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格里赛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在《牛津艺术》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如今我们该如何去看待塞尚？”由于考虑到会收到来自社会史学家、精神分析家和女权主义者们的回应，他给出的回答比去年12月T.J.克拉克（T. J. Clark）在《伦敦读书评论》的文章要丰富广泛得多。近期伦敦的Courtauld画廊举办了先给塞尚“玩纸牌的人”系列（1890-96）展览，克拉克在评论的开场白中，说：“塞尚，不能再去写了…”当展览二月份来到大都会博物馆后，《纽约客》的Peter Schjeldahl写文支持克拉克的观点。他参照毕加索的评论“是塞尚的那种焦虑感令我们不得不对他兴趣”（Maurice Merleau-Ponty称之为“塞尚的疑虑”），在文章结尾处，Schjeldahl说，“我们如今的焦虑与往日是不同的。”

在这些评论里，塞尚的“游戏”被认为是一种尾声的到来，尽管如此，但还是如克拉克所说的那样，他的作品是“一个多世纪以来，都是检测艺术评论的试金石”，因为从二十世纪初到结束，它对毕加索和其他人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因为丧钟已经响起，那个世纪已经结束。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之前的那个世纪身上，那段时期曾被认为是二十世纪艺术的温床：当时，法国现代主义浪潮为欧洲激进的抽象艺术开路，之后纽约派也诞生。塞尚这个名字，成为了两个世纪的现代艺术之间的纽带。

当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