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为什么写小说？艺术家的小说对视觉艺术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应该怎样体验它？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视觉艺术家开始将小说创作作为他们艺术项目的一部分。此类实践的目的是为了借助小说手法来处理艺术问题，往往偏好某种基于过程和主观性的艺术，并在创作中引入虚构、叙事及想象等概念。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将其视为视觉艺术里的一种新的媒介。本文中，艺术家/研究者戴维·马罗托（David Maroto）通过利亚姆·吉利克（Liam Gillick）的作品考察了视觉艺术与文学的交界点。 

利亚姆·吉利克很早就把艺术家小说作为视觉艺术的一种媒介，而非一种文学类型使用。他的创作涵盖装置、录像以及合作项目，主要探讨生产的问题与现代性失灵的各面向。写作在吉利克的创作中一直占据着核心地位：他发表过大量散文，以及数部小说，包括：《伊拉斯谟迟到了》（Erasmus Is Late）（伦敦：Book Works，1995）；《讨论岛屿/大会议中心》（Discussion Island/Big Conference Centre）（北爱尔兰德里：Orchard Gallery，1997）；《无处可去》（Literally No Place）（伦敦：Book Works，2002）；《地下（未来历史碎片）》（Underground [Fragments of Future Histories] ）（布鲁塞尔：Les

“我们也可以去联系这些国外的驻地机构呀，又可以出去玩儿，又能做些有意思的项目，还是人家出钱、提供住宿，多好。”我在广东时代美术馆多功能厅听新展“相地堪舆：图像、田野与地理的诗学”的艺术家对谈时，身旁两位美院学生模样的女孩儿正这样钦羡着台上“说走就走”的艺术家们。

的确，在这场由何伊宁策划、旨在“探索中国当代艺术实践、地理知识与生态话语之间的联系”的群展中，很多参展艺术家都选择以实地行走、田野考察的方法进入中国历史地理的现场，其中一部分人本身就是资深“旅行家”，比如参加开幕对谈的朱英豪。作为一名曾经的媒体人，摄影师和旅行专栏作者，朱英豪之前的这些工作经历想必对他此次围绕德国地质和地理学家费迪南德·冯·李希霍芬（1833—1905）的中国旅行日记及其绘制的中国地图进行重访和研究的摄影项目起到了不小的辅助作用。

与他的参展作品《一次横穿 1868 年岩层的成像》（2022–2024）一样，“相地堪舆”展出的20组作品大多都以摄影为主要媒介。相较于录像或综合装置，摄影的图像表达以简洁见长：作品关注点越小、话题越直接、形式越单纯，给人的观感就越清晰、越有感染力。尤其在这样一个以研究型项目为主的展览里，摄影可以说能够以最小的体量容纳最多的信息。当然，二十多位参展艺术家的摄影语言、美学偏好和关注点各有不同，这也是为什么策展人将展览分为四个章节，从传统美学、地质转向、基础设施建设、殖民主义历史及未来四个角度来归纳整理不同的创作线索。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2023，李贻琼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页数：208页。

“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物体和它们的名字如出一辙……”（1）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开篇首句，便预言了这不是一个轻巧的故事。读者倒吸一口凉气，提醒自己警惕：开端越是平滑完整，就越昭示着即将开绽的裂痕。

米勒的文字在裂缝最深处：“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内心创伤最深的地方，不然我根本不必写作。”（185）维特根斯坦将文字的轻逸（lightness）比作飞鸟，而阅读米勒的窒息感像是在海水中慢慢下沉。或许对于米勒来说，语言何须跃出生活世界重新发明形象，能够接近“真实”已非易事。《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共收录9篇短文，大致循时间线索记述赫塔·米勒从罗马尼亚的童年时光到德国旅居的人生，可被视作这位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准自传。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裔聚居区，因二战中族人在彼时政府号召下的亲德行为，整个村庄在战后受到奇奥塞斯库政府的严密监视。这位日后需要习得“母语”的罗马尼亚裔作者，从未用罗语写作却渴望其温度，冷战期间在西德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被指控叛国。最终移居到德国，语言终于相通，却因书写极权统治下的生活，被人质疑沉溺过去、拒绝与本地产生关联。命运，总将流离失所者逼近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身份始终错置，语言总是丧失。

一个备受严重焦虑困扰的二十多岁的IT工作者。一个因酗酒而事业受阻的音乐人。一个患有进食障碍的有抱负的演员。这些是精神病学案例还是戏剧中的角色？如今，区分他们变得比以往更为困难。

这位IT工作者是马克斯·沃尔夫·弗里德里希（Max Wolf Friedlich）的《工作》（Job）中的一个角色，最近这部戏结束了在康奈利剧场（Connelly Theater）的演出，将于今年夏天在百老汇上演。在如钢琴琴弦般紧绷的开场，一名年轻女子用枪指向一名男子（彼得·弗里德曼[Peter Friedman]饰），而他正是她的心理治疗师。这名女子，简（Jane），是一家大型科技公司的一名怏怏不乐的员工，在一次工作时经历公开的精神崩溃后，她被送去接受治疗。作为复职的条件，她需要一名医生为她的心理健康作担保。“我并不是自愿来这儿的，”说完这句她就开始抨击心理治疗这一行。“做你这种工作的人，一上班就想把创伤A和创伤D联系起来，你们总是这么做；这是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或类似的东西。这种思维方式会完全腐蚀你的大脑。你没法再看清眼前的事物和状况，也不能再与人交谈。”西德尼·莱蒙（Sydney Lemmon）以飞快的速度讲出这番指责。她苍白的面色让人感受到她在办公室度过的漫长时间，受到电脑屏幕过多的辐射。通过生动解剖一位年轻女性的精神崩溃状态，这部作品是对千禧一代的不安病症和网络冲浪带来的扭曲偏执效应的最佳案例研究。

巴西导演小克莱伯·门多萨（Kleber Mendonça Filho）执导的纪录影片《幽灵肖像》（Retratos Fantasmas）2023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最佳纪录片，同年来到中国，在平遥电影节上荣膺首映单元最受欢迎影片。今年该片在北京电影节和上海电影节都进行了展映，反响亦是不错。

当然，《幽灵肖像》的视角并不新鲜，其主题可以笼统概括为导演“写给电影的情书/遗书”。这些年同题材的电影不可谓不少，2022年好莱坞老前辈斯皮尔伯格（Steven Spielberg）和新贵查泽雷（Damien Chazelle）就分别拿出了自传性的《造梦之家》（The Fabelmans）和重访20年代电影变革的《巴比伦》（Babylon）。除此之外，还有数不清的元电影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其中的佼佼者如西班牙导演艾里斯（Victor Erice）暌违三十年的归来之作《闭上眼睛》（Close Your Eyes, 2023）。作为一部迷影和媒介自反属性都特别强的元电影，《闭上眼睛》非常精准地把握了这类电影的矛盾心理，一方面它们表达了对电影的诚挚爱恋，另一方面，它们也不得不无可奈何地承认，电影这门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在新的媒介形态冲击下已陷入某种变革之困顿。“电影之死”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高悬头顶，前有流媒体平台给出靡非斯特的契约，将电影剥离出影院，后有通用人工智能“侵入”电影行业，美国编剧揭竿而起似乎也难挡大势……一系列媒介变革中，20世纪历史所塑造的、与影院密切绑定的电影形态已然显出颓势。在这个意义上，给电影的情书也就成了遗书。

马库斯·加布里埃尔，《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日文译者：土方奈美，早川书房新书，2024，总页数：304页。

德国思想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凭借其《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新存在主义》等，著作已经成为当今现象级的哲学明星，而日本社会对这位思想家的关注度似乎尤其高——以面向一般大众的书籍形式（所谓“新书”）为例，以加布里埃尔访谈或对话为主题的著作已经不下五种，而他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学术著作也已大多被译为日文。或许是由于这种高关注度，加布里埃尔选择将自己最近的著作《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首先以日译本的形式在日本出版。在这本同样是面向大众的小册子中，加布里埃尔有意将自己的立场与另一位明星思想家斋藤幸平的立场针锋相对起来，不仅旗帜鲜明地拒绝“人类世”的说法，也拒绝斋藤在其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中提出的“反增长”口号。加布里埃尔认为，当下并不存在实际可行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设想什么替代性方案，需要的是——如本书标题所明示的——一种将伦理诉求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相结合的“伦理资本主义”。

毫无疑问，恐怕在任何一位受过基础教育的读者眼中，“伦理资本主义”一词似乎都是一个矛盾措辞：众所周知，不仅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造成的各种剥削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与任何伦理主张都背道而驰，而且从原则上说，“资本”只会不断地自我扩张而不会受制于任何外部的

洪子健（James T. Hong）在香港Empty Gallery的最新个展“道歉及其他忏悔”（Apologies and Other Regrets）呈现了一件创作跨度长达12年，影像时长超过7个小时的三通道录像《道歉》（Apologies , 2012—），及一组名为“石中剑”（Stabbed In The Back, 2023-24）的雕塑。在全黑的展览空间中，取意于英国亚瑟王传说的该系列雕塑将二战时期的日本军刀插在仿制岩石中，暗示施暴者的转换与暴行的交错。空间最深处则播放着洪氏收集的161段道歉视频，这些原始的影像素材几乎没有经过任何剪切、加工或重新编排，如实展现出现代政治进程的一条历史时间线。“这是一个可怕的，可怕的错误”，不断播放的政治悔过记录让整个展场看起来既像一个秩序井然的历史档案空间，又如一个即将滑向失控的政治表演现场。展览将持续到8月17日。

2012年的时候，我在中国大陆的农村进行有关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作品调研。当时的村里人时常向我提起他们对日本（人）的痛恨，因为日本政府不曾为20世纪上半叶在中国犯下的战争罪行道歉。我试图跟村民们解释，日本政府曾经公开道过歉，但是他们并不相信。那时起，我发现“国家道歉”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道歉使用的字眼、道歉的形式、道歉的人，以及接收道歉的人，这些因素都决定着道歉是否有效，甚至是否存在。后来我开始去找这些有关日本公开道歉的视频，在找的过程中，又发现了更多国家的政治道歉。由于我平时看的新闻大多是英文，所以最早的一批素材集中在西方国家的道歉，像是第一段素材就是前西德总理威利·布兰特（Willy

一位藏家张开双手，手中放着一把红宝石色的药丸。“我已经不再是一个艺术收藏家了，我现在是一个瘾君子”，他开玩笑说，然后一口吞下所有的药丸。现在是第54届巴塞尔艺术展开幕后的周二晚上，我们正坐在中世纪的赤足广场（Barfüsserplatz）旁的一栋阿尔卑斯风格小屋的二楼。“等你老了，你就需要这些东西了，仅仅是为了吃饭”，他抱怨道。他开始向我讲述他人生购买的第一批艺术品：那是在拍卖会上买下的曼·雷和胡安·米罗的版画。

“是什么时候的事？”我问。

“大约1970年”。

这个行业正在老龄化。随着20世纪3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画廊主和收藏家的退休、退出或离世，这个长期由个人主导的行业的未来出现了问题。许多艺术品经销商（其中一部分是通过继承上一代的遗产起家的）已经制定了接班人计划。还有一些人没有任何想法，因为数十年来通过电话、早餐会、参观工作室、深夜小酌以及像这样的博览会所建立起来纽带是无法取代的。“人际关系就是这整个行业的基础，”Trautwein Herleth画廊的Bärbel Trautwein在她离开巴塞尔之前对我说。“而且人际关系很难从一个人传给另一个人。代际更替正在发生。有时候，当画廊主去世或决定停止经营时，整个画廊也就彻底关闭了。”

2016年，柏林Barbara Weiss画廊备受尊敬的创始人离世后，Trautweinh和Daniel

童年从未离开过我们。对于很多艺术家来说，童年是诱发他们走上艺术创作之路并持续至今的最初动机。在新书《梦宝宝——艺术家与他们的童年记忆》（Dream on Baby – Artists and their Childhood Memories）（Hatje Cantz出版社，2024）中，格辛·博尔切特（Gesine Borcherdt）采访了三十三位艺术家——包括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c），林达·本格利斯（Lynda Benglis），马塞尔·达马（Marcel Dzama），杰夫·昆斯（Jeff Koons），瓦吉纳尔·戴维斯（Vaginal Davis）和乔丹·沃弗森（Jordan Wolfson）——听他们讲述了各自的幼年经历对如今作为艺术家的生涯产生了何种影响。在节选自该书的下文中，黄炳将他荒诞主义动画录像的源头定位到了他在香港长大的童年经历里。

我出生在一个香港的中产家庭。我爸爸之前是一名厨师，后来成了餐厅经理。他开了自己的公司，但亏得很惨，我们因此不得不从原来的大房子搬到公寓楼里。我妈妈是一名家庭主妇。我们家没有任何跟艺术或设计或音乐或电影相关的东西。我觉得这很正常——我父母是他们家族里第一代在香港长大的人。我曾祖父从红色大陆逃到香港，那时香港仍然很不发达。他们靠卖苏打水和可口可乐为生。我爸十二岁就开始进入餐饮业工作。他们都不得不拼命工作才能维持生计，根本没有机会发展自己的兴趣或爱好。所以，我是在一个不知艺术为何物的环境下长大的。但好在我父母跟其他亚洲父母不同，他们从不告诉我应该过哪种生活，只要我有钱给他们就行。这是中国大陆和香港的一种传统：每个月我们都会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交给父母。不管你是穷还是富，这都是一个必要的姿态。

张照堂被推崇为台湾战后第一代之中，首位从宣传、沙龙以及报导摄影风格中另辟蹊径的创作者。自1970年代以来，他便不遗余力投身纪录片工作，其开创性的创作不仅推动了当地视觉艺术和电影的发展，也在当时华人的影像生产和观念艺术的圈子中，形成了一股独到的声音。张照堂1943年生于板桥，父亲是医生。青年时期见证了台湾去殖民，经济复苏与身份建构的阶段。经过日本的半世纪殖民统治，国共内战后，大陆移民涌入台湾，张照堂等艺术家在戒严的体制中探索新的表达方式。当现代主义的画家们纷纷借道抽象，摆脱保守的水墨画及日本风的油画之框限，张照堂和他的同侪——包括庄灵、黄华成和陈耀圻——将日常生活视为更激进和真实的创作泉源。在1960年代，他们通过行为表演、移动的展览、出版杂志和实验性摄影及电影，引入了新的美学范式，同时养成了根据台湾特定的状态和感性而成的文化意识。

影响张照堂的，不仅有外省诗人们糅合超现实主义和存在主义以表达对战乱与压迫引发的心理创伤的创作，还有战后西方和日本的电影、文学、戏剧以及艺术。在这些启发下，张照堂构建了一套观念方法来表达及抒发愤怒、不确定以及断裂的情绪状态。对他而言，要变得“现代”，意味着通过图像锻造新的叙事方法论。张照堂在艺术上的早熟，智识上的叛逆，让他在台北就读台湾大学土木工程本科期间就已有了突破。1962年至1965年间，他在都市工业带边陲，远离监管的荒地，拍摄了一系列自己和朋友的黑白摄影。这批早期作品以明显带有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变形身体著称，反映了一代人空虚、顿挫的真实感受。而身体与自然之间的张力，也进一步提供了思索的空间。在《板桥1962》这张标志性的自拍肖像照中，远处的风景衬着一个无头的人形剪影，传达出漂泊与反抗之感。通过摆弄相机角度以及自然光的位置，张照堂将摄影变成了社会批评和视觉实验的艺术媒介，由此一跃成为台湾现代主义的核心人物。

由宋涛和季炜煜组成的艺术家组合“鸟头”近期在北戴河阿那亚的UCCA沙丘美术馆展出了他们自2021年开启的持续性项目“云云”。最初，鸟头邀请不同领域的网络红人参与，为他们拍摄肖像，并将艺术家选择的肖像与云并置的照片寄给每位拍摄对象，让他/她在照片上留下痕迹，形成“云的起源”系列摄影。在此次展览“鸟头：云云”中，两位艺术家试图通过摄影、影像、装置等媒介，呈现社交媒体的质感与算法驱动的机制。展览将持续至6月30日。

“云云”是一个充满未知的项目，启动的时候我们对它没有设定具体的创作预期，在推进的过程中也没办法预估它最终会发展成什么。整个项目是一点一点形成而非按照既定的创作或展览计划执行的。从简单的拍摄肖像的想法，到添加“云”的形象与概念，再到决定让网络红人参与摄影作品的涂鸦、留下痕迹，大家处于持续的创作状态之中。摄影，尤其是人像的拍摄，是一种特殊的、超越语言的交流方式。自媒体人展现的是相对虚拟、经过包装的身份，但他们其实也是普通人。我们从一开始就排除了有经纪公司的网红。原因在于，经纪公司代表一种成熟的商业模式，找经纪公司谈合作要顾虑权益和风险的问题；艺术家与KOL直接谈，双方作为当事人只要觉得项目有意思，就可以让事情发生。我们通过拍摄相识，最终获得了更加真实的印象与质地。艺术家和自媒体创作者共同思考的议题恰好是现实与网络身份之间的串联、冲突、平衡和取舍。

当确定要在

今年的画廊周北京令人联想到四月初由其作为协办机构参与的群展“共贯与多元：当代绘画艺术新样态”（展览于4月6日到16日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里的一件作品——陈飞的《太平图》。来自中国各地的主食，比如馒头、馍馍、粽子被满满地铺在桌上。这些日常主食本能地勾起了我的食欲，贴着金箔的背景很容易让人产生膜拜之情，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在画廊周正式开幕前一周，不少展览纷纷开幕，期待值随之被拉满，北京似乎还是那个劲儿劲儿的北京。CLC画廊合伙人周翊说，我们会拿出这一年最有实验性的项目给画廊周档期。

今年的画廊周步入第八个年头，无论参加画廊周与否，在地机构都默契地在这期间行使自组织的权利，不管是艺博会（JINGART艺览北京和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同在23号开幕）、顺义的北京保税艺术区、位于城市另一头的中间美术馆，还是像替代性空间“外交公寓12号”，都有意在这一刻聚集开幕或举办活动。VIP日三天的晚间派对，比如由MACA美凯龙艺术中心与Art-Ba-Ba及拜拜迪斯科厂牌合办的Voguing派对，以及Tabula Rasa画廊的桑巴音乐派对，都是向国际同行学习借鉴的成果，画廊周比以往都更像一个国际性艺术事件。随着它的正式开幕，参展国际艺术家、国内其他地区活跃的策展人和藏家、国际媒体、国际PR、国际策展人纷纷应邀抵京。所有平台都在为这个共同的“事件”添砖加瓦，即便是暂时的能量磁场，也不可不谓是热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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