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兆旻：这么多年过去，
邓兆旻近几年的创作常以文本转化、解码编码这样的形式出现；他的创作中可见一种多面向的文化反刍机制，在既有“故事”系统的基础上持续对叙事可能性进行实验，也在不断的重新编码中形塑我们对某种文化主体的认识。在他选择处理的一系列源文本中，不难观察到极强的地缘性（台湾）与叙事性（文化作品所讲述的故事）——这其中包括了杨德昌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白先勇的《台北人》，王文兴的《家变》及台湾人耳熟能详的一曲《雨夜花》。最近在台北立方计划空间的个展“这么多年过去，”里，他将三年前的作品《唱还是不唱？》进一步深化，最终实现了一直以来想要为《雨夜花》这个对象文本赋予更为立体的编码形式的愿望。
“这么多年过去，”这个题目对应了《雨夜花》这首最初描绘一位女性悲剧命运的台语民谣自诞生以来的复杂身世，但展览所呈现的却是一种隐喻丰富却又极简的多层次空间：与这首歌身世有关的文字现于纸本的海报、图表；作为装置主体的是金属架上的百余面化妆镜，每个镜面都印有一个八十余年来改编、传唱《雨夜花》或与之相关的各界人物的姓名；一段艺术家撰写的“口白”循环回响在展厅内——恰是这段让人无法回避的叙述营造了戏剧化的反转体验：在艺术家建立起的叙事里，《雨夜花》不再是大半个世纪以来任由人改编传唱并用于各自诉求的被动对象，而是一个精明世故的命运操纵者，借机会主义策略以求永生。《雨夜花》的沉浮史里挥之不去的是同样具有能动与被动两面性的台湾，而这也是邓兆旻这一系列作品以不同渠道联结起的共同隐喻。而与惯常将台湾与《雨夜花》联系在一起的“受害者”形象有所不同，他将最感兴趣的“能动性”推到极致，诞生了作为“墙头草”的《雨夜花》，这一改头换面无数次、却依旧具有生命力的文化产物，与其所依托的复杂政治文化背景，都成为了艺术家探讨台湾及生活在此数代人集体、个体意识的一个入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