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19年与库尔特•施维特斯（Kurt Schwitters）相识之后，柏林达达主义者理查德•胡森贝克（Richard Huelsenbeck）对他有句十分著名的评价，他挖苦施维特斯是一个赖在“静止而舒适的中产阶级世界里”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中下层阶级”——甚至还说他是“达达主义革命中的卡斯帕尔•达维德•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一个打着激进主义幌子的倒退者。施维特斯在美国的首次大型展览的确也证实了这一点，这个展览（由Isabel Schulz 和Josef Helfenstein策划）跨度将近三十年，最近在休斯顿的曼尼尔收藏美术馆（Menil Collection）拉开了帷幕。在1937年被流放至挪威之前，施维特斯一直都住在德国汉诺威，这也是他的出生地（并且他一直住在他父母的房子里），他一生都致力于创造最理想主义——并且表面上与政治无关——的艺术。正如他在1931年的宣言《我与我的目标》（Myself and My Aims）中所写的：“投入艺术创作就像宗教崇拜一样，它将人从日常生活的苦恼中解放出来。因此，艺术越是远离国家与社会等问题，越是关注单纯的人的问题就越能得到升华——（在审美体验中）全心投入，细心观察，直至忘我。”这似乎将他与胡森贝克等同时代的柏林艺术家区别开来。

然而，无论“国家和社会问题”与施维特斯的艺术创作相去多远，国家和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