到很多人都跑去停车场玩儿，因为他们没地儿聚。所以我画的就是树啊路啊这些东西。非常简单的画。

你想想。我在一家精神病院当了十年的心理护士，照顾那些精神上有疾病的人，躁郁症，妄想症。我在洛杉矶市郊长大，但每次去Ski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