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到“工人摄影”这样的短语，很难去完全理解它的内涵。这一短语中的两个词语之间的联系，无法清晰地表明二者之间的真正关系。这一模糊性所回避掉的问题，却对理解其所容纳的技术含量和政治目的具有重要性，这是一场产生于两次大战期间的记录运动，目的是“为大众民主时代日益涌现的大众阶级留下踪影”（策展人Jorge Ribalta语）。那么，工人摄影是否是为了突出阶级自主性而自发产生的一场纯粹的草根运动呢？它是否是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肖像学，得以主题性命名呢？工人阶级究竟是工人摄影的创作者还是被记录的客观对象呢？

任何简单化的回答都不足以诠释上述问题，在此暂且略过，在索菲亚王后美术馆的这场展览，采用的是极为巧妙的手法，从非常广博的角度，呈现了工人摄影这一项目复杂的三重性：活跃的团体，艺术先锋，政党指令，正是这三方面决定了工人摄影发生和进行的本质。展览从叙述上围绕三个关键的时间点展开：1926年，运动的两个重要机构工人摄影和苏维埃摄影成立；1929年，工人摄影开始走出最初的德苏对话，与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英国，荷兰，美国的骨干们发生联系，成为国际性的倡议；1935年，流行前沿策略将运动的重点从阶级斗争的论调转向打造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上去。

起初，德国和苏维埃的业余工人摄影团体都有一个共同的计划，类似无产者文化（Proletkult）运动：在共产党的政治目的之外，培养一种具有参与精神的无产阶级意识。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另类的媒体网络体系，比如，威廉-缪其伯格Wil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