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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元准，《国际友谊：来自非洲的礼物》，Kehrer出版社，2021，192页。
2010年10月13日，塞内加尔总统阿卜杜拉耶·韦德（Abdoulaye Wade）站在科林·马梅勒斯（Collines des Mamelles）——俯瞰大西洋的双子山丘，也是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期间佛得角半岛转口到美洲的重要出发点——欢迎163名海地人，他们是在一月份的大地震后前来接受免费教育的大学生。总统是海地议题慷慨激昂的演说家和倡导者。地震发生几天后，他提出了一项大规模计划，将成千上万的难民归化并重新安置，甚至提出了在“他们祖先的土地”为海地人建立一个新国家的想法——韦德明确地将此举与以色列建国相提并论。
六个月前，一尊161英尺高、价值2700万美元的雕像在同一地点揭幕，雕像描绘的是面朝天空一家三口：母亲、父亲和孩子，其角度仿佛是行走在通往天堂的阶梯上。根据总统的说法，这个黑色家庭代表着“一个从地球深处浮现的非洲，从蒙昧走向光明。”韦德总统站在这座名为非洲文艺复兴纪念碑（African Renaissance Monument）的巨石脚下，宣称“海地年轻人回到他们祖先的土地上，这是非洲的伟大胜利，也是黑人的胜利。” “永恒的非洲万岁，泛非主义万岁”（Vive l'Afrique éternelle, vive le panafricanisme），他说。这座雕像直接引用了重生的隐喻，这是由塞内加尔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切赫·安塔·迪奥普（Cheikh Anta Diop）在1940年代推广的概念，其中艺术、政治和文化意识将被调动起来，为提升非洲大陆服务。但韦德总统关于泛非主义和侨民团结的陈词滥调掩盖了这场复兴的政治想象及其马梅勒斯宏伟幻象背后令人担忧的历史。
我们在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2019年的著作《超越美学》（Beyond Aesthetics）中了解到这座纪念碑是由位于平壤的“万寿台艺术工作室”（Mansudae Art Studios）的国际分部“万寿台海外项目”（Mansudae Overseas Project）建造的。这本身并无争议。不过在回忆2018年参观已故世界著名雕塑家乌斯曼·索乌（Ousmane Sow）的工作室-画廊时，索因卡描述了他在发现一个描绘一个非常熟悉的家庭模型时的震惊：母亲、父亲和孩子。策展人告诉他，索乌最初受委托创作马梅勒斯雕塑，但拥有该纪念碑35%版权的韦德总统拒绝了索乌的版本，他更偏爱朝鲜的模型，因为它的普遍主义设计看起来具熟悉度，可以为其他后殖民国家接受和挪用。（作为回应，索乌批评了这个纪念碑项目，痛苦地将其描述为一位不得民心的总统迫切希望留下某种“确凿遗产”的“审美幼稚和平庸”的玩具木马。）
这个象征民族和谐（实则分裂）的雕塑是首尔跨学科艺术家崔元准（Che Onejoon）的新著作《国际友谊：来自非洲的礼物》（International Friendship: The Gifts from Africa）中出现的众多纪念碑之一，该书记录了万寿台在整个非洲大陆令人困惑的在场。崔元准着迷于对万寿台艺术工作室历史的研究，尽管（或许也恰恰因为）在韩国研究该组织充满了挑战——韩国政府仍然严格限制网络上有关朝鲜的信息。崔元准拒绝了陈腐的反共论述以及“第三世界”团结的浪漫结构，他巧妙而诚实地描述了推动朝鲜“送礼”的政治动机，以及非洲领导人的野心及其与政治历史神话纠葛中蕴含的暴力。
崔元准在塞内加尔、纳米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博茨瓦纳、加蓬和津巴布韦旅行时积累的大量照片记录了冷战时期南南关系的美学遗产，这种关系得益于共同的反西方资本主义立场。万寿台艺术工作室创办于1959年，是朝鲜开国领导人金日成设计的国内宣传机构，它可能也是世界上最大的艺术加工厂，拥有约4000名员工。该工作室由14个按媒介划分的创意团体组成，其中包括油画、木刻、陶瓷等，当然还有青铜雕塑。崔元准认为，该组织与非洲的关系是一种对“主体思想”（Jucheism）的务实输出，即根植于政治独立、军事自力和经济自主这三项原则的朝鲜国家意识形态。作为最高领导人和业余建筑理论家的金正日在1991年一篇关于主体思想建筑的论文中写道，该类型的建筑通过工人党建立的国家将“建筑与社会、建筑与人的关系”系统化。
第谷·范·德·霍格（Tycho van der Hoog）在其2019年出版的《权力的纪念碑》（Monuments of Power）一书中指出，由于“朝鲜战争期间平壤几乎完全被摧毁”，朝鲜在上世纪中叶的公共艺术和建筑学与苏联和中国的版本全然不同，这“意味着城市规划者可以随心所欲地发挥”。朝鲜从美国毁灭性的空袭的废墟中建立起来的形象无疑引起了非洲民族主义领导人们的共鸣，他们也在尝试为他们新生的国家制定路线。朝鲜政府通过“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模式支持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也是希望在联合国中获得盟友，因为它试图结束美国在联合国以及在朝鲜半岛的统治地位。万寿台海外项目于1974年作为分支机构开放，其任务是制作作为送给非洲国家礼物的雕塑。（目前为收费项目，因为这些雕塑是政府赚取外汇的重要来源。）
《国际友谊》中谈到的大多数纪念碑都是巨大的青铜雕像，据称与诸位国家领导人的容貌近似。崔元准只拍摄了独立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雕像的脸和举起的手，他邀请我们仔细观察这位领导人的面部表情、他的皮肤和头发的蚀刻纹理。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他拍摄的18英尺高的《三迪哥纪念碑》（Three Dikgosi Monument，2015）的照片，这件雕塑位于哈博罗内（Gaborone）中央商务区的工地旁，表现的是三位被纪念的“dikgosi”—— 札那语（Setswana）中“酋长”或“国王”的复数形式，这里指的是巴托恩一世（Bathoen I of the Bangwaketse）、瑟巴勒一世（Sebele I of the Bakwena）和凯玛三世（Khama III of the Bangwato）——他们被视为独立的贝专纳保护国/博茨瓦纳共和国（Bechuanaland-cum-Botswana）的国父。这三位男士身着欧洲服饰，下巴和视线都向上倾斜——这也许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默认的姿态——代表了他们共同的追求自决的尊严，75年后，也就是在1966年，这得以实现，“国父”们访问了英国，直接向维多利亚女王提出独立的要求。
2013年，崔元准第一次拍摄纳米比亚独立纪念博物馆（Namibian Independence Memorial Museum）时，建筑尚未完工；它将于次年3月落成。独立纪念博物馆与周围的殖民时代建筑有着剧烈的冲突感，这座140英尺高的建筑作品位于罗伯特·穆加贝大道（Robert Mugabe Avenue），很难对其作出风格上的分类。根据莫桑比克建筑师Maria Gabriela C. Aragão的说法，这座建筑的美学既包含未来主义又包含一种平淡无奇，或许“有意识地在摆脱独立前的历史”。她继续写道，这个三角形玻璃结构所传递的“唯一明确信息”就是“力量”，其雄伟的尺度追求“与吉萨的金字塔或埃塞俄比亚拉利贝拉的岩石教堂具有相同的永恒品质”。
在更近期的照片里，该建筑前立起了一座纳米比亚第一任总统萨姆·努乔马（Sam Nujoma）的雕像，他手中高举着一部纳米比亚宪法。崔元准指出，努乔马与金日成是亲密的友人，自从朝鲜在非洲国家独立斗争中支持纳米比亚人民解放军以来，纳米比亚和朝鲜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外交关系。努乔马甚至全权受托朝鲜建造其政府大楼——委托外国建设团队而非利用本地劳动力和设计人才产生的巨额耗费遭致了大量批评。万寿台海外项目还在2002年努乔马任期即将结束时建造了价值2800万美元的议会大厦，这也是总统的住所。他的雕像取代了此前德国人建造的纪念1904-07年赫雷罗战争（Herero Wars）中丧生的德国平民和士兵的骑兵造型纪念碑——这实际上是一场种族灭绝运动，超过70%的赫雷罗人（Ovaherero）和50%的纳马（Nama）原住民被德意志帝国军队杀害。因此，这座纪念碑标志着欧洲殖民记忆被反殖民国家的象征符号所取代，并辅以位于纪念博物馆建筑群南端的《种族灭绝雕像》（The Genocide Statue）。这座雕像位于曾经是德军总部的阿尔塔费斯特堡垒（Alta Feste）前，描绘了相拥在一起的一对男女，他们手腕上的镣铐被打破，拳头举起，雕塑底座背面和正面的浮雕分别表现了孱弱的种族灭绝幸存者和两个全副武装的德国保护军（Schutztruppe）士兵吊死三个土著人的场景。尽管纳米比亚政府长期以来一直将赫雷罗和纳马社群排除在与德国的种族灭绝赔偿谈判之外，这个基座仍然用凸起的黑色字母写着“他们的血水浇灌我们的自由”，用赫雷罗和纳马人的悲惨死亡来标定“全体”纳米比亚人的身份和未来。
津巴布韦的民族英雄广场（National Heroes Acre）是万寿台海外项目早期在非洲建造的纪念碑之一，是以平壤大城区的革命烈士陵墓为蓝本。1981年9月，津巴布韦独立一年后，这个占地57英亩的场地开始建设。纪念碑采用两支背靠背的AK-47的形状来纪念在解放斗争中丧生的爱国阵线游击队成员——其中既包括来自津巴布韦非洲人民联盟 （ZAPU），也包括ZAPU的竞争对手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ZANU）的战士。ZAPU以苏维埃动员城市工人的意识形态为导向，在津巴布韦西南部马塔贝莱兰（Matabeleland）地区最大的城市和该国历史工业中心布拉瓦约（Bulawayo）周围组织了基地，而ZANU则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路线一致，试图组织起农民革命。不出所料，最终获得英雄身份的人大多都是罗伯特·穆加贝执政的ZANU党的成员或同情者。1981年8月，英雄广场开工前一个月，在新的津巴布韦国民军内部派系日益紧张的情况下，穆加贝总统宣布成立一个新的反叛乱部队——一个在正常军事指挥系统之外运作的第五旅，并直接向总统汇报。由朝鲜提供武器和训练的第五旅在一次名为“Gukurahundi”的行动中转向了马塔贝莱兰和中部地区的恩德贝莱平民。虽然它声称针对军队中所谓的持不同政见者，但平民人口遭受了大规模屠杀、非法拘留、性暴力、袭击、再教育营、草率处决以及其他种族灭绝暴行，导致数以万计的恩德贝莱人死亡。
这场运动从1983年1月一直持续到1987年签署统一协议，该协议名义上将ZANU和ZAPU重组为ZANU-PF——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爱国阵线——在纸面上回归到第二次奇穆伦加（Chimurenga，绍纳语中的“革命斗争”，在民族主义话语中广泛使用，而非恩德贝莱语中表达该意的“Umvukela”）期间存在的联盟。实际上，该协议意味着ZAPU实际上的解散，并给该党创始人、恩德贝莱人约舒亚·恩科莫（Joshua Nkomo）带来了最后的政治屈辱。（穆加贝本人当然是绍纳人。）位于马塔贝莱兰最大城市、全国第二大城市布拉瓦约的恩科莫万寿台雕像深陷种族暴力和穆加贝成功掌控国家权力的历史中，从津巴布韦独立到他在2017年政变中被罢免，穆加贝一直独揽大权。这座恩科莫的铜像和万寿台制作的纪念碑的一贯风格明显不同。他的双手放在身侧，一只手握着他标志性的短induku（圆头棒的恩德贝莱版本，一种小木棒），算是对他崇敬传统宗教习俗的致敬。这座雕像最初建于2010年8月，因其基座太小而受到批评，他的家人将其描述为“可悲的，像个洋娃娃或漫画人物”。崔元准的书中提及了恩科莫的儿子、现任ZAPU领导人的西班吉利兹·迈克尔·恩科莫（Sibangilizwe Michael Nkomo）充满失望和深受羞辱的评价，他哀叹政府“再次”转向平壤，而明明就有津巴布韦或其他非洲艺术家可以完成这项工作。与文艺复兴纪念碑一样，当地艺术家大卫·穆塔萨（David Mutasa）最初中标了该项目，引发了更多争议。在议会就政府腐败和布拉瓦约民间社会团体的抗议进行辩论后，这座雕像在次月被拆除。它于2013年的统一日重新竖立起来，这次的基座明显要大得多。
崔元准通过在不同时间点拍摄纪念碑来追踪这种空间竞争：在布拉瓦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后面的停车场，竖立的、偶尔被遮盖起来的雕像从基座上移开；废弃的雕塑基座上贴满了穆加贝的竞选海报；最后，这座重新制作的宏伟雕像被安置在了城中心的商业区。崔元准的照片暴露了尚未愈合的伤口：关于Gukurahundi大屠杀的辩论以及政府肇事者对其的否认，津巴布韦将穆加贝奉为“国父”，意味着这是一个属于绍纳人而非恩德贝莱人的国家。
用崔元准自己的话说，他的这本书渴望“摆脱一种对朝鲜的东方主义想象，这种偏见是由于对这个国家的误解和无知而造成的”。他通过识别经常被嘲笑为莫名奇观的结构的政治功能来实现这一点。《国际友谊》一书对弥漫在我们当前（通常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物质景观中的微妙的现实政治形态和怀旧情绪，以及被民族主义项目取代或纳入其中的不服从想象保持了敏感，它细致地检视了关于团结的国家话语，但也没有放弃创造世界的共同斗争的可能性。
在专著的最后一篇文章中，艺术评论家肖恩·奥图尔（Sean O’Toole）提示我们注意最近两次关于纪念碑及其在国家记忆中定位的公开辩论：2015年开普敦大学校园内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的雕像被推倒，以及2020年J.M·斯旺（J.M. Swan）的罗德斯半身像在同名纪念馆中遭斩首，这两个事件都是国际种族正义运动的一部分，要求拆除殖民主义者和奴隶贩子的雕像。奥图尔援引了未来将成为莫桑比克总统的萨莫拉·马歇尔（Samora Machel）在1960年代中期参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反抗葡萄牙殖民统治的叛乱时雄心勃勃地提倡的原住民美学。通过制度化的赞助，马歇尔恢复了当地独特的手工黑木雕塑传统，建立了一个由62名马孔代（Makonde）雕塑家兼游击战士组成的艺术家合作社，其组织方式反映了这个新兴国家集体创作的指导思想。尽管马歇尔的运动最终失败了，但他在本土手工生产和非洲本土化方面的努力与其他非洲领导人委托万寿台制作数十个“普世”可接受的纪念碑的行为形成了鲜明对比。索因卡严厉批评了这种同质化的审美，他写道，“雕塑造型的任何一个方面都与非洲的任何事物没有丝毫相似之处——无论是在概念、风格、形式，甚至是在姿势上。”
与其他任何标记大地的行为一样，纪念碑是权力的空间化，是通过民族国家构建公共记忆和公民身份的一种方式。但正如罗德斯必须倒下（Rhodes Must Fall），黑命攸关（Black Lives Matter），以及其他拆除运动和行动提醒我们的那样，记忆制图绝非固定不变。
译／ 郭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