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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凌宇评《忧伤的驯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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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05年开始,顾桃一直在拍摄大兴安岭的鄂温克人。他们世代以驯鹿和狩猎为生,最近几十年他们失去了森林和猎枪,被政府安置到定居点。一些人找不到生活的价值,酗酒和意外死亡不断发生。顾桃的一系列纪录片都与此有关,最后的酋长、酗酒的妈妈、颓废的天才画家、在无锡上学的鄂温克少年……《忧伤的驯鹿国》一书正是对近十年拍摄生活的记录。书里收录了顾桃在敖鲁古雅的生活日记和使鹿人的自述。两相对照,一个是“他说”,一个是“自述”,尽管后者经过艺术家采访整理,不能不带有他个人的价值倾向。

如果要给顾桃的书写设定一个姿势,也许可以称之为“乡愁式的回望”。他并不追求人类学式的对社会生活的完整展示,着力描绘的是与“最后的生活”有关的人和事。这也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一些艺术家们共同的文化心态,个中原因固然与少数族群的现实处境有关,更与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的困惑与焦虑有关。不久前的一次少数民族摄影师联展,就以一位蒙古人的背影为海报,这是“纪实”,更是“象征”。

书里几位主要人物的性格颇具戏剧色彩:热烈、情绪化、时醉时醒。不知者以为这是豪爽,顾桃却告诉我们这是鄂温克人脱离了祖传的生活方式后内心的痛苦使然。“最后的酋长”似乎洞察了族群的命运,永远是一副平静而空白的表情。年轻人从小在山下长大,已经适应了现代生活。他笔下最生动的是煎熬中的中年人,柳霞对驯鹿和儿子怀着深沉的爱,维佳清醒时是天才的画家,更多时间在打架与醉酒中度过。

有意思的是,顾桃本人并非鄂温克人,他的父母分别为汉族和满族。一些文章却有意无意地介绍其民族身份为鄂温克或者蒙古族,这或许与其生活和创作经历有关。他在内蒙长大,后混迹于北京,以观念摄影《蒙古表情》为圈内熟知:用数千张蒙古人肖像拼贴成一张成吉思汗的头像。后来又追随父亲年轻时的脚步,跟踪拍摄定居点的鄂温克人。更与他的文化认同有关,他曾在采访中表示,希望自己属于北方民族:蒙古族或者鄂温克,自己的感情就是北方感情。

北方民族、北方精神。它们如此重要却又难以捉摸。仅仅是方位的界定吗?显然不是,它是作者苦苦追寻的一种精神气质。他一次次长途辗转到达森林,就是为了捕捉它微茫的影子。是已经消失的驯鹿文化?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我的理解是:在实际存在过的历史现象基础上,作者心造了一个审美和价值的乌托邦。

可以对照阅读的是父亲顾德清二十年前的拍摄手记,文字朴实,照片的画面也很端正。自我与他者的界限还是很清晰。而儿子顾桃的则带有浓烈的个人抒情色彩,鄂温克族群的命运与艺术家个人气质实现共鸣,形成了作品独特的质地。

《忧伤的驯鹿国》,顾桃,金城出版社,2013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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