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舶良

  • 胡昀:我们从未离开过

    对于外来者,西安呈现出一系列的废墟、遗址、文物陈列,它们稳定,被表现为价值久远的珍宝或某种文明程度的物证,由此替代、抹除、否定了历史的真实状态,如同作为终点的结论否定了思想或行文的过程。作为OCAT西安馆“西安角”项目邀请的首位外地艺术家,胡昀带来一种处理历史与展示的不同方式。

    《原地》(2017)延续艺术家2012年“我们的祖先”与2016年“叙事病”展览中的元素,艺术家祖父一生的照片被选出十组翻拍,经暗房显影后不作定影处理便暴露于自然光中,影像显现与消失的过程并非展示的内容,观众能见到的只是大小参差、高低错落的空白相纸。20世纪初美国探险家Robert Sterling Clark率领科考队在中国西北部的考察路线被简化,成为打在展柜有机玻璃表面的一串空洞,每个空洞都曾意味着对于未知地区的一系列观测和数据搜集,连成悬浮在相纸上空的星座,暗示着历史、地点、命运之间的联系,以及个人生命、历史进程、大型项目共享的徒劳。

    《我们从未离开过》(2017)涉及陕西作为中国卫星监测与回收基地的角色,以表现卫星回收的新闻图片为素材,将图中卫星残骸涂成黑色,抹除已经完成历史使命的无用之物,却又以浓重的黑色引起观者注意。展厅角落的一堆煤炭与此呼应,称为《遗骸》,亦关乎无用,却也可被理解为某种未开始的状态——煤炭蕴含不可见的能量,有尚未发生作用的能力。《星座》(2017)则将这种无用与大型国家工程相联,观众将有星座图样孔洞的纸带穿过音乐盒,播出《东方红》的乐曲,若误将纸带反置,听到的则荒诞如实验音乐。这源自艺术家参观西安卫星测控中心的经历,在那里,他得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功能只是向外太空播放一曲《东方红》。

  • 阴谋论

    空屋的尽头有一堵冰墙……

    以描述为习惯的展评者面对吴达新个展“阴谋论”中这件巨大的哑谜,再也挤不出多一个字来,他只能回到入口的展览前言寻求帮助、查看谜底。

    前言一开始就请出卡尔·波普尔的“社会阴谋理论”,大体指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有大量处于流言状态的信息,它们通过官方话语、主流媒体、坊间传说等方式扭曲着真实存在的状态,积聚我们错误的认识。有些信息的传播被解释为某个人或团体出于利益的阴谋,另外一些则是在传播过程中由于各种误差累积、发展为质变,而成为无形的阴谋。在我们生活的信息流通迅速、尤其是网络媒体发达的时代,我们都遭受并参与着“阴谋”的传播。在这种语境下,讨论“阴谋”是很明智的点子。在我们的生活中,“阴谋”以各种意识形态斗争、割据的方式显现,我们的生活总会定期地纠结于某些新近的社会主题的讨论,直到来自某处(通常为媒体、公众舆论和流言)的压倒性意见给我们一个可接受的答复(可接受并不代表准确、实在),然后我们换个主题来关注,迎接新阴谋。

    德语作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于20世纪初出版不定期刊物《火炬》(Die Fackel),以对抗当时德语写作的败坏(大量体现于媒体写作的败坏),其修复语言的方法便是恢复用语言来表达的主题,抵抗摧毁语言的意识形态。因为意识形态思想家的语言与实在脱离了关系,他们的语言表现的是脱离了实在的异化关系,是次级现实。通过修复语言来穿越各种虚假语言而修复实在,是那个时期的克劳斯的工作。当当代艺术面临着同样的状况,当繁荣的展览和热烈的讨论最终不过是有限的几种意识形态的博弈时,我们确实需要一些具有知性的诚实的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艺术来修复实在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