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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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5.08.26

  伊利亚和艾米莉亚•卡巴科夫：理想之城

  第一次感觉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的巨型后工业“车间”满了，这是之前一楼展厅内任何一件大型装置都未能达到的效果。无意对之前作品本身妄加评论，只说空间：仅以放大作品体量—繁复、高耸、骇人—来应对前电站空间的错综复杂，事实证明是虚弱的。卡巴科夫此次的“总体艺术”（total installation）实施以空制空，在空间内嵌入空间，在叙述中制造空间，将作品移植载入PSA的建筑肌理和循环路径，稍加篡改后连为整体。观众的角色在凝视与参与间转换，穿梭于建筑空间中的人流成为呈现的一部分，为作品中虚构的图景打上现场时间的印章，同时人流的介入也打断了叙述的单一时空，让观者始终徘徊于半信半疑之间。

  卡巴科夫作品的仪式感极强，一方面是作品中的类宗教性，包括对于超越人类能力的不懈追求（《玛纳斯》里的天线和能量），乌托邦里的人道和浪漫（《玛纳斯》里的智慧圈［noosphere）］，以及冥想空间的庄重肃穆（《暗教堂》）。这时的仪式感在于对精神世界的描绘，对想要达到那个世界的寄托；另一方面，仪式感也源自作品对观展路径的控制。尽管这次展览中的作品已不再对卡巴科夫前苏联的生活作写实性的重现，而是强调普世经验，但当年的生活体验在作品细节中留下的痕迹随处可见，无论先锋还是古典，例如《玛纳斯》里构成主义和《空美术馆》里的巴洛克。对观展路径仪式般的控制让人想到社会主义生活中对纪律的强调，以及对乌托邦的虔诚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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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1.06.16

  张鼎个展：开幕

  张鼎的个展定是不能顺手抄起翻阅或是捧在手心把玩的，以淡化为关键词的策展态度将展览形式中惯常的线形时间性与空间性精心打破，这种带有抵抗性的组织形式导致观者在展览跟前很难通过习惯来把握合适的参与距离，也就是说，很难定位观者、展览与作品间的相对关系—走得太近，观众很可能迷失其中，被作品吸纳；离得太远，又容易绕进迷宫，出入无门。

  展览中单个作品元素组成涵盖了按场地尺寸同比例缩放的竞技体操器械标准结构、形式取自80年代杂志中低龄体操运动员形象的写实雕塑、古典主义的雕塑基座、依据夜店娱乐节目设计的操作台以及经常在张鼎作品中出现的灯光装置。展览就其发生形式来说有两个时间节点：开幕中与开幕后。展览标题《开幕》巧妙地为各自节点上的场景语境切换安插了线索。开幕中的核心内容化为一场现场夜店派对，作品中的众元素通过与现场活动中的肢体行为动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环境氛围发生抑或吻合抑或反差抑或衬托的关系，使观者在参与活动的同时也成为作品制作过程的一部分。开幕后，展览回复常态，记录现场的影像通过剪切重新回归张鼎的个人视角，静置在其他作品旁，回放的同时也成为联系以及组装展览众元素的提示。

  艺术家将作品纬度延伸至展览本身并不少见，作为对抗各种社会侵蚀的常见手段，类似的组织方式一贯被认作为艺术家态度强有力的载体。然而，将这样的尝试置放在商业画廊的环境里，如何从理论上解读这其中的游戏规则，可能才是艺术走到今时今日耐人寻味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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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评 CRITICS’ PICKS 2010.05.19

  蔡国强：农民达芬奇

  讲故事的人蔡国强坐镇新建的外滩美术馆，借上海世博之机，再次把弄起其擅长的文化现成品-农民话题。他是聪明的，将自己此次复杂的身份（艺术家、收藏家、策展人、美术馆推广人）简之为讲故事的人，顺势也将作品的维度扩张为了由一系列事件组成的故事：美术馆开幕，完成将自己农民发明收藏完整呈现的心愿，以及借世博之际将由农民引申出的现实社会议题植入公众的思考议程。虽然故事强调的继续是他一贯的“不合时宜”的姿态，但当故事中众元素被过于精密地接贴，继而呈现出的是天时地利人和，此时的“时”、“利”、“和”让人不禁疑问曾经机敏本该质朴的艺术经过如此高素质团队的完美打造包装后是否依旧动人，面面俱到的安排阐述是否依旧留有观者被触动的余地。农民来自民间，民间生产传统，如何将传统提升为经典，则需要精英的发现、认可和勾勒。即便成为了经典，究竟是纯观看性的经典，得以传承的可消费性的经典，还是近一步升级为被膜拜的经典，最终命运大相径庭。成功地将农民们的自发搬进传播储藏经典的美术馆，完成得仅仅是最简单的操作性第一步，生硬镶嵌的结果只会是令人不适的格格不入。故事的作品环节中一系列的对比并置更是将这无法避忌的错位放大至极，借助20世纪苏联探索宇宙的宏诗来酝酿铺垫对21世纪的中国农民力图脱离环境重力的勇气的动容；委托农民机械化地制作模仿现代艺术大师创作的机器人们以及展场内四处洒满的农民发明家设计粗糙的名片；悬挂在空中的飞行器们和穿梭其中的小鸟们共同构成的诗意梦境与端坐一旁举止生涩努力适应美术馆环境的农民发明家们。刻意营造理想化的浪漫与诗意永远是抽离冷酷残忍现实的最直接有效的手法，对比那句被不停反复的“我就是一个农民”，墙上那句“不知如何降下”更来得诚实和真切。或许这一层层的脱节与错位便是“农民达芬奇”这个故事的最有力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