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艺术博物馆内到处都设有意见调查亭，用于收集访客反馈。我们设定了一系列标准化的问题，以更好地了解访客构成、服务效能和观展体验等。作为馆长，我每季度都会查阅这些问卷，但它们总是呈现差异不大的诉求：人们希望获得乐趣，与亲朋好友共度美好时光，了解艺术，体验新鲜事物。我总是先查看最后一个问题的回答，“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来提升您的参观体验”，期待从中找到一些方向，让博物馆——进而让艺术本身——在公共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但从反馈来看，似乎我们把暖气开高点、停车费便宜点、员工多些微笑，一切就会变好。

但事实并非如此。如今博物馆正面临严峻的财务、社会和意识形态挑战。当下愈演愈烈的文化战争更是雪上加霜。为了应对这种不稳定的局面，博物馆圈内却以“相关性”（relevance）这个令人遗憾的口号固化问题本质。这个词在疫情期间迅速流行，成为博物馆从业者及其行业组织的存在意义。如今，这个词更是不断被媒体强化，演化为文化机构在收入锐减、信任流失的大背景下用以证明自身价值的危机管理话术。

机构的言辞很重要。我们在博物馆的展墙、网站、参观导览图和年度报告中使用的语言都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但我越来越觉得，我们正在使用的这套话语无法传达我们工作的复杂性与影响力。这项工作最根本的价值，在于构建人类与艺术之间富有意义的联结。而“相关性”就是个缺乏微妙性的棘手词汇，它告诉人们“应该重视什么”，而非揭示“真正重要的是什么”。作为非此即彼的二元概念，它粗暴地同质化不同公众群体的多样诉求，也忽视这些群体将博物馆视为可被利用的资源时所赋予的不同价值。这个词就像疫情前流行的“观众参与度”（visi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