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总页数：244。

青年学者王钦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著作《“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收录了作者于2017年到2022年间发表的10篇文章，包括书评、影评及其他时评，讨论对象囊括了女仆咖啡、少女偶像、“世界系”动漫以及虚拟主播等，乍看之下，似乎与近年来国内逐渐增多的日本亚文化研究颇为接近。但正如作者在标题中为这些不同现象选择的两个关键词——“零度”与“关系性贫困”所示，这本文集不能被单纯归类为亚文化研究，而更多是关于人与人的交流与理解，进而关于公共性的作品。

王钦认为，在“人文关怀”的话语体系下，以往研究者面对“边缘性”社会群体或文化现象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示出“试图拯救”的姿态，导致其后的“研究”与“分析”反而不得不成为对这种预设立场的补足。对此，作者的解法是以一种“文学性”的方式介入。所谓“文学性”是指：

“这类分析不能单单停留于它们所描述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表意内容层面，也不能短路地从当代日本政治史或思想史话语中寻求对于这些现象的直接解答，而必须着重分析这些对象或现象的语法结构、意义生成方式和背后所预设的种种社会和思想前提。”（第9页）

这也指向了书名中的“零度”，即不带任何预设立场地进入种种被贴上“亚文化”和“边缘”标签的现象的发生现场，去寻找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寓言

余果近年来的影像作品大多在“田野”的状态下完成，但是这些作品从不真正关于所谓的田野对象本身，而更多是透过把玩不同的媒介和叙事类型，强调今天普遍存在的认知机制。在这个意义上，余果始终是忠于“现实”的。这种“现实主义”态度不仅帮助他挣脱诸多创作范式的藩篱，也使得他的实践自然而然岔出了一条分支，即对于“当代艺术生产”问题持续的批判。两种倾向在他近期于CLC画廊开幕的个展“分裂与逢合：关于图像的地理”体现得愈发明显，展览首次展出了他在长白山驻留后完成的一件同名影像作品。本文中，艺术家和我们分享了这部影片的拍摄过程及其背后的思考。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3月30日。

我去长白山驻留前并没有做太多预设，到了之后发现是一个刚装修完的艺术空间，所有的陈设都是新的，比如开讨论会用的大桌子、文献区、对谈的沙发、投影仪等。这些东西仿佛在等待着我，有一种仪式感，让我意识到这是一个为了艺术生产而存在的空间，那么作为一个“艺术家”我该生产点什么？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自身的生产方式”，成为了这次驻留中我最先思考的问题。

这部作品的时长虽然只有30多分钟，却是我所有项目中拍摄素材量最大的。我在做田野的时候没有去想最终的素材选择，所以线索非常多，从跑山采药的人到周边的农村，从一些三线厂到中朝边境，其实每条线索都拍摄了大量的素材，但最后都只使用了极小的一段，并且只保留了一些看似随机的日常片段。我完全不担心素材是否显得碎片化，因为我认为结构比所谓的线索重要得多。今天的当代艺术，尤其是研究型艺术，太满足于按照某种话语框架来寻找线索，我比较批判这种方式。

《失序的注意力：我们今天如何观看艺术和表演》（Disordered Attention: How We Look at Art and Performance Today），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著，Verso出版社，2024年，总页数：311页。

在过去十余年间，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先后在写作中归纳和界定了四种今天当代艺术中常见的创作形式：研究型装置、持续性表演、政治干涉行动，以及致敬现代主义的艺术。在由这些撰文集结而成的新书《失序的注意力：我们今天如何观看艺术和表演》中，毕晓普将上述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新技术影响下的观看模式关联了起来。按照她的叙述，在新的观看模式下，人们不再需要定睛凝视，而是可以让注意力分散游走于观看对象、周围环境以及虚拟现实之间，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生成观看体验。相较于艺术家个案研究，毕晓普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新的艺术形式如何与创作者和观众在今天的认知框架相契合，又如何集体改写了2000年后当代艺术的版图。在她看来，诸如互联网、手机拍照、社交媒体类等技术的兴起对我们生存状态的影响之巨，已经溢出了将当代艺术视作后冷战时代以来兴起，以新自由主义秩序扩张为参照线的经典历史叙述范围，有必要单独作为线索梳理。通过追溯四种艺术类型的历史前身及其演变过程，毕晓普展示了它们如何一度打破传统的权力格局，又如何一步步沦为创作的舒适区，而难以再对今天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提出新的问题。

到了电影节的第八天，我知道自己也中招了。当我在观看正午的洪尚秀《大自然对你说了什么》（What Does That Nature Say to You，2025）媒体场放映时，我加入了此起彼伏的咳嗽大合唱：还是没躲过那可怕的“柏林影展流感”。在每日新闻的残酷轰炸下，再加上持续不断的零下寒潮，每当我们走出影院幽暗的洞穴，进入外面那病态惨淡的白昼，就仿佛全球范围内步步紧逼的法西斯主义正侵蚀着我们的身体。而这场病的唯一慰藉，便是银幕上散发出的那一丝人造的暖意。

在这部讲述一位年轻诗人首次拜访女友父母的新片中，洪尚秀巧妙地在冷与热之间找到了平衡。虽然这位导演惊人的高产（有时一年能拍三部长片）使得他的作品总带有某种公式化的特征（陌生人尴尬相遇，彼此过度礼貌，直到酒后情绪爆发），但《大自然对你说了什么》仍精准地讽刺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新儒家僵化礼教及其背后的脆弱人性的讽刺。洪尚秀的电影要么让人沉迷，要么让人厌倦，我坚定地属于前者。

杜拉·裘德（Radu Jude）对国家内部问题的审视要严厉的多，凭借对祖国罗马尼亚富有幽默、思想性和诗意的挖掘，他成为了各大电影节的宠儿（《倒霉性爱，发狂黄片》[Bad Luck Banging or Loony Porn]在2021年柏林电影节摘得金熊奖）。今年荣获最佳剧本奖的《二〇二五年的欧陆》（Kontinental ’25）再次以微缩史诗的形式呈现，巧

国分功一郎，《从手段中解放》（『手段からの解放』），新潮社，2025，208页。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的近著《从手段中解放》颇为奇特。标题所提示的关键词“手段”直到论述的中途才出现，而且重要性低于另一个标题中未曾提示的关键词：“享受”。事实上，所谓“从手段中解放”，意思就是“专注于享受”。因此，这本书是一份有关“享受”的哲学考察。如果遵循如今日本图书市场上常见的起名方式，一个更时髦的标题可以是《享受的哲学》。国分没有如此命名这本书，多少体现了作为学者的严肃性。

根据国分在全书开头的交代，本书的问题意识承袭自他在《闲暇与无聊的伦理学》（2021）中提出的一组对立概念，即“浪费”和“消费”。借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理论，国分将这组概念区别如下：“浪费”的对象是物品，因而总是存在着某个限度，达到了这个限度就实现了满足；“消费”的对象是符号，因而会在消费社会中无止尽地被诱导到新的符号上。用国分的话说，“消费”所不具有、而“浪费”所具有的特征，就是对具体而个别的“物品”的享受。因而在国分看来，要想解决当代消费社会的根本难题——即个人欲望和行为被不断变化的符号操弄——最重要的是“学会享受物品”。

什么是享受？当我们享受某个物品或某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国分认为，西方哲学家从来没有对“享受”这个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行为做出过充分的思考。在他看来，日语中

杨勇的个人实践无法被他创作的媒介或生活的地域简单定义，从1990年代至今贯穿其创作的是抵抗自我重复的活力与应对环境变化的从容。2015年，杨勇在深圳华侨城创办盈利性民营机构“上启艺术”，联合政府与企业资源，搭建让艺术介入城市发展的策展平台，他的身份也由此从独立创作者过渡到机构运营者。近期，由侯瀚如策划的“杨勇个展”及其平行板块“上启办事处”在深圳市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简称“两馆”）开幕，笔者与杨勇聊了聊这次两个展览板块背后的构想。展览将持续至2025年3月7日。

我们最初面对深圳两馆的展览空间时，希望把展厅的外部规划进来。金属围挡板、脚手架串联了不同媒介的作品区域，给予展览如同深圳正在建设中的街头感。我们将展览入口改造为一道被突破的门，连接一条由单面灯箱拼接的隧道，让不同时期创作的摄影在此共存。观众步入展厅后能看到灯箱裸露的背面，而正面漏光的设计示意着不完美的现实。 《青春残酷日记》（1999-2009）、《无名剧照》（2005-2014）等摄影系列被我高低错落地安排在狭长的展墙上，模拟城市的高楼大厦或城中村的压迫感。斜面围合的三角形区域把空间切开，营造观看成组照片与双面灯箱作品的暗环境，以此打破白盒子美术馆的陈列感。

《青春残酷日记》开始于我带着一部傻瓜相机和朋友们去街头漫无目的地拍照。拍照只是在街头发生的一个附加行为，去街头的观念与行动才是摄影本身。这个系列让我迅速被很

李景湖是生活在东莞的艺术家，他的最新个展“我在！一座城与两亿人的在场证明”在东莞棠美术馆展出至2025年1月22日。与艺术家一贯通过转化制造业产品来创作装置的脉络相成，展览中的大部分作品折射着工业化大潮下可感知的心理体验。同时，李景湖通过这次展览也在积极探索与政府机构及职能部门合作来搭建地方生态。笔者参加了此次展览以艺术与城市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开幕交流会，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代艺术在当下的在地策略转向是笔者与李景湖共同关注的问题，也是此次采访讨论的出发点。

其实这不算一个纯粹的个展。从政府的层面来说，展览所做的工作是把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在东莞生活打拼过的一些人找回来再看看东莞，相当于回到一个更加关注个体的层面上去。这个大的主题跟我几十年的创作还是有很多相通的地方，甚至是比较契合的。我也想借这个机会第一次在东莞本地利用政府部门的支持介入，打开一些以前接触不到的资源或可能性。

我一直强调如果要在东莞做当代艺术，那应该是跟大城市不一样的模式。因为东莞是个世界工厂，有非常发达的制造业。艺术家最好是来东莞，用东莞的材料进行创作。之前一个朋友跟我说他看到有个工厂拆了，叫我去看一下有没有适合的素材或材料。我去到那个工厂，发现真的已经全都拆掉了，厂房地上散落着一包一包零散的水晶钻石，有各种颜色。我捡了很多，在捡的过程当中，我脑子里已经就形成了一个大概想法。我喜欢把各种材料拟人化。像水钻这种材料，它如果代表一个一个人的话，如果不把它捡起来，散落的东西就会被埋没在尘埃里，永远都不会再看到太阳。我把它拿出来，分散固定在画布上，看起来像宇宙星空一样，这就是这次展出的作品之一《同一个宇宙》（2022）。

宇野常宽，《庭院的思考》（『庭の話』），講談社，2024，368页。

最近，以分析日本当代ACG文化和社会现象著称的批评家宇野常宽，出版了一本标题颇为怪异的专著：《庭院的思考》。原文的标题为“庭の話”，可以译为“谈谈庭院”，但封面上的英译则是“Think as a Garden”（如庭院般思考）。当然，如宇野在书中反复提醒的那样，“庭院”在这里仅仅是一个隐喻，或一条思考的线索。因为本书真正关心和试图应对的问题，其实在于如今弥漫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即人们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交流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困境。

宇野开宗明义地指出，随着近些年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跨越民族国家的叙事和治理疆界的全球性市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几乎都被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一边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通讯和移动手段、经济和技术条件成为“世界公民”的人，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身份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诸多个人属性标签中的一个（被称为Anywhere的人），而另一边则是因个人或社会的种种限制，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活局限于、或受困于某个特定地域内的人（被称为Somewhere的人）。前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规则下从事着金融投机的游戏，后者则在由前者炮制出来的社交平台上热衷于相互承认的游戏。宇野指出，对于Somewhere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获得接触世界的实感的装置”，以至于在社交平台上对于热点话题的议论和相互点赞成为目的本身，而发言的内容反倒成了手段。

最糟糕的电影虽有十到十五分钟的绝妙段落，却冗长得令人昏睡。而最好的电影则只有这珍贵的十到十五分钟。——曼·雷

成立于2017年的北京国际短片联展（BISFF）如今已迈入第八个年头，除第二届和因故延期的第六届外，影展每年都在北京初入寒冬的11月底如约而至。尽管在年底举办，BISFF对全球/地区首映的强调已然展露其定位上的野心：它并不满足于成为一个“下游”影展，也有在华语区乃至全球电影节展的日程表划上一笔的决心。从过往八载的选片和策展看来，这样的自信也不无来由：在国内电影节展尚未充分重视短片的效能，仅将其作为长片的点缀或年轻电影人的试验场时，我们能在BISFF看到对短片的自主性与整全性的意识和认可。虽然如今多元和包容可能已经成为某种陈词滥调，BISFF在选片的地域、主题、形式等方面确实地朝着这一理想迈进，那些或许偏离“主流”的影像并非出于表面上的丰富性而被纳入，而是有意识地通过主题策划、单元设置和反馈交流等手段，如同将孤星连结为数个星系那般，试图使原本分散的影片与电影人（如果他们还愿意被如此称呼的话）集合为流动不居但蕴含创造性潜能的共同体。相较国内其他迷影氛围浓厚的电影节展，BISFF更关注影片本身，在各个环节都体现出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主动性，不为外部观众的反馈（或无反馈）而妥协。除了面向一般意义上的观众和影迷，BISFF更是属于创作者（以及潜在的创作者）的节日。策展团队尽可能为参展的创作者提供交流渠道，除常规的映后对谈外，对于无法进行实时交流的创作者，也会以文字或视频采访的方式在自媒体渠道发布。尽管鉴于策展执行团队的规模所限，个别放映场次还是出现了组织与沟通的问题，对于影展目前的体量而言仍是瑕不掩瑜。

今年的上海艺术周——也是这座城市现在唯一具有竞争性、多场馆同时举办活动的时期——却有个出其不意的开始。当我试图安排自己的行程时，我注意到近一半的艺术场馆都推迟至最后一刻才发布展览信息。即便是公布了展览日期，如何规划参观顺序仍是个难题，因为同一区域的展览并不会费心协调开幕时间。而在离上海一小时高铁车程的杭州，由弗朗切斯科·博纳米（Francesco Bonami）领导的天目里美术馆组织的首届“荡一圈”杭州当代艺术周提供了32个场馆之间天衣无缝的行程指南，吸引艺术观众逃离上海混乱的时间安排。

所以我动身前往杭州，这个马可·波罗心中的“天堂之城”。抵达后，我先在西湖旁的啥空间（ScheinSpace）和狸瑞金卮（Verre Liquide）短暂停留，之后前往天目里美术馆。在过去三年里，杭州涌现了十多个艺术空间，将这座城市从一个艺术机会匮乏的荒芜之地（此前，年轻艺术家从美院毕业后大多选择离开这座城市）变成了现在的展览胜地。在啥空间，现居荷兰的艺术家张渼瑛（Miyoung Chang）和寇塔将这个不起眼的临街店面空间改造成一家二十四小时营业的恐怖片出租店，向九十年代末在中国艺术家中风靡一时的DV媒介致敬——而杭州艺术圈正是这场运动的中心。在出租店昏暗的灯光下，寇塔分享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发现： 他们无人值守的店铺持续吸引着毫无戒备的午夜访客。看来，尽管崇尚低成本B级片美学的时代已经消失，但只要布置好合适的环境，那个时代的怪异魅力就能被再次召唤。

施瀚涛是生活在上海的独立策展人、影像艺术研究者和行业观察者，他担任由上海多伦美术馆发起的“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年鉴”以及今年的年鉴展“地方与讲述”的总策展人。展览从超过两千件影像艺术作品中策划挑选，展示了十五种以影像语言讲述“地方”的创作途径。遍布美术馆三层的屏幕和照片镜框中，除了具体的“地方”，也有通过艺术家的身体创造出的空间、心理或精神家园，以及用传统或新兴影像技术编辑出的虚拟世界。展览虽示例了具有社会性思考的艺术影像叙事，然而策展人所提及的与当代社会中影像媒介生态互动的意图，在今年的作品中未见体现。由短视频、流媒体直播、电商消费主导的普通人的影像生活，与展览中的当代影像创作状况，似若平行宇宙的存在。“地方与讲述”展览持续至2025年2月23日。

多伦美术馆常年关注影像艺术，受到朱青生老师做当代艺术年鉴的启发，加之上海目前没有一个像样的摄影博物馆，很多静态或者动态的影像作品在今天浮躁的环境下往往一闪而过。综合多种原因，我们在2023年初正式发起了"中国当代影像艺术年鉴"，希望及时将好的作品记录下来，同时与影像这一媒介在社会中的发展展开对话。

六人顾问委员会提供了整体方向上的建议，鉴于作品收集工作的庞大，我们也邀请了高校师生参与进来，包括北京电影学院、中山大学、浙江工商大学，还有四川美术学院。四个学校加上我们自己组成了五个工作站，共同征集各自所在城市及区域中的影像作品。作品入选

即使对于一个常去东京旅行的亚洲人来说，东京的当代艺术圈也是迷雾重重的。除了语言和一些文化习惯上的障碍之外，这个城市的流行文化、美食、建筑都盖过了当代艺术的光芒。正因此，东京艺术周（Art Week Tokyo）紧凑的行程安排为国外同行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窥探本地艺术生态的机会。11月4日，我落地东京后马不停蹄赶到了位于大仓饭店的开幕酒会，现场熟悉的面孔并不多，我看到了来自伦敦的策展人马容元（Yung Ma），香港大馆的艺术事务主管皮力，M+的艺术总监和首席策展人郑道炼（Doryun Chong），来自马尼拉当代艺术与设计博物馆总监和策展人Joselina Cruz，以及广东时代美术馆的馆长蔡影茜等等。皮力和郑道炼一行此次来主要是参加艺术周协办方之一——国立新美术馆为下一年与M+合作的展览做前期准备的研讨会“1989年以来的日本当代艺术如何变化？”，而蔡影茜告诉我，她是应邀来参加艺术周活动期间的闭门策展人圆桌会议的。如果你像我一样，疑惑一般以艺术市场为主导的艺术周为什么会邀请不同地方的策展人来参加会议，东京艺术周的发起人蜷川敦子（Ninagawa Atsuko）已经不止一次给出了答案，她强调主办方希望将艺术周视作一个培育艺术生态的长远计划，而不仅仅是一个艺术交易平台。本届艺术周除了有40家画廊参加，合作方还包括13家艺术机构。相比邻近的香港巴塞尔博览会浓厚的商业气氛，东京艺术周的活动设计显然在市场低迷的大环境下让艺术同行受到鼓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