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六月初，我第一次去巴塞尔艺术博览会。当时的我很天真，也就是说博览会先让我感到震惊，然后是万分沮丧。整个大厅里全是画廊摊位，很多摊位上摆着我熟知并且喜欢的作品（皮耶罗•曼佐尼和马塞尔•布达埃尔），还有我远远仰慕的艺术家的作品（杰夫•沃尔和罗德尼• 格雷厄姆），以及具有历史价值的经典之作（彼埃•蒙德里安和埃德－拉斯查）。另外一些作品出自我认识的艺术家之手。眼前一切让我猛然醒悟的同时也生出一股凉凉的悲哀；当我回到在“商务酒店”（不带任何讽刺意味）的住地时，发现自己同样不带任何讽刺意味而且非常老式地心碎了。因为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这些艺术品不仅仅意味着一堆名字，还代表着观念的集合体，其内部交流主要发生在书籍和杂志上，在酒吧深夜的讨论中，并越来越多地（以一种令人深感兴奋的方式）出现在展览空间内。看到这些观念被挂在博览会墙上随时待售的样子实在叫人难受。第二天，我回到展场去接受这种新式艺术观看形式的再度冲击，中途碰到一个认识的艺术家。她是少数亲临现场的艺术家之一。她说她刚到，我立刻警告她要小心入内。这可不是艺术家待的地方。

毋庸置疑，过去十年发生了许多变化。艺术博览会经历了自己的神化过程。它们的影响力堪与著名的大型群展相媲美，有时甚至赶超后者；而另一方面，现在很多展览无论从外观还是感觉上都让人联想到挤挤挨挨的博览会，高密度摆放的作品让寻找新事物的刺激和速度盖过了形成共识的慢节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