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勇的个人实践无法被他创作的媒介或生活的地域简单定义，从1990年代至今贯穿其创作的是抵抗自我重复的活力与应对环境变化的从容。2015年，杨勇在深圳华侨城创办盈利性民营机构“上启艺术”，联合政府与企业资源，搭建让艺术介入城市发展的策展平台，他的身份也由此从独立创作者过渡到机构运营者。近期，由侯瀚如策划的“杨勇个展”及其平行板块“上启办事处”在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简称“两馆”）开幕，笔者与杨勇聊了聊这次两个展览板块背后的构想。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3月7日。

我们最初面对深圳两馆的展览空间时，希望把展厅的外部规划进来。金属围挡板、脚手架串联了不同媒介的作品区域，给予展览如同深圳正在建设中的街头感。我们将展览入口改造为一道被突破的门，连接一条由单面灯箱拼接的隧道，让不同时期创作的摄影在此共存。观众步入展厅后能看到灯箱裸露的背面，而正面漏光的设计示意着不完美的现实。 《青春残酷日记》（1999-2009）、《无名剧照》（2005-2014）等摄影系列被我高低错落地安排在狭长的展墙上，模拟城市的高楼大厦或城中村的压迫感。斜面围合的三角形区域把空间切开，营造观看成组照片与双面灯箱作品的暗环境，以此打破白盒子美术馆的陈列感。

《青春残酷日记》开始于我带着一部傻瓜相机和朋友们去街头漫无目的地拍照。拍照只是在街头发生的一个附加行为，去街头的观念与行动才是摄影本身。这个系列让我迅速被很

李景湖是生活在东莞的艺术家，他的最新个展“我在！一座城与两亿人的在场证明”在东莞棠美术馆展出至2025年1月22日。与艺术家一贯通过转化制造业产品来创作装置的脉络相成，展览中的大部分作品折射着工业化大潮下可感知的心理体验。同时，李景湖通过这次展览也在积极探索与政府机构及职能部门合作来搭建地方生态。笔者参加了此次展览以艺术与城市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开幕交流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艺术在当下的在地策略转向是笔者与李景湖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此次采访讨论的出发点。

其实这不算一个纯粹的个展。从政府的层面来说，展览所做的工作是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东莞生活打拼过的一些人找回来再看看东莞，相当于回到一个更加关注个体的层面上去。这个大的主题跟我几十年的创作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甚至是比较契合的。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第一次在东莞本地利用政府部门的支持介入，打开一些以前接触不到的资源或可能性。

我一直强调如果要在东莞做当代艺术，那应该是跟大城市不一样的模式。因为东莞是个世界工厂，有非常发达的制造业。艺术家最好是来东莞，用东莞的材料进行创作。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看到有个工厂拆了，叫我去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素材或材料。我去到那个工厂，发现真的已经全都拆掉了，厂房地上散落着一包一包零散的水晶钻石，有各种颜色。我捡了很多，在捡的过程当中，我脑子里已经就形成了一个大概想法。我喜欢把各种材料拟人化。像水钻这种材料，它如果代表一个一个人的话，如果不把它捡起来，散落的东西就会被埋没在尘埃里，永远都不会再看到太阳。我把它拿出来，分散固定在画布上，看起来像宇宙星空一样，这就是这次展出的作品之一《同一个宇宙》（2022）。

施瀚涛是生活在上海的独立策展人、影像艺术研究者和行业观察者，他担任由上海多伦美术馆发起的“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年鉴”以及今年的年鉴展“地方与讲述”的总策展人。展览从超过两千件影像艺术作品中策划挑选，展示了十五种以影像语言讲述“地方”的创作途径。遍布美术馆三层的屏幕和照片镜框中，除了具体的“地方”，也有通过艺术家的身体创造出的空间、心理或精神家园，以及用传统或新兴影像技术编辑出的虚拟世界。展览虽示例了具有社会性思考的艺术影像叙事，然而策展人所提及的与当代社会中影像媒介生态互动的意图，在今年的作品中未见体现。由短视频、流媒体直播、电商消费主导的普通人的影像生活，与展览中的当代影像创作状况，似若平行宇宙的存在。“地方与讲述”展览持续至2025年2月23日。

多伦美术馆常年关注影像艺术，受到朱青生老师做当代艺术年鉴的启发，加之上海目前没有一个像样的摄影博物馆，很多静态或者动态的影像作品在今天浮躁的环境下往往一闪而过。综合多种原因，我们在2023年初正式发起了"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年鉴"，希望及时将好的作品记录下来，同时与影像这一媒介在社会中的发展展开对话。

六人顾问委员会提供了整体方向上的建议，鉴于作品收集工作的庞大，我们也邀请了高校师生参与进来，包括北京电影学院、中山大学、浙江工商大学，还有四川美术学院。四个学校加上我们自己组成了五个工作站，共同征集各自所在城市及区域中的影像作品。作品入选

以自组织和集体创作为工作方法及愿景的艺术家组合菠萝核，今年在香港CHAT六厂纺织文化艺术馆围绕“华侨农场”——这个随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亚洲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出现在中国大陆的归侨安置形式——开展了为期六个月的驻场创作。菠萝核的成员六人——BUBU刘嘉雯 、CAT黄婉珊、朱建林、李致恿、冯伟敬、贺聪——通过实地走访与田野调研，试图记录“华侨农场”曾经的历史及其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后不同的命运走向。据菠萝核的调研记载，中国政府在广东、福建、广西、海南、云南、江西和吉林七省区共成立了84个华侨农场。其中，广东省有23个，也是此次菠萝核主要走访的对象。在CHAT六厂的驻地期间，菠萝核通过种植、染色、缝纫、绘画、拼贴、表演及录像等实践，邀请观众参与其中，与他们一同走近这一归侨群体的故事，寻访他们在国家集体安置与劳动力再分配政策下的个人经历。在此过程中，菠萝核以集体创作的方式连接另一时空下的集体性劳作，地理认知、身份认同和精神记忆在其中相互交错，显现出复杂性，一如组合成员选择共同生活的地域——广东沿海，同样需要辗转在泾渭分明的陆地与没有边界的海洋之间。

菠萝核发起项目的方式通常是以“各自收集”和“共同写作”开始的。在我们有关集体创作的经验中，个体的主观性和集体的同一性始终处在一种互哺且不断变化的关系中：个体带入主观视角的“在场”，而集体则是汇聚不同视角下的记忆残片和知识经验，由此延伸出一个

马克·萨尔瓦图斯（Mark Salvatus）着迷于回收物件的物质性。他在搜罗各种杂物——包括照片、旧地图、被丢弃的风景画等——方面有着一种敏感的资源再利用能力，他将它们转化为装置作品，复杂化它们的历史。在下面的访谈中，马克与我分享了第60届威尼斯双年展菲律宾馆的展览“在这个时代的幕后等待”（Waiting Just Behind the Curtain of This Age）背后的思考。展览呈现了马克从家族档案和家乡卢克班的民间神话中汲取的灵感，尤其是圣山巴纳霍山（Mount Banahaw），并以此营造了一个隐喻舞台：在这里，殖民冲突、祖先历史和乡土信仰预示着一个模糊不定的未来。展览俏皮地体现了艺术家微妙到难以捉摸的美学风格：影像作品《实现的源泉是否应该用我们的眼睛来看》（Should the Source of Fulfillment Be Seen with Our Eyes，2024）中由鸟儿的啼啭和人类的喷嚏声组成氛围音轨，玻璃纤维和乐器组成的巨石《Kolorum》（2024）发出沉闷的隆隆声，而名为《受制的人》（Human Conditioned, 2024）的翩翩飘动的布帘以其轻盈的怀抱笼罩着其他作品。

其实我的教育背景是广告而不是艺术，这或许会让人惊讶。虽然这两个学科一般不会关联在一起，但我的这个背景其实对我回收利用各种材料的实践方式的影响很大，因为广告的主

艺术家为什么写小说？艺术家的小说对视觉艺术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怎样体验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视觉艺术家开始将小说创作作为他们艺术项目的一部分。此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小说手法来处理艺术问题，往往偏好某种基于过程和主观性的艺术，并在创作中引入虚构、叙事及想象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视觉艺术里的一种新的媒介。本文中，艺术家/研究者戴维·马罗托（David Maroto）通过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的作品考察了视觉艺术与文学的交界点。 

利亚姆·吉利克很早就把艺术家小说作为视觉艺术的一种媒介，而非一种文学类型使用。他的创作涵盖装置、录像以及合作项目，主要探讨生产的问题与现代性失灵的各面向。写作在吉利克的创作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他发表过大量散文，以及数部小说，包括：《伊拉斯谟迟到了》（Erasmus Is Late）（伦敦：Book Works，1995）；《讨论岛屿/大会议中心》（Discussion Island/Big Conference Centre）（北爱尔兰德里：Orchard Gallery，1997）；《无处可去》（Literally No Place）（伦敦：Book Works，2002）；《地下（未来历史碎片）》（Underground [Fragments of Future Histories] ）（布鲁塞尔：Les

洪子健（James T. Hong）在香港Empty Gallery的最新个展“道歉及其他忏悔”（Apologies and Other Regrets）呈现了一件创作跨度长达12年，影像时长超过7个小时的三通道录像《道歉》（Apologies , 2012—），及一组名为“石中剑”（Stabbed In The Back, 2023-24）的雕塑。在全黑的展览空间中，取意于英国亚瑟王传说的该系列雕塑将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刀插在仿制岩石中，暗示施暴者的转换与暴行的交错。空间最深处则播放着洪氏收集的161段道歉视频，这些原始的影像素材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剪切、加工或重新编排，如实展现出现代政治进程的一条历史时间线。“这是一个可怕的，可怕的错误”，不断播放的政治悔过记录让整个展场看起来既像一个秩序井然的历史档案空间，又如一个即将滑向失控的政治表演现场。展览将持续到8月17日。

2012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的农村进行有关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作品调研。当时的村里人时常向我提起他们对日本（人）的痛恨，因为日本政府不曾为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道歉。我试图跟村民们解释，日本政府曾经公开道过歉，但是他们并不相信。那时起，我发现“国家道歉”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道歉使用的字眼、道歉的形式、道歉的人，以及接收道歉的人，这些因素都决定着道歉是否有效，甚至是否存在。后来我开始去找这些有关日本公开道歉的视频，在找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更多国家的政治道歉。由于我平时看的新闻大多是英文，所以最早的一批素材集中在西方国家的道歉，像是第一段素材就是前西德总理威利·布兰特（Willy

童年从未离开过我们。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童年是诱发他们走上艺术创作之路并持续至今的最初动机。在新书《梦宝宝——艺术家与他们的童年记忆》（Dream on Baby – Artists and their Childhood Memories）（Hatje Cantz出版社，2024）中，格辛·博尔切特（Gesine Borcherdt）采访了三十三位艺术家——包括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林达·本格利斯（Lynda Benglis），马塞尔·达马（Marcel Dzama），杰夫·昆斯（Jeff Koons），瓦吉纳尔·戴维斯（Vaginal Davis）和乔丹·沃弗森（Jordan Wolfson）——听他们讲述了各自的幼年经历对如今作为艺术家的生涯产生了何种影响。在节选自该书的下文中，黄炳将他荒诞主义动画录像的源头定位到了他在香港长大的童年经历里。

我出生在一个香港的中产家庭。我爸爸之前是一名厨师，后来成了餐厅经理。他开了自己的公司，但亏得很惨，我们因此不得不从原来的大房子搬到公寓楼里。我妈妈是一名家庭主妇。我们家没有任何跟艺术或设计或音乐或电影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正常——我父母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代在香港长大的人。我曾祖父从红色大陆逃到香港，那时香港仍然很不发达。他们靠卖苏打水和可口可乐为生。我爸十二岁就开始进入餐饮业工作。他们都不得不拼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或爱好。所以，我是在一个不知艺术为何物的环境下长大的。但好在我父母跟其他亚洲父母不同，他们从不告诉我应该过哪种生活，只要我有钱给他们就行。这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一种传统：每个月我们都会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交给父母。不管你是穷还是富，这都是一个必要的姿态。

由宋涛和季炜煜组成的艺术家组合“鸟头”近期在北戴河阿那亚的UCCA沙丘美术馆展出了他们自2021年开启的持续性项目“云云”。最初，鸟头邀请不同领域的网络红人参与，为他们拍摄肖像，并将艺术家选择的肖像与云并置的照片寄给每位拍摄对象，让他/她在照片上留下痕迹，形成“云的起源”系列摄影。在此次展览“鸟头：云云”中，两位艺术家试图通过摄影、影像、装置等媒介，呈现社交媒体的质感与算法驱动的机制。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

“云云”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项目，启动的时候我们对它没有设定具体的创作预期，在推进的过程中也没办法预估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整个项目是一点一点形成而非按照既定的创作或展览计划执行的。从简单的拍摄肖像的想法，到添加“云”的形象与概念，再到决定让网络红人参与摄影作品的涂鸦、留下痕迹，大家处于持续的创作状态之中。摄影，尤其是人像的拍摄，是一种特殊的、超越语言的交流方式。自媒体人展现的是相对虚拟、经过包装的身份，但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我们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有经纪公司的网红。原因在于，经纪公司代表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找经纪公司谈合作要顾虑权益和风险的问题；艺术家与KOL直接谈，双方作为当事人只要觉得项目有意思，就可以让事情发生。我们通过拍摄相识，最终获得了更加真实的印象与质地。艺术家和自媒体创作者共同思考的议题恰好是现实与网络身份之间的串联、冲突、平衡和取舍。

当确定要在

阿奇·摩尔（Archie Moore）是一位澳大利亚艺术家，他常以游走不定、难以预测的方式探索自己的原住民和盎格鲁·凯尔特混血身份。摩尔喜欢符号性的图案——如旗帜、象征性建筑，甚至是白衣幽灵——他将澳大利亚殖民主义及个人经验相融合，在一套熟练的历史和文化词汇中注入独特的个人情感。从不拘一格的《圣经》雕塑——将书页裁剪折叠成微型教堂——到根据他的青春记忆创作的气味系列，摩尔是一位完美“艺术家的艺术家”，他偏爱一种不确定的氛围感，而非任何单一的标志性风格。在摩尔三十年的艺术生涯中，历史一直是他反复探讨的主题，他尤为关注沟通失效和故事叙述，将政治和个人脉络相结合，涉及（误）译、创伤和心理地理学等问题。

对摩尔来说，认知差异是富有创造性的，主流历史叙事和个人经验之间的不可调和性是他信赖的灵感之源。通过在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和本体感觉之间转换，他将经验差异置于创作实践的中心，在广泛的社会和美学问题中融入道德准则。

在摩尔被宣布代表澳大利亚参加2024年威尼斯双年展之后，韦斯·希尔（Wes Hill）与他聊了聊家族创伤、他的艺术实践中的核心叙事，以及他在创作 《亲朋》（kith and kin，2024）之前思考的新想法。他在澳大利亚馆的展览获得了今年国家馆金狮奖，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澳大利亚艺术家。这场令人惊叹的展览融合了尖锐的政治批判和神话般的自传叙事，捕捉了今年威尼斯对原住民实践的突出关注。

王郁洋在深圳美术馆最新个展“混韵之宇”将他近十年前在上海龙美术馆个展“今夜我为何物”（2015年）作为展厅叙事的起点，从一件十多年前的旧作开始，提示我们在自身的回忆中重新面对自己身处的时代境遇，像一首挽歌，献给这个日益失控的人类世界。展览将持续到5月5日。

十年前我的个展“今夜我为何物”以人和人造物的关系作为主题，例如当时在“王郁洋#”系列的第一批作品里，我严格依照随机电脑程序生成的结果与要求制作雕塑作品，艺术家的身份和权力看似缺席了，被机器所取代。我们的角色似乎对调了，但依然存在控制和主体。

在我最新的个展“混韵之宇”中，我尽可能的放弃了艺术家做为主体的控制。之所以有这样极端的举动，来源于对万物秩序本身的思考：主与次之间需要一种新的方式平衡，甚至本就没有主与次，控制与被控制之分。展厅里的第一件作品《被植物缠绕的可疑》（2012-2024）原本是我2012年的旧作，也是最早一批由算法生成，我来制作的装置作品之一。在首次展览后，由于体积庞大，就将它放在了雕塑工厂的空地。工厂多次搬迁，这件作品也随着去过很多地方，过程中的损坏在所难免。等我再次见到它时，上面已经落满灰尘，植物的藤蔓也爬到了作品的顶上，很多昆虫在里面安置为家。它的变化已经不在我的控制中，它与我有关系，又与我没有关系，有了一种无法预测的境遇和生命状态。过去的我是不能容忍这样的情况的，作品必须是我认可的形态，我会去修补与修复，但我现在不再追求那种我定义的“永恒”和“完美”了。

上一次采访范西是2017年在激发研究所（IFP）为她做个人项目“场·动词”的时候，七年后当我们再次谈及那次生涩的合作，她表示当时一些朦胧的思考终于在近期的创作中找到了舒适的材料和语言去承载。此次在CLC画廊的个展“谁在歌唱”以文字作为出发点，呈现了范西近三年的创作，包括摄影、装置和雕塑在内的多种媒介依然延续着她过往摄影作品中对图像和时间性的探索。展览将持续到2024年4月7日。

这次展览与文字有关。小说、日记这类文字，特别容易使人在脑海中形成具体的画面。如果用文字描写一段风景，我能够感受到它的温度、风向和时间——一种动态的图像。再比如，我读卢梭写给他表妹的书信时，脑海中会生成他写信时的场景或时刻，而非书中的具体内容。我希望摄影语言也能够像文字一样，具有想象的空间和可以生长的内容。

有人认为摄影的本质是静止的，捕捉某个曾经存在过的固定瞬间。我最初的摄影作品就在尝试对抗这种“固定”，不把摄影看做是一种对时间的固定。我当时做了很多与“移动”相关的作品，包括2017年在激发研究所做的个人项目：展厅中的装置会根据一天的光影变化而变化。我希望通过“移动”把时间的范围逐步扩大，这种对摄影时间性的想象和文字带给我的有关图像的想象是一致的。因此，在筹备CLC这次展览的时候，第一件成型的作品就是由文字拼贴而成的《风景》（2023），它也是展览的核心。除了文字本身，我还保留了拍摄文字时作为背景的水泥地面，那些隐藏在水泥地面的细微的光影变化，提示着图像式拼贴背后的时间感。这些文字碎片来自我最近几年读到的诗歌、小说、杂志，甚至是广告。我希望观众从中捕捉不同的句子或段落，并在脑海中生成这些文字指向的独有的图像和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