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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零面

川田喜久治,《地图》(初模版)(局部),2021(MACK,2021).

川田喜久治,《地图》(初模版). 伦敦及纽约:MACK和纽约公共图书馆,2021. 总页数:272页.

1958年七月初,二十五岁的日本摄影师川田喜久治(Kikuji Kawada)作为《周刊新潮》的工作人员造访广岛,为下月杂志的封面故事做准备。他在广岛的工作是拍摄另一位摄影师——土门拳(Ken Domon),后者的摄影书《广岛》于同年春天刚刚出版。土门拳的拍摄对象包括:1945年8月6日原子弹轰炸幸存者伤痕累累的身体,以及河畔原广岛产业展览馆只剩下骨架的穹顶结构。工作结束后,川田在原爆穹顶下的废墟里徘徊了很久,看到此处砖石和残墙上的斑斑点点构成了一个“能听出声音来的暴力的旋涡”。川田当时并没有拍下这些令人难以捉摸的痕迹,但两年之后,他带着一台4 x 5的照相机重新回到广岛,开始对“这个恐怖而未知之地”进行长时间曝光拍摄。

最终的成品——摄影书《地图》(Chizu)首版问世于1965年,堪称战后日本摄影的神作之一,不仅因为川田对摄影书的形式与边界处理独到,还因为他以自己的方式回应了当时困扰着很多日本艺术家以及反核活动家的原子弹历史问题。书中图像颗粒粗大、对比度高,明显能看出威廉·克莱因(William Klein)和埃德·范·德·埃尔斯肯(Ed van der Elsken)对川田及其同代人的影响,也使其成为六十年代末《Provoke》摄影师们更极端的图像与风格的前驱。出版于第一枚原子弹爆炸二十周年的《地图》超越了土门拳在纪实摄影上的抱负(以及东松照明在长崎拍摄的更加平静、经典的系列图像),而进入到一个更为抽象和不透明的语域。初版共发行七百册的这本书——其中三分之一在1968、69年东大纷争中被焚毁——如同一段徐徐展开的谜题。包在书外面的是一张黑色纸质的书衣,拆开后会发现其中包含两个文本元素:一个是由大江健三郎(Kenzaburō Ōe)执笔的诗歌格式的前言,一个是一系列与原子弹灾难本身以及盟军占领日本后造成的文化影响息息相关的词语和短语阵,例如:艾诺拉·盖,瘢痕疙瘩,能量,机器,爆米花,七喜,秘密。

川田喜久治,《地图》(初模版)(局部),2021(MACK,2021).

这次新版《地图》还原了另外的东西:川田和平面设计师杉浦康平(Kōhei Sugiura)设计这本书时的最初构想,即把书做成上下两册,放在同一个封套里。另外,这次新版还做了第三册内容,其中收录若干文章,艺术家的一篇专访,以及不同排版的缩略图对比。此处,我们通过策展人Joshua Chuang获知,分成两册的原始初模于2001年被纽约公共图书馆购得。从不同版本的对比中我们可以学到什么?1965年的版本把川田在穹顶内部拍摄的照片和他后来十多年对战时遗物及相关物品的记录交替混排在一起。而新版里的照片组成了一条连续的图像带,每个系列都是一个全出血的跨页。从中可以看到一些废弃的军事设施的照片——一段弯曲的混凝土隧道,尽头开口处是耀眼的白光;阴森森的堡垒或炮台——令人想到同一时期,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曾经拍摄过纳粹建造的大西洋铁壁(Atlantic Wall),并在其1975年的著作《地堡考古学》(Bunker Archaeology)里发表了这些照片:“混凝土的祭坛,面向海平面的空白。”川田拍摄的对象通常没有这么庞大。神风敢死队飞行员的照片和纪念品。可口可乐瓶子,揉皱的Lucky Strike香烟盒,一堆在暗房里被处理得难以辨认的瓶盖,乍看我还以为是一堆假牙。这册书中更偏于抽象的一端:霓虹灯招牌和广告的蒙太奇,纯黑的底子上白亮的轮廓——就像把克莱因1958年的电影《光中百老汇》(Broadway by Light)改编了一个噩梦版。

在1965年的版本里,川田拍摄原爆穹顶斑驳墙体的大尺幅照片如同衬页一般,框定住那些更加容易辨认的图像,并时不时打断它们如同散文般的节奏,拐入某种抽象的无意识或原子时代的崇高。在分成两册的初模版本里,我们看的是则是云连着云,影连着影,某种嚎叫的静态,基本拒绝感知或形象的生成。但眼睛仍会执着地寻找摹仿的对象或隐藏的寓意,并捡拾最明显的线索。当然,书的题目就是其一;墙体上的孔洞、变形和色调的变化看上去如同一幅被炸毁的精神世界的地形图。它们让人想到腐坏的肉体,或原子弹爆炸中心迸发的巨大能量。图片与图片之间穿插着一些空白页,进一步提示着爆炸发生时令人视觉失灵的那一瞬间——抑或是供人反思的空白停顿?如果是的话,此处的节奏就完全不同于1965年正式出版的书及其后来的版本。川田希望读者可以保留对每个版本的记忆,并自由穿梭于其间,但我们似乎有理由可以说,某些东西被丢掉了:对战时历史、当代商品与难以言表的恐怖之间那种难缠关系的感知消失了。

川田喜久治,《地图》(初模版)(局部),2021(MACK,2021).

川田称《地图》是“一个朝向未来的物件”。在他这个项目之前的拍摄广岛和长崎的照片仍然属于纪实摄影的人文主义(在川田看来也是感伤主义)传统,与MoMA当年的“人类大家庭”(Family of Man)展览中的普遍主义冲动如出一辙,后者于1956和1957年间也曾巡展到日本。东松的长崎照片里有一张上是一只停在上午11:02的手表,11:02正是原子弹引爆的那一刻;土门拳的书里收录有若干广岛失明儿童的照片——川田的很多摄影作品和这些图像一样,都是对1945年八月及其遗产的再现。但他在原爆穹顶里拍摄的这批照片暗示着另一种历史清算的领域。在此次新版跟Joshua Chuang和Miyuki Hinton的采访里,今年已经八十八岁的川田说道:“现在回想起来,当我一个人身处那个幽暗的空间时……那是我的星时刻。我发现自己正在发光,如同一颗夜空中闪亮的星。”我理解他的意思是那是他职业生涯里不可替代的重要时刻,但听上去同样像是一段对于某种非人的庞大能量的记忆,它来自过去,对现在产生着持续的影响。

译/ 卞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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