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些为抽象表现主义感到难过。如今，谁都对这个六十多岁的老伙计侧目而视：它粗俗，男性中心，空洞无物，为布尔乔亚主体性叫好，是中情局冷战的幌子，而且，从根本上来说，所谓表现，就是个令人尴尬的东西。一个纨绔子绝对不会做类似挣扎、斗争、以双臂挥洒才情这种认真执着的事。至少一个老派的纨绔子不会。T•J•克拉克（T. J. Clark）在他1994年的文章《为抽象表现主义辩护》中，把抽象表现主义与粗俗的联系讲得非常明白，把它所有陈腐，所有荒诞的荣光都梳理了一遍。但有关这种粗俗性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即它是带有性别色彩的，克拉克的文章却只是简单地一带而过。而我在本文中想要审视的正是抽象表现主义中性别角色的转变。在此，我想先回到1964年，苏珊•桑塔格在《坎普札记》针对该领域这样写道：“老派的纨绔子厌恶粗俗。而新派的纨绔子，即坎普的热爱者，则欣赏粗俗。”

我们怎么会忘掉了新派的纨绔子？为什么包含着巨大复杂性的抽象表现主义最后被缩减为最糟糕的性别本质主义？诋毁者们会说这整个流派都只不过是焊在男性气概底板上的一堆坏政治——笔触以及手臂的运用相当于男性荷尔蒙的爆发，相当于甩出他的阳具，在佩吉•古根海姆的壁炉前撒了泡尿。（当然，这种高度性化的解读本身就颠倒了之前克莱门特的阐述，后者在受到睾丸素驱动的层面上比前者毫不逊色，将抽象表现主义描述为一种纯粹、超验的视觉体验。）与此同时，抽象表现主义留给我们的烂摊子里还有更多千奇百怪的性别成见，比如像李•克拉斯纳（L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