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上旬的一个夜晚，我们抵达科索沃南部的普里兹伦。老桥旁，浅浅的河面上搭着木制平台，一场露天电影正在放映。风吹动银幕，影像也随之起伏。我们还没兑换观影券，便和路过的本地人一起坐到河床上，看完了放映。

这是科索沃国际纪录片与短片电影节DokuFest的"再连接"（Re:Connect）单元，由瑞士资金支持，让瑞士与科索沃的年轻人在普里兹伦驻留两周，探讨身份与归属。这些创作者几乎都是出生于瑞士的科索沃侨民二代；在他们的镜头中，科索沃是一幅由父母的讲述、家庭录像与暑期探亲记忆拼接而成的蒙太奇。

而我的科索沃之旅，也恰似一场从德国出发的"探亲"暑假。来到普里兹伦前，我们先在北部的米特罗维察（Mitrovica）待了五天。那里是我们在德国的朋友F的家乡，她家有七姐弟、几十个表亲，其中几家的花园彼此相连，几乎每次走进客厅，都能刷新出新的亲戚。银幕上的画面与我前几天的经历一次又一次重叠：

《玩具枪》（Baby Gun）记录了圣乔治日上拿着玩具枪追逐的孩童，而就在前一天，我也恰好在街角抓拍过相似的一幕。许多影片的故事都落在母亲、姑妈或祖母等女性长辈身上。《钩织记忆》（Crocheting Memories）讲述钩针工艺如何承载家庭情感与视觉记忆，令我想起F姑妈一尘不染的房子——那里连饮水机都盖着专门的白色钩针盖布。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家庭录像，也让我想起F的父亲讲过的往事：他和在瑞士的哥哥曾各有一台录影机，每周互相寄送记录各自生活的影像，像是古早的Vlog，让缺席的亲人继续参与彼此的生活。

蒋志在南京北丘当代美术馆的个展“情书”让我想到柏拉图的洞穴寓言。在柏拉图的寓言里，一生从未走出过洞穴的囚徒，认为墙壁上的影子便是现实。而只有当他们走出洞穴、看见阳光后，灵魂才触碰到理念和真实。走进位于半山腰防空洞里的北丘当代美术馆看展，则像一个反转的过程。在蒋志的摄影与录像组成的光影世界里，我们得以窥见一种深层的心理现实：那些在时间和记忆中，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可贵连接，以及其中如火焰或阳光般的情感力量。展览将持续到10月18日。

 一件作品能成为一件什么样的作品，是观者因时因地在自己的主观中形成的，它是个人性的、此刻性的。北丘当代美术馆的空间像一个不规则的洞穴，有一大一小两个天窗。这种明暗分布的环境可以用来承载展览的概念核心：“情感”的复杂、矛盾、可说和不可说、隐和现等。这次展出的作品大部分与光有关，其中还包括一些针对二元观念（比如喜与悲、生和死、新与旧）的作品，如同有明就有暗一样，我们无法执着于一端。

“情书”系列被置于天窗下的空间，一天中变化的太阳光，正好可以依次照在三面墙上燃烧的花的照片上。正午时，一天中最明亮的阳光会投射在区域正中的地面，漫射的光把这片区域映照得很明亮。作品画面是花火交织某一瞬间的定格，而此时流转而来、暂驻在照片中一朵花的面容之上的阳光，让人有“此时正在活着”的感受，意识到每个瞬间无限珍贵。可以说，时间是一道永远在移动的明暗边界，我们就站在那道边界上。

草间弥生亲自来匹兹堡机场接我，这让我既惊讶又高兴。接机的人很多：草间、她的两个助手、“床垫工厂”美术馆（Mattress Factory）策展人负责开车，还有一位翻译。我一下飞机，他们就站在登机口。人群中你绝对不会认错草间弥生。她身材娇小、年迈，穿着一件红色刺绣真丝夹克、宽松的裤子和运动鞋，一头乌黑的长发自由地披散在背上。在随行人员的簇拥中，她就像一件被防护棉包裹着的精美玻璃饰品。草间昔日美貌最动人的余韵，都凝聚在她的眼睛里——深邃、漆黑、清澈，比她脸上的其他部分显得年轻。她拖着步子走上前，以一种令人心惊的专注盯着我，仿佛能在我礼貌的微笑中看到某种幻象。在一番日式的握手与鞠躬之后，我说很高兴见到她，我仰慕她已经很久了。她慢慢地点了点头。“是这样吗？”她用英语问道，似乎觉得这种崇敬令人愉悦，但又有点难以置信。我们穿过匹兹堡机场。尽管草间并未身着奇装异服，周遭也有许多其他的亚洲女性，我们的交谈也尽是些客套寒暄，但她看起来依然像是从某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被剪下来，然后拼贴到我们这幅画面中一样。她站立的地方，色彩似乎更加浓烈，仿佛那个角落有更多真实的质感，虽然她身材矮小，但似乎掌控着她周围的空气。这种气场通常让人联想到轻躁狂患者，或是超级巨星；而在草间弥生身上，两者兼而有之。

在进城的车上，她谈起了近况，并提到了过去的一些作品。我就她提到的作品说了说看法，其中大部分我都知道；接着她提到了一

扬·图姆利尔（Jan Tumlir）与杰弗里·斯图克（Jeffrey Stuker）多年来合作过多个不同项目。他们曾举办一系列以“拟态”（mimicry）为主题的公开研讨会，地点遍布洛杉矶各地，包括Public School空间（2019年）、Gattopardo画廊（2022年）、Fulcrum Press（2023年）和Ehrlich Steinberg画廊（2024年）。围绕这一主题的许多思考后来收录在由他们共同主编的伦敦期刊《Effects》第三期中。这期刊物包括他们共写的文章《拟态ABC》（ABC of Mimicry），一份由三个字母词条组成的术语表，其中开篇就包括讨论“算法”一词的历史、隐喻和词源的条目。下文将在此基础上，对其中的核心问题进一步展开。未来几个月内，还将有另外三个词条在此陆续发布。

算法1: 论古代奥义

1.1 我们知道，算法（algorithm）与代数（algebra）相关。词典中将后者定义为“形式数学；方程分析；借助简洁且高度系统化的符号对数量关系进行推导的艺术”。早在古埃及时期，人们就已经开始使用各种形式的代数方程，但直到很久以后，方程才被整理成一套形式系统。波斯数学家花拉子密（Muḥammad ibn Mūsā al-Khwārizmī）通常被认为是确立代数这一学科的关键人物，他的《代数学》于公元830年问世。“代数”一词正是来自书名中的al-jabr，由此衍生，又出现了“算法”一词。然而，当后者被缩写algol（Algorithmic

“镜中栖居”取自王晓曲阅读的艾米莉·狄金森（Emily Dickinson, 1830-1886）的诗歌《我栖居于可能性中》（I Dwell in Possibility）。这位生前籍籍无名的诗人真挚地写下诗歌带给她的自在。王晓曲近年的创作转向，既是对外部环境的回应，也是她主动重新锚定自身与绘画关系的过程。周遭的变动、经验的沉淀与欧洲的观画经历，使她逐渐从围绕符号展开的观念游戏中抽身，转而确认另一种自由——在普通事物里工作的可能性。

过去，我有很多作品是关于公共经验的：关于我们所身处的时代、文化土壤，甚至其中浅薄的一面。比如我的绘画中出现的传统图像，像迎客松、马，是从符号层面去回应集体经验和权力结构遗留下来的审美问题。我在宏大叙事的限制中寻找惊奇的、精确的、游刃有余的点子，试图将它们撕开一个口子，并使用当代艺术中的常见做法：将一个点无限放大。这种做法需要许多灵感和铺垫。我不惜处理自己也反感的主题，在反直觉的创作方法中投入了很多时间。但我逐渐意识到，基于智性的创作有很大的局限性。我选择的话题对我而言具有统治性，我在限制中玩着观看权的游戏，但公共话题的短时效性始终让我感觉是在为过去创作。

近几年，我的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我对艺术的疗愈性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我想要寻找自身与绘画之间更直接的关系，主动调整了创作方向。我希望更多地探索周遭或者更远的事务，回到一个自我关注的角度。但这不是出于强烈的自我表达欲，而是因为我能在这种创作中获得休息。这种变化其实在2022年在哥本哈根的个展里已经出现。

古巴艺术家兼活动家路易斯·曼努埃尔·奥特罗·阿尔坎塔拉（Luis Manuel Otero Alcántara）在哈瓦那以西50英里的最高戒备级别监狱瓜纳海（Guanajay）监禁五年之后，于近日获释出狱，并被流放至美国。奥特罗·阿尔坎塔拉因其社会参与性的行为艺术、联合创立“圣伊西德罗运动”（San Isidro Movement）以及对社交媒体的创造性使用而广受关注，也因此遭受古巴政府长达数年的迫害。2021年7月11日，他在一场公共抗议活动中被捕，最终的罪名是他在2019年的一场行为艺术表演（当时他将古巴国旗披在身上）涉嫌藐视公职人员和亵渎国家象征。奥特罗·阿尔坎塔拉于2026年7月18日抵达迈阿密，此后不久，他与古巴艺术家兼作家可可·富斯科（Coco Fusco）进行了一次对谈，分享了他的狱中经历以及如何适应在美国的新生活。

可可·富斯科（CF）：现在你终于离开了瓜纳海监狱来到美国，感觉怎么样？

路易斯·曼努埃尔·奥特罗·阿尔坎塔拉（LMOA）：我还在适应当中；一切还算顺利。但在心理上，我还没有完全从冲击里回过神来。我刚结束了五年的牢狱生活，之前的世界全是灰色的，一切都是军事化风格。我正在重新学习如何根据自己的时间感来生活，也必须重新认识什么是时尚，什么是美。有太多的信息正涌入我的大脑。

在更具政治意味的层面上，我走出了一种监禁，却进入了另一种形式的禁锢与暴力，因为现

每次去威尼斯双年展，我总不倦于对照地图“打卡”散落在城市各角落的国家馆。这些国家大半我没有去过，也不了解那里的当代艺术。然而有时耗费许久抵达，却发现某个非洲或拉丁美洲国家馆“外包”给了一位爱好异域艺术的意大利策展人，或闻所未闻的中国主办方。不过，我也得以在这些年里慢慢熟悉了这座潟湖之城的空间和街道。一届又一届走下来，跨越一座座拱桥、穿过蜿蜒的窄道，一个趋势很明显：这里的街区要么拥挤不堪，要么空无一人，这说明本地社区已被旅游业掏空。

数据显示，2023年，威尼斯的旅馆和民宿床位数已超过本地登记居民人数。这座历史悠久、堪称露天博物馆的水城，正式成为一座属于游客的城市。

但威尼斯双年展，既不属于威尼斯本地人，也并非为游客举办，它甚至不从属于任何国家政府，也不倾向任何党派阵营。作为国际顶尖的文化事件，它代表的是自由、自治和中立的艺术。

至少，本届双年展基金会主席皮耶特朗杰罗·布塔佛科（Pietrangelo Buttafuoco）是这样想的。这位让人捉摸不透的意大利右翼知识分子自称信奉“法之文明”胜于“伦理章程”，认为双年展只是平台，应当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因此，他同意、甚至确保了以色列和俄罗斯的国家馆展览重新回到双年展舞台。这个决定在今年开幕期间引发了多场抗议、工作人员罢工、无数谴责声音，也部分导致了金狮奖评审团的集体辞职。布塔佛科在开幕式仍继续强调：艺术不该卷入立场之争，甚至表示：“艺术不是法庭，而是和平的花园。“[1]

由艺术家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和他的女儿玛拉·麦卡锡（Mara McCarthy）于2007年在洛杉矶创立的THE BOX画廊，最近宣布即将关闭。在过去19年里，这家画廊大力支持那些活跃在视觉艺术、表演和音乐交叉领域的重要艺术家，以及许多被画廊和大机构忽视的艺术家群体。作家兼《Artforum》长期撰稿人莎拉·莱勒-格雷韦尔（Sarah Lehrer-Graiwer）最近与这对父女进行了一次对谈，讨论了画廊的历史、其与代理艺术家之间独特且具有前瞻性的关系，以及最终促使他们决定在今年结束该项目的现实状况。

莎拉·莱勒-格雷韦尔： 你最近宣布The Box在运营了19年后即将关闭。这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因为你的画廊在洛杉矶的艺术家社群中一直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许多人来说意义重大，就像一盏指路明灯。我们可以先聊聊最初开设画廊的想法是如何产生的，以及 2007 年The Box是如何变成现实的吗？

保罗·麦卡锡（Paul McCarthy）： 有段时间，（艺术家）杰森·罗德斯（Jason Rhoades）和我打算开一家画廊。画廊名字原本是“泰坦尼克号”，因为它注定会沉没。我们当时觉得它很快就会倒闭，而且我们想找赫尔穆特·牛顿（Helmut Newton）来做首展。杰森和我认为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经营画廊很重要；我们自己不想亲自打理。然后，杰森去世了。我当时去了唐人街的艺术山学院（Mountain

“热带叙事”是曾庆（Kent Chan）持续编纂的肉身归属和身份认同。缜密的影像结构、勤奋的文本想象与透着湿热的语言趣味一以贯之，电子乐又如季风般搅动其间气象。他的作品彼此互文，建构出一个相互关联的“热带”宇宙。“热带”似乎从一种创作策略，逐渐成为一种态度或宣言，又弥散成一种情绪和诗。

展览开幕前夕，他终于在景德镇完成了首次材料实验的陶瓷作品《神偶之怠》(Idols Idle)。这些气象神祇被圈养在老式电脑机箱中，CPU外壳孜孜不倦地闪着RGB灯光。如套娃一般，他的热带野心延展至整个展厅的气候改造，观众置身于采光剔透的展览方盒之中，迷失在北方盛夏的热带幻觉里。

展览“热带来了”将在无空间 WU SPACE展出至7月26日。展期尾声，沈阳遭遇历史罕见的台风外围影响，持续强降雨和严重城市内涝形成了一次不太乐观的“热带”降临。愿沈阳人民一切安好。

我是一种热带生物——如果更精确一点，是赤道生物。“热带想象”(Tropical Imaginary) 贯穿我的艺术实践。我来自新加坡，一个小型移民国家，其本身能够提供的创作语境相对有限；但作为一个赤道上的岛屿，它属于热带的一部分。当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来自一个更广阔的共同体，我获得了某种安慰。

热带，作为一个更广泛的共享语境，也提供了一种身份认同的方式，并有助于消解殖民遗产以及由其延续至今的冲突所造成的分裂——殖民统治曾沿着过去的帝国边界来划分热带，例如法属印度支那、英属马来亚等。

乌兹别克斯坦视觉艺术家、电影导演索达特·伊斯梅洛娃（Saodat Ismailova）将帝国历史的记忆编织进生态叙事之中，这些故事往往在人类历史的时间尺度之外展开。2017年，在为影片《萦绕之地》（The Haunted，目前正在华盛顿特区亚洲艺术博物馆举办的个展中展出，展期至2026年11月29日）研究中亚地区已灭绝的图兰虎时，伊斯梅洛娃偶然读到关于一片名为阿尔斯兰博布（Arslanbob意为“虎之门”）的原始森林的记载。她后来多次造访这片位于吉尔吉斯斯坦的广袤核桃林，并与当地村民建立了深厚的联结。这段经历催生了四部影片，而她至今仍不断回到这些作品，重新剪辑、修改，或以新的方式呈现。在法国阿尔勒Luma举办的展览中（展期至2027年1月10日），伊斯梅洛娃重新剪辑了《Amanat》，这部令人着迷的影片由纽约瑞士学院（Swiss Institute，该片今年初在该机构首映）、Luma基金会和伯尔尼美术馆（Kunsthalle Bern）共同委约制作。以下访谈中，她分享了自己对剪辑、蒙太奇、口述历史以及那片持续启发她创作的神秘森林的思考。 

对我而言，蒙太奇是电影最重要的发明。剪辑是我最享受的创作过程，因为我能以无数种方式处理时间。我曾在瑞士学院展出过《Amanat》的未完成版本，后来我又为阿尔勒LUMA的展览继续剪辑。每一次回到素材，总有更多的东西等待被发现。

北京，难得的夏夜，

不那么热，开着窗子，

让穿堂风经过房间，点一盏暖光灯，

荧光钟正跳向午夜，

就很舒服。

在这样的夜晚，时间变得模糊，

我一再想起，前天在杭州的讲座上，回忆起的那个画面。

那是2002年的9月，

我坐了一夜的绿皮火车，到达北京站，再转公交，来到位于学院路的矿业大学报到。

分完寝室，放好行李，辅导员就吆喝大家到楼下集合，列队，准备发放军训需要的服装。

第一次见到同班同学，既兴奋又紧张。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按学号依次站成一排，立刻发现，全班一共30人，竟只有一位女同学。

女生姓郑，北京生源，站在排头，高高的个子，大大的眼睛，手里抱着刚发的被褥和军装，

站在一队男生里，格外地显眼。

我感到好奇，我们这和尚专业，没有女生愿意学是很自然的。

尤其北京本地的生源，有户口本优势，这样的分数，通常会选个对外经贸或财经大学的经管类，

那怎么竟会来到学院路上这所工的不能再工的矿业大学？

发完军装，列队解散，天已经擦黑。

9月初的北京还没有凉意，操场边的篮球场只亮着两盏夜灯，

借着灯光，我们这30个刚被分到一起、谁也不认识谁的人，

借着发军装的由头，硬着头皮开始介绍自己…

我记得那种局促，每人报上名字，籍贯，分数，像在交换一串身份口令。

轮到那个姓郑的女生，她说话比我想的随和，

没有北京姑娘常带的利落和优越，反而有点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