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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历史的轮回！
我们似乎再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那个被称为“物”（thing）的魅影，再一次从观念论的缝隙中涌现出来，我们看到的不再是大写观念对有形世界的演绎和穷尽，而是在无限的褶皱、挤压、撕裂和冲突中涌现出来的那种被归为神秘的“物”的力量。
曾经被语言哲学和现象学宣布死亡的物的观念，甚至被传统唯物主义宣布死亡的“物”再次来到我们身边，在哲学上，现象学曾经以先验观念论甚至是先验的意向性意识、感知，让观念性主体来统摄可感世界或可知世界的图示，已经遭到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挑战，不过，后结构主义走向了碎片化体验，并对宏大叙事和观念的结构，同时也否定了观念论对立面，即唯物论存在的可能。相反，新实用主义的语言哲学秉承了晚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的语用学，构筑了语言（而非观念）所筑造的藩篱，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认识局限在语言为我们构筑那个狭小的区域之内，换句话说，与欧洲的后结构主义不同的是，新实用主义感知到存在着一个在我们经验和认识之外的纯粹的物的世界。
然而，我们面对的并不是向纯粹唯物主义的返乡，重新以一种朴素或辩证的唯物主义来取代逐渐日暮西山的观念论，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新的外在，即法国新锐思想家昆汀·梅亚苏（Quentin Meillassoux）所主导的那种“大外部”（le Grand Dehors），一种走出相关主义的外部，亦即，那种传统意义上的唯物主义不过是观念论的相对物，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唯物主义，而真正以物为导向的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 格拉厄姆·哈曼[Graham Harman]称为“OOO”体系）是非唯物主义的，或许这也是哈曼为什么将他2016年在Polity出版社的新书命名为《非唯物主义》（Immaterialism）的原因吧，因为以往的唯物主义已经无法脱离观念论的窠臼，所谓的物已经成为了观念的映射，物被观念所中介，意味着，所谓的物或者物化，背后实际上矗立的都是一个大写的观念，真正的物已经被稀释和消解。也正是这个原因，哈曼与思辨实在论的其他三人不同，他坚持不使用唯物主义的名称，拒绝了梅亚苏的思辨唯物主义的称谓，将其中的唯物主义改成了实在论。而德国80后哲学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的新书《世界并不存在》（Warum es die Welt nicht gibt）也指向了一种无法被我们某一观念和某种感知能全部统合起来的世界，那样的世界是不存在的，我们的感知和认识永远不能穷尽一个有限空间中的一切，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人的认识和感知，总存在着某种遗漏，而作为被人所感觉到或认识到的世界永远不是一个大全的物的世界。而中国作家郝景芳的《北京折叠》使用了小说的形式呈现出哈曼和加布里埃尔所表达的观念，在表象上的一个空间中，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彼此矛盾的感知与体验，同一个世界或空间似乎被折叠起来，而那个可以在观念下作为统构的世界（北京）是不存在的。齐泽克似乎也十分配合这个主题，在2016年底的齐泽克的新书《歧差》（Disparities）也将这种折叠、错层的世界状态描绘出来，我们面对的永远是一个存在着诸多视差和歧差的世界，这个世界永远不可能以大写的一的状态而存在。
这个折叠的、歧差的、不可能的世界，向今天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即真正的问题并不在于世界或物的有限性，相反，真正束缚我们的是人类的感知能力，或者说，一个以人类感知和生存为中心的世界的幻象。因此，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和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人，将走出人类纪（Anthropocene）作为未来世界可能的图景。简言之，我们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马克思意义上的改造世界，也是利用现代的生命技术和信息技术，尤其是DNA技术和云技术，对人的感知、记忆、认识重新加以合成，这样，人类的存在不再是纯粹自然的人类的身体性存在，而是一种赛博格（Cyborg）的合成存在，在哈拉维2016年的新书《与麻烦共存：在克苏鲁纪下创造亲缘关系》（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将一种通过技术合成的存在物，一种类同于拉夫克拉福特小说《克苏鲁神话》中克苏鲁的形象推进，成为人类走出感知和认识局限，即走出人类纪，去面向一种人类从未面对过的克苏鲁纪的趋向。尽管哈拉维的设想带有不可思议的玄想成分，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今天，走出我们既定的观念论的藩篱，走出人类中心的统一世界的幻想，走出思辨实在论所批判的那种相关主义，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对人类本身的改造，一种充满克苏鲁式魔神的身体，将不可能的感知降临在我们面前，而之前被我们称之为常识的一切都被悬置了，也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才可以去思考另一个世界的可能性。
蓝江，湖北荆州人，现为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当代欧陆哲学思想，为拜德雅人文丛书和左翼译丛主编。
文／ 蓝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