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钦，《“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总页数：244。

青年学者王钦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著作《“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收录了作者于2017年到2022年间发表的10篇文章，包括书评、影评及其他时评，讨论对象囊括了女仆咖啡、少女偶像、“世界系”动漫以及虚拟主播等，乍看之下，似乎与近年来国内逐渐增多的日本亚文化研究颇为接近。但正如作者在标题中为这些不同现象选择的两个关键词——“零度”与“关系性贫困”所示，这本文集不能被单纯归类为亚文化研究，而更多是关于人与人的交流与理解，进而关于公共性的作品。

王钦认为，在“人文关怀”的话语体系下，以往研究者面对“边缘性”社会群体或文化现象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示出“试图拯救”的姿态，导致其后的“研究”与“分析”反而不得不成为对这种预设立场的补足。对此，作者的解法是以一种“文学性”的方式介入。所谓“文学性”是指：

“这类分析不能单单停留于它们所描述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表意内容层面，也不能短路地从当代日本政治史或思想史话语中寻求对于这些现象的直接解答，而必须着重分析这些对象或现象的语法结构、意义生成方式和背后所预设的种种社会和思想前提。”（第9页）

这也指向了书名中的“零度”，即不带任何预设立场地进入种种被贴上“亚文化”和“边缘”标签的现象的发生现场，去寻找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寓言

《失序的注意力：我们今天如何观看艺术和表演》（Disordered Attention: How We Look at Art and Performance Today），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著，Verso出版社，2024年，总页数：311页。

在过去十余年间，克莱尔·毕晓普（Claire Bishop）先后在写作中归纳和界定了四种今天当代艺术中常见的创作形式：研究型装置、持续性表演、政治干涉行动，以及致敬现代主义的艺术。在由这些撰文集结而成的新书《失序的注意力：我们今天如何观看艺术和表演》中，毕晓普将上述艺术形式的产生与新技术影响下的观看模式关联了起来。按照她的叙述，在新的观看模式下，人们不再需要定睛凝视，而是可以让注意力分散游走于观看对象、周围环境以及虚拟现实之间，以一种碎片化的方式生成观看体验。相较于艺术家个案研究，毕晓普更感兴趣的是这些新的艺术形式如何与创作者和观众在今天的认知框架相契合，又如何集体改写了2000年后当代艺术的版图。在她看来，诸如互联网、手机拍照、社交媒体类等技术的兴起对我们生存状态的影响之巨，已经溢出了将当代艺术视作后冷战时代以来兴起，以新自由主义秩序扩张为参照线的经典历史叙述范围，有必要单独作为线索梳理。通过追溯四种艺术类型的历史前身及其演变过程，毕晓普展示了它们如何一度打破传统的权力格局，又如何一步步沦为创作的舒适区，而难以再对今天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提出新的问题。

国分功一郎，《从手段中解放》（『手段からの解放』），新潮社，2025，208页。

日本学者国分功一郎的近著《从手段中解放》颇为奇特。标题所提示的关键词“手段”直到论述的中途才出现，而且重要性低于另一个标题中未曾提示的关键词：“享受”。事实上，所谓“从手段中解放”，意思就是“专注于享受”。因此，这本书是一份有关“享受”的哲学考察。如果遵循如今日本图书市场上常见的起名方式，一个更时髦的标题可以是《享受的哲学》。国分没有如此命名这本书，多少体现了作为学者的严肃性。

根据国分在全书开头的交代，本书的问题意识承袭自他在《闲暇与无聊的伦理学》（2021）中提出的一组对立概念，即“浪费”和“消费”。借用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的理论，国分将这组概念区别如下：“浪费”的对象是物品，因而总是存在着某个限度，达到了这个限度就实现了满足；“消费”的对象是符号，因而会在消费社会中无止尽地被诱导到新的符号上。用国分的话说，“消费”所不具有、而“浪费”所具有的特征，就是对具体而个别的“物品”的享受。因而在国分看来，要想解决当代消费社会的根本难题——即个人欲望和行为被不断变化的符号操弄——最重要的是“学会享受物品”。

什么是享受？当我们享受某个物品或某个活动的时候，我们在干什么？国分认为，西方哲学家从来没有对“享受”这个在人类生活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行为做出过充分的思考。在他看来，日语中

宇野常宽，《庭院的思考》（『庭の話』），講談社，2024，368页。

最近，以分析日本当代ACG文化和社会现象著称的批评家宇野常宽，出版了一本标题颇为怪异的专著：《庭院的思考》。原文的标题为“庭の話”，可以译为“谈谈庭院”，但封面上的英译则是“Think as a Garden”（如庭院般思考）。当然，如宇野在书中反复提醒的那样，“庭院”在这里仅仅是一个隐喻，或一条思考的线索。因为本书真正关心和试图应对的问题，其实在于如今弥漫全世界的一个现象，即人们在互联网社交平台上的交流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困境。

宇野开宗明义地指出，随着近些年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社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一个跨越民族国家的叙事和治理疆界的全球性市场，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人们几乎都被分成了泾渭分明的两个阶层：一边是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通讯和移动手段、经济和技术条件成为“世界公民”的人，民族国家的共同体身份对他们来说仅仅是诸多个人属性标签中的一个（被称为Anywhere的人），而另一边则是因个人或社会的种种限制，不得不将自己的生活局限于、或受困于某个特定地域内的人（被称为Somewhere的人）。前者在当代资本主义的规则下从事着金融投机的游戏，后者则在由前者炮制出来的社交平台上热衷于相互承认的游戏。宇野指出，对于Somewhere的人们来说，这是他们“唯一能够获得接触世界的实感的装置”，以至于在社交平台上对于热点话题的议论和相互点赞成为目的本身，而发言的内容反倒成了手段。

亨泰尔·亚普（Hentyle Yapp），《少数中国：方法、物质主义与美学》（Minor China: Method, Materialisms, and the Aesthetic），杜克大学出版社，2021，总页数：287页。

在主流地缘政治与自由主义批判之外，是否还有重审中国当代艺术含义的可能方式？何谓“少数”的中国当代艺术与美学？美国跨学科研究者亨泰尔·亚普（Hentyle Yapp）所著《少数中国：方法、物质主义与美学》（Minor China: Method, Materialisms, and the Aesthetic）一书对中国当代艺术及其既有解读进行重新评判，尤其将所谓“少数”艺术的判定视为己任，尽管该著作的关注重点为中国当代艺术在西方展览、评论话语中的位置，它所面向的读者群体在一定程度上疏远了亚洲语境下的中国当代艺术业者。

亚普的成书背景对于大多数熟悉艺术行业且使用简体中文的读者而言并不陌生：西方世界对于非西方当代艺术的审视，往往不乏民族志式的认知——而就中国当代艺术而言，欧美机构与市场对中国政体特殊性的洞见或想象，时常会构成一类单一语境，为艺术的理解设限。因此，经由此种语境淘洗存留的作品多半以其政治反抗性闻名。从许多中国艺术家的视角来看，这点观察称得上是老生常谈；相应的，这点观察的出现往往止步于其对该类作品在内容上的驳斥，缺乏针对作品评述背景的结构性批评。亚普书作的贡献之一便在于他将评论矛头指向了作品评述背景，在书的开头便强调了这类反抗叙事所暗含的假设，即当今由西方文化阶层主导的国际艺术界对于自由主义的通行认知以及与之伴生的政治行动主义的理想化解读。换言之，在这一假设下，作为美学系统载体的艺术作品和主流地缘政治之间存在着“直接且线性”的索引关系（24）。那些在索引关系中不幸失焦的艺术家、作品和理解线索，将不免成为主流艺术叙事外的“少数”。

赫塔·米勒（Herta Müller），《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2023，李贻琼译，后浪｜贵州人民出版社，页数：208页。

“我小时候，村里人使用的语言，词语就住在它们表述的事物表面。所有名称与事物贴切契合，物体和它们的名字如出一辙……”（1） ，《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开篇首句，便预言了这不是一个轻巧的故事。读者倒吸一口凉气，提醒自己警惕：开端越是平滑完整，就越昭示着即将开绽的裂痕。

米勒的文字在裂缝最深处：“我的写作必须停留在内心创伤最深的地方，不然我根本不必写作。”（185）维特根斯坦将文字的轻逸（lightness）比作飞鸟，而阅读米勒的窒息感像是在海水中慢慢下沉。或许对于米勒来说，语言何须跃出生活世界重新发明形象，能够接近“真实”已非易事。《每一句话语都坐着别的眼睛》共收录9篇短文，大致循时间线索记述赫塔·米勒从罗马尼亚的童年时光到德国旅居的人生，可被视作这位诺贝尔文学奖作者的准自传。米勒出生在罗马尼亚的德裔聚居区，因二战中族人在彼时政府号召下的亲德行为，整个村庄在战后受到奇奥塞斯库政府的严密监视。这位日后需要习得“母语”的罗马尼亚裔作者，从未用罗语写作却渴望其温度，冷战期间在西德发表的短篇小说集被指控叛国。最终移居到德国，语言终于相通，却因书写极权统治下的生活，被人质疑沉溺过去、拒绝与本地产生关联。命运，总将流离失所者逼近一种进退维谷的状态：身份始终错置，语言总是丧失。

马库斯·加布里埃尔，《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日文译者：土方奈美，早川书房新书，2024，总页数：304页。

德国思想家马库斯·加布里埃尔（Markus Gabriel）凭借其《为什么世界不存在》、《新存在主义》等，著作已经成为当今现象级的哲学明星，而日本社会对这位思想家的关注度似乎尤其高——以面向一般大众的书籍形式（所谓“新书”）为例，以加布里埃尔访谈或对话为主题的著作已经不下五种，而他迄今为止所出版的学术著作也已大多被译为日文。或许是由于这种高关注度，加布里埃尔选择将自己最近的著作《伦理资本主义的时代》首先以日译本的形式在日本出版。在这本同样是面向大众的小册子中，加布里埃尔有意将自己的立场与另一位明星思想家斋藤幸平的立场针锋相对起来，不仅旗帜鲜明地拒绝“人类世”的说法，也拒绝斋藤在其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中提出的“反增长”口号。加布里埃尔认为，当下并不存在实际可行的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而且我们也不需要设想什么替代性方案，需要的是——如本书标题所明示的——一种将伦理诉求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相结合的“伦理资本主义”。

毫无疑问，恐怕在任何一位受过基础教育的读者眼中，“伦理资本主义”一词似乎都是一个矛盾措辞：众所周知，不仅资本主义在历史上造成的各种剥削和社会不平等，以及对于自然资源的破坏，与任何伦理主张都背道而驰，而且从原则上说，“资本”只会不断地自我扩张而不会受制于任何外部的

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寻常笔记》（Ordinary Notes），但特书店出版社（Daunt Books Publishing），2023，总页数：379页。

作动词：注意，助记，仔细观察；作名词：记忆，音符，表达情绪态度的声音……惯于从前言总览全书的读者，只能在克里斯蒂娜·夏普（Christina Sharpe）的《寻常笔记》[1]扉页看到“Note”的诸种含义。寥寥数语并置，开篇便对读者的预期进行了一次解构：打破为某事注疏的前设，把记忆与声音相连，引向一系列留意、观察、发声的过程。248篇以数字编号为序、大多缺失写作时间、随作者的脚步游走于各个地点的笔记，部分源于作者电脑里一份名为《为某事而作的笔记》（Notes Towards Something）的文件，最终在一年半的时间内集中写就成书。全书共计八个章节，由个人和家族记忆，因文学、艺术、电影、建筑空间触发的随想，对直接或间接参与的文化、政治与社会事件的回应编织而成。用夏普的话说，这些笔记收录的是“彻底地反黑人的声音；尝试去除反黑人逻辑，但以失败告终的记录；拒绝套用上述逻辑从而同时去人化、非人化或再人化黑人的笔记”（页3）。碎片式的笔记中暗含线索，或层层递进，或前后呼应，偶有推翻前设，像极了一种伴随式的思考状态。

­众多读罢让人获得新知的书中，《寻常笔记》是让人想要去感受的一本。

斋藤幸平，《人类世的“资本论”》，2020，中文译本于2023年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译者：王盈，页数：272页。

新锐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斋藤幸平出版于2020年的畅销书《人类世的“资本论”》（集英社）属于一本号召读者行动的著作。所谓“人类世”（Anthropocene，又称人新世），最早是由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于2000年提出的一个用于区分地质时代的用语，强调人类为地球的生态系统和地质所带来的深刻影响。斋藤在书中将“人类世”定义为“资本主义所生产出的人工制品——也即负担和矛盾——覆盖地球的时代”。面对“人类世”给生态环境造成的严重破坏，我们应该怎么做？这便是本书的问题意识。

在整本书的开头部分，斋藤援引了许多数据表明，无论是各国为应对已经发生的环境和气候问题采取或即将采取的节能减排措施，还是各类正在或已经投入使用的绿色新能源，都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越来越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环境危机。斋藤指出，这些绿色环保的意识形态只会让人们继续心安理得地维持目前的生活方式，而无助于解决环境问题；换言之，根本问题从来都是以“发展”、“生产”和“消费”为导向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由此带来的当代消费社会以及与之相配套的生活方式。因此，“应对环境危机、抑制经济增长的唯一方法，就是我们亲手中断资本主义，向着去增长型的后资本主义进行大转型”。斋藤通过对于晚期马克思笔记的解读表明，甚至所谓“生态社会主义”也并不是马克思最终采取的立场；晚年的马克思对于包括资本主义和可持续增长在内的进步史观进行了彻底的否定。

东浩纪，《可修正性的哲学》（『訂正可能性の哲学』），Genron出版社，2023，364页。

日本思想家东浩纪（Azuma Hiroki）在2017年出版了《观光客的哲学》后，于近日出版了一本题为《可修正性的哲学》的“续篇”。如果说《观光客的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在于通过“游客”这一范畴设想一种非敌非友的存在者，从而为思考政治性和共同体等问题提供启发，那么《可修正的哲学》的根本问题意识可以说是通过“可修正性”这一概念来设想共同体接纳“他者”、同时又保持共同体成员的主体性的方式。

在整本书的开头，东浩纪重新阐释了《观光客的哲学》中涉及的“家族”和“游客”的关联，或更准确地说，重新将“家族”从一种封闭的、实质性的、必然的关系，激进地阐释为一种开放的、非实质性的、偶然的关系。借助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的概念，东浩纪指出，“家族”恰恰应该被理解为一种松散而偶然的、总是可以被“回溯性修正”的关系：“由于游戏没有本质，说话者就不自觉地从一种游戏过渡到另一种游戏。这是语言游戏的核心主张，而维特根斯坦在这里为了给这种不可避免的过渡提供依据，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的说法。换言之，在这种用法中，家族的比喻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封闭，毋宁说意味着共同体无法封闭”。不过，东浩纪试图强调的不仅仅是“家族”的开放性和偶然性，更是任何共同体在这种偶然的、非实质性的关联中仍然可以维持自身而不至于解体的事实。换句话说，重要的并不是（例如）“共同体通过何种方式接纳了一个具有‘家族相似性’的他者”，而是下面这个看似有些吊诡的问题：即“家族相似性”这个概念同样是我们为了解释共同体何以在不断变化的情况下仍然维系着其同一性的事实时回溯性地确立的范畴。“一切规则、一切意义的一贯性，不过是依赖于由此产生的行为、由未来的他者的判断所回溯性地产生的东西”。东浩纪将这种回溯性的确认定义为“修正”，而共同体的持续不过就是这种回溯性的修正的连续。

《螺旋的内部：罗伯特·史密森的受难》（Inside the Spiral: The Passions of Robert Smithson），苏赞·伯特格（Suzaan Boettger）著，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2023年，总页数：440页。

真是难以置信，一本关于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的“传记”，竟然要在他去世15年后才问世。但毕竟，他的艺术包含了无限的多义性，关于他的文章多到了令人目眩的程度，他本人对于历史——集体的和个人的——这项甚难理清的事业亦怀有着极端的矛盾心理，这些都让他成为了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传记对象。一个准史密森传记作者，必须在迂回的的调研过程中前进，尽管那么多的嘲讽的箴言已如前兆一般地劝其离开：“自我是一个假想之物，很多人都将它想象为真实。”“历史是事件的摹本，由站不住脚的传记信息串联起来。”“消失的理论构成了许多被遗忘之书的地层。”苏赞·伯特格（Suzaan Boettger）的这本著作，恰如其分地构成了一部反面历史（counterhistory）。《螺旋的内部：罗伯特·史密森的受难》（Inside the Spiral: The Passions of Robert Smithson）的封面图并未采用詹弗兰科·戈尔戈尼（Gianfranco

星野太，《食客论》，讲谈社，2023，272页，目前尚无中译本。

“我不擅长与他人共同生活。”这是批评家星野太（Hoshino Futoshi）在其近著《食客论》开篇写下的第一句话。这句奇特的开场白明确地提示了这部著作的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正如作者在书中多次指出的那样，“共生”或“共存”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语词，不仅在政治和思想领域被视为一种理想或价值，也指向对于种种社会歧视、不公和不平等的消除，包含着对于所谓“求同存异”乃至“互惠互利”的追求；然而，这种将“共生”视为理想的做法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事实上我们无法单独生存。换言之，“共生与其说是高迈的理想，它首先是我们无法抵抗的现实”。作为社会性的存在，我们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他者——他人、动物、植物、微生物、无机物乃至病毒——共同生存。“如果要围绕共生来提问的话，那么必须提出的疑问句是：如何共生？”

如何共生——这既是一个规范性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描述性的问题。它涉及的首先不是一种有待实现的理想状态，而是无法摆脱的现状：既然我们无时无刻不处在与他者的共存状态之中，准确勾勒这种共同生存的方式具有本体论意义上的重要性。而正是在描述性的意义上，“如何共生”这个问题被星野翻译为“食客”的问题。

这里所谓“食客”，意思不是当今中文语境中泛指的吃东西的人，而更接近于古汉语中的“门客”，即寄宿或寄食在他人家中的人。作者认为，“食客”可以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