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夏季，“贝聿铭：人生如建筑”（I. M. Pei: Life Is Architecture）展览在香港M+博物馆开幕，首次全面回顾这位出生于广州、曾获普利兹克奖的美籍华裔建筑师的作品。展览占据了M+展览楼层的一半空间，包含约四百件展品，是对这位在过去六十年中主导了多个极具影响力的建筑项目的人物的全面考察，其中包括1978年的华盛顿特区国家美术馆东馆、1983至1989年备受争议的巴黎卢浮宫现代化改造，以及2008年的卡塔尔多哈伊斯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Islamic Art）。由陈伯康（Aric Chen）和王蕾（Shirley Surya）策划的这场展览恰逢其时，巧妙地触及了近期学界关于贝聿铭作品讨论中的两个热点问题：首先，与他的同行相比，为何对贝聿铭的关注在理论研究和历史评价方面显得相对不足？（相比之下，所谓的“纽约五人组”［New York Five］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得到了肯尼思·弗兰普顿［Kenneth Frampton］和科林·罗［Colin Rowe］等建筑史学家的大力推崇。）其次，未来的贝聿铭研究应该朝何方向发展？事实上，这两个问题最初是由建筑史学家K·迈克尔·海斯（K. Michael Hays）在2017年于哈佛和港大两地举办的“重思贝聿铭︰百年诞辰研讨会”上提出。

要深入探讨第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比阿特丽斯·科洛米娜（Beatri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