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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钦，《“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总页数：244。

青年学者王钦在国内出版的第一本中文著作《“零度”日本：陷入“关系性贫困”的年轻一代》收录了作者于2017年到2022年间发表的10篇文章，包括书评、影评及其他时评，讨论对象囊括了女仆咖啡、少女偶像、“世界系”动漫以及虚拟主播等，乍看之下，似乎与近年来国内逐渐增多的日本亚文化研究颇为接近。但正如作者在标题中为这些不同现象选择的两个关键词——“零度”与“关系性贫困”所示，这本文集不能被单纯归类为亚文化研究，而更多是关于人与人的交流与理解，进而关于公共性的作品。

王钦认为，在“人文关怀”的话语体系下，以往研究者面对“边缘性”社会群体或文化现象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显示出“试图拯救”的姿态，导致其后的“研究”与“分析”反而不得不成为对这种预设立场的补足。对此，作者的解法是以一种“文学性”的方式介入。所谓“文学性”是指：

“这类分析不能单单停留于它们所描述的文化和社会现象的表意内容层面，也不能短路地从当代日本政治史或思想史话语中寻求对于这些现象的直接解答，而必须着重分析这些对象或现象的语法结构、意义生成方式和背后所预设的种种社会和思想前提。”（第9页）

这也指向了书名中的“零度”，即不带任何预设立场地进入种种被贴上“亚文化”和“边缘”标签的现象的发生现场，去寻找一种历史性的“社会寓言”，换言之，即在个人层面微观的偶然性与社会层面宏观的既成条件相互碰撞的场域中，去指认问题。例如，在《“关系性贫困”的贫困》一文中，针对社会活动家、公益组织Colabo创始人仁藤梦乃以若干从事“JK散步”（2010年代初在东京秋叶原一带出现的由穿着制服的女高中生提供的公共场所中的“约会”服务）的女生口述内容为基础写成的著作《女高中生的里社会：活在“关系性贫困”中的少女们》（2014），王钦指出，仁藤为找出少女被卷入“JK产业”的根本原因，在采访中预设了诸多原生家庭、性被害经验等问题，这样的观察框架实际忽视了少女自身的“自我决定权”，而先入为主地将其塑造为无知的“弱者”，既无法还原“JK散步”的完整现场，也无助于我们真正理解少女们的“选择”及其指向的“表社会”和“里社会”之间并不泾渭分明的复杂关系。

如果说“表社会”指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或公共性场合，即在法律和规范的约束下，人们能够生活、行动的场域，那么与之相对，“里社会”则指犯罪或不合法的活动，抑或被社会公共部分所遮蔽的领域。这就不难解释仁藤为何从“JK散步”背后发现的“里社会”是性犯罪、卖春等更进一步的“深渊”。然而在王钦看来，根本性的问题恰恰来自“表社会”本身，这与全书标题中第二个关键词“关系性贫困”所最终指向的“交流”与“理解”有关。

日本社会学家宫台真司在1990年代用“岛宇宙”概念来形容年轻人的新型交流方式时指出，当作为规定共同体成员行为准绳的道德从公共层面下降到私人层面，道德就无法再起到维系公共情感经验的效用，取而代之的是年轻人间小规模的交流共同体。而王钦认为，今天“岛宇宙”已经全面分化为各种由“转瞬即逝、毫无内容的‘梗’拼凑而成的‘共振’式交流”，即一种不交流任何实质内容的交流。在这个意义上，“JK散步”既是对社会全面“岛宇宙化”的想象性克服，也是其集中体现：

“‘JK散步’并不产生任何实质性的社会身份或结构性位置，而是在‘顾客’和少女之间提供一种空洞的、由商品逻辑所确保的‘共同法则’，使得双方在既没有‘伦理’也没有‘道德’、甚至没有‘共振’的地方形成一种交流的表象或表象的交流，一种没有交流的交流。”（第35页）

基于对顾客的一系列行为（如私下联系、肢体接触、污言秽语，乃至对个人信息的谈论等）的禁止而“保障了交流的‘人格性’或‘社会性’”——不同于将男性或女性本身作为商品的风俗业，此处的商品并非女高中生本身，而是和他们的交流。“人际关系和交流本身，或交流背后的社会性本身，在此被转化为商品。”或者换句话说，将交流转化为商品的方式恰恰创造了一个“平滑的”、没有任何“阻碍”的交流空间。它通过取消顾客和“JK”的人格性的同时，“又为顾客提供了一种原本无法脱离人个性在场的交流模式（的表象）”。在那里，“双方的关系被建立在一种‘去社会性的社会性’的基础上”，“去社会性”意味着交流的双方从各自现实中原本复杂、立体的社会关系中抽离出来，排除了所有可能为交流带来不安的因素。作者称之为“摩擦系数”为零的交流，其原因想必也正在于此。“社会”这一中间层作为交流的风险从交流中被排除出去，其代价是任何严肃的人际关系的建立都变得困难。

关于这种摩擦力为零的交流，作者在《网络直播与社会的“气泡化”》及《月之美兔的忧郁——VTuber试论》两篇文章中给出了另一种说法：“交流闭环”。其核心是只在受众交流中被不断重复与生成的“梗”，而这些“梗”并不依赖稳定的语境和叙事而存在。日本学者东浩纪在其著名的《动物化的后现代》（2001）中提出，伴随着宏大叙事的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没有叙事的情报集合体”，即“数据库”。而王钦却看到了其中被读者们广为误解的关键点——“数据库”无法直接被消费，对其的消费必须诉诸于“小型叙事”——即，“‘形象’被辨识为‘形象’时的文本语境”。可见，东浩纪提出“数据库”概念的1990年代，依然是一个形象能够经由“小型叙事”被指认为专名的时代。而当下，按照王钦的叙述，“交流闭环”形成的背后隐藏的恰恰是“小型叙事”的解体。在“JK散步”与“女仆咖啡”那里由商品法则所确保的交流表象如此，在偶像活动与直播现象中所预设的“人设”、“面庞”与“人格”的分离中亦是如此：

“‘偶像’不再依靠传统的影响媒介来构筑自身‘形象’的语境（‘叙事性’)，而是直接诉诸我们与‘他者’的实际相遇(‘面庞’)，并邀请受众将这一日常生活中的独特的伦理关系翻译为一堆‘数据库’情报。”（第134页）

既然形象的确立依靠其所被辨识的语境，那么当这种语境（无论是宏大叙事还是小型叙事）不再存在的时候，形象就被还原为被空洞、无意义堆叠起的真正的“数据库”情报。公共性（共同体）与私人性（个人人格）在这里都不存在了。无数空洞的“梗”既在内容层面被直接消费，也在形式层面维系着交流而被不断再生产。这种作为代偿的“社会性”虽然保持着“交流”的外在形式，实际却有其自身难以分享的、自律的语法和逻辑（而非诉诸“小型叙事”被共享）。

如果说上述现象在被王钦视为社会寓言的“少女”那里已现端倪，那么如今它则以更为普遍且显著的形式在诸多社交媒体平台上凸显出来。以往如微博、Twitter（现在的X）等传统社交媒体是以“关注-被关注”为线索串联起的社交圈，换言之，分属个人人格的“小型叙事”尚且存在，依然能够为“岛宇宙化”的逻辑所适用。但随着大数据处理模型的发展，社交网络中的活动已经逐渐脱离“关注-被关注”这一网络人际关系形成的基础，被占据醒目位置的“发现”页面取代。这也意味着，时下的社交网络已经脱离了叙事，直接依赖于由一个个关键词、浏览偏好、IP等所构成的“数据库”。典型如小红书、抖音（Tiktok），甚至即使没有账号也能够根据浏览历史、IP等向使用者推送相关内容。近来传言继X之后，马斯克也计划收购Tiktok，他看中的也许正是平台背后这种大数据收集处理的能力。

在今天的社交网络生活里，我们漫无目的地刷着被推送来的匿名的分享，在看到某些“梗”时感到某种“认同”的情绪，产生仿佛在交流的错觉，却无法通过推送机制的“数据库”构建出叙事从而指认出对面的活生生的人。在这里，个人与公共生活一同被瓦解了。看似每个人的可交流范围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扩大，但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不过是一种“话语空转”，是一种虚假的公共性。

如此，本书的十篇文章实际上完成了对当下人与人的交流和理解困境——“交流闭环”——的指认。尽管可以找到致使“交流闭环”形成的原因，如商品化逻辑、大数据等，但若仅仅停留在对资本或技术发展的批判上并不能解决什么实际问题。（又或者，这为什么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而对于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世界中且切身参与到“交流闭环”中的普通人来说，重要的或许是追问那些出于种种原因被压缩/代替掉的“公共生活”原本到底是什么。《“零度”日本》为我们在今天重新思考个体性、公共性、社会性提供了一个契机。它借助少女们“不可理解”的种种行为提醒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自己消失的“公共生活”能以什么样的方式得到重构？作为个体的我们又如何在社会的荒野中寻找一丝丝被理解的可能性？

文／ 韩尚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