尘埃落定

近日，达明•赫斯特（Damien Hirst）的作品在高古轩全球各地的画廊同步展出。周三在二十一街的画廊特别为媒体举办了预展，这些圆点系列，画尽了各种各样的圆点，尺寸上从微小到最大，无所不包。此番“策展构思”（十一个场所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个不同的概念）巧妙地突出了这家大画廊的求变尝试，在全球化和重复性的环境下，寻求所谓的本土特色和特立独行。在纽约，展览被打造为 “达明•赫斯特全部的圆点画 1986-2011”（“Damien Hirst the Complete Spot Paintings 1986–2011”）。这也许是一项营销策略，也许不是（我猜他们一次只卖一张），但是却忽略了真正的关键所在，即个性和普遍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是体现在不同尺寸、色彩和日期的艺术作品之间，而是在个人——艺术家和社会之间的冲突。冰冷如洞穴般的展厅里，从尺寸到规模都夸张地变化着，但却显得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满幅抽象贫于变化。就如格林伯格所推崇的画作那样，他认为，中心、边缘、图底关系的缺乏象征了资本主义过度的物质性。这种“多音部”的艺术是对彻底民主或彻底交流的幻想，一切在于观者的看法。从四十年代起，水平和满幅的比喻变得更加令人关注，从格林伯格到德勒兹（Deleuze），再到互联网；层出不穷的抽象将其本身、市场，和物质性紧密地联系起来，它依旧自然而然地提出很多有趣的问题。倘若你愿意花时间认真审视波洛克、斯特拉、里希特，和赫斯特的画，就会发现，没有一件是荒诞，甚至是虚无的。否则，这些遍布博物馆、收藏和艺术场所的画就成了跨国资本家、发烧友们极佳的中性背景。赫斯特欣赏暗淡与暗哑之间的摩擦，将富有表现性的材料还原为最基本的化合物；他的满幅绘画充满了德波（Guy

所见所闻 DIARY 2011.03.17

博物馆怎么办？ [纽约]

我们很难忽视理论话语与实际经验之间的鸿沟：一位博物馆馆长义正词严地对无为而治的美德论述了一番之后，便急匆匆地走向外面等他的车。作为知识分子的策展人们对展览的历史品头论足，但其实他们的解释都是从维基上盗用过来的。讲完后，他们回到座位上，等别人在台上演讲的时候，他们就玩弄自己的手机，上网交换化妆品小样（真的是这样）。而致力于研究前卫艺术的学者们不过就是例行公事地将上世纪六十年代欧美艺术史的标志性事件一样一样又罗列了一遍。在这个强调合作和高压政治的年代里，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在自言自语；他们的演说总是过于繁冗（而且是老生常谈，完全不用准备），把讨论的时间都给占用了；他们来去匆匆，让人感觉就像限时抢购，热情的研究生和同行的教授还没来得及坐满会场，他们就赶紧离开了。

每个人都觉得达成共识很难。

并且……有关推动“当前的博物馆”的展览、体制和教育的问题讨论，即上周在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和CUNY研究生中心举办的研讨会，对于艺术博物馆和热爱/仇恨它们的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至少在纽约，你就会发觉有些问题正在被激烈讨论，其他地方也一样。会议的组织者克莱尔•毕晓普, Kate Fowle和Eungie Joo轮流制定四天的会议日程，为这一雄心勃勃的活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灵感，比如让MoMA和古根海姆改做行为表演的项目（估计会很糟糕），开始建造阿布扎比式建筑（肯定会很糟糕），还有“新学会”要在欧洲建立各种小型博物馆（这个可能会比较好）。Bishop指出私人收藏正蔚然成风，他对日益出现的艺术区提出新的解决方法，并质疑我们是不是压根就不需要博物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