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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前卫艺术——未来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构成主义——的驱动力之一便是融合艺术与生活的决心。众所周知，通过全面接纳新的媒体和移动技术，包括马里内蒂、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安德烈·布勒东（André Breton）、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在内的艺术家们利用各种手段希望弥合“艺术”与“生活”之间的距离：倚重群体运动和宣言的某种形式的直接行动主义；偶发艺术；对偶然性和巧合的引入。同样重要的还有针对艺术机构本身的口头、甚至身体攻击。“我们将毁掉各种博物馆、图书馆、学院……放火烧掉书架！引河水淹掉博物馆！啊，看到那些光辉一世的老旧画布飘在水上，颜色尽褪，不成形状，该是何等痛快！”1909年《未来主义宣言》如是说。

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情况又如何呢？我们没有按照当初玛里内蒂的要求把美术馆变成工厂，相反，我们把工厂改造成美术馆——以极快的速度和极大的数量，从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到巴塞罗那的开夏美术馆（CaixaForum），从赫尔辛基的电缆厂（Cable Factory）到伊斯坦布尔的santralistanbul，更不用说遍布柏林、苏黎世，甚至几乎每座欧洲城市的“文化酒厂”。

表面上看，这一逆转与其说跟前卫艺术有关，不如说跟“晚期资本主义”的关系更加密切：全球化对廉价劳动力的逐底竞争，制造业工种从发达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