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当平丘克艺术中心在2010年首次宣布设立“未来世代艺术奖”（Future Generation Art Prize）时，该奖项的名字引发了不少讥讽，或许是因为在当时艺术界的大环境下，“未来”这个词听起来十分可疑，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
差不多七年之后，“未来”一词又引发了另外一种嘲讽。虽然我并不是那种张口闭口都离不开特朗普的美国人，但……仅是他正式上任的一周内，任何关于 “明天” 的前景便都命悬一线了。
部分是因为想要逃开社交媒体的末世预言论，上周五我搭上飞往基辅的航班，去参加入围第四届“未来世代艺术奖”的21位艺术家和艺术小组的展览——这个展览已经因为政治动荡推迟了一年之久。特朗普的Twitter阴谋看似成功地把乌克兰从头版头条上挤了出去，但事实上，该国的冲突远未得到解决。这个周三我见证了“尊严游行”（March of National Dignity），数千人为纪念乌克兰亲欧盟示威运动三周年走上街头。与此同时，我愈发害怕和说俄语的出租车司机及电车票务员交谈。
更没礼貌的举动是，我在酒店吃早餐的时候带着一连串问题“伏击”了平丘克艺术中心的艺术总监比约恩·格尔德霍夫（Bjorn Geldhof ）。“把这样一个项目做起来，集合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们创作新的委任作品——是一笔巨大的投资，”他承认。“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最初决定推迟展览。不过现在我们意识到必须去冒这个风险，因为国际间的对话必须进行下去。即便当我回头去看2010年的第一届未来世代时，这个奖项的影响力在当地也是非常惊人的。我们不能在这个时候放弃。”
能在当地引发这样的反响或许部分是因为上几届委任作品同社区合作所营造出的氛围（请参见2014年未来世代艺术奖获奖艺术家卡洛斯·摩塔［Carlos Motta］的《爱国者、公民、情人……》[Patriots, Citizens, Lovers…]，这是他和当地LGBTQI激进团体及其支持网络合作的一件作品） 然而，还有一部分功劳要归于格尔德霍夫带头的其他尝试，包括将其中一个展览空间改造成图书馆，以及招募年轻的乌克兰艺术史学家研究该国的艺术生态。“趁这些艺术史学家还年轻的时候把他们找来非常重要，因为他们还没有过分沉浸于自己的叙事线索，”格尔德霍夫咧嘴笑了。“而且他们也更有热情坐下来跟那些年长的艺术家们聊天，你懂的，深夜用一杯伏特加换一个好故事。”看得出，这都是经验之谈。
格尔德霍夫将率领今年的评审团——国际策展人尼古拉斯·鲍姆（Nicholas Baume）、 伊沃娜·布莱兹维克（Iwona Blazwick）、片冈真实（Mami Kataoka）、柯尤·扣沃（Koyo Kouoh）、杰罗姆·桑斯（Jérôme Sans）以及 尤亨·佛尔兹（Jochen Volz）——共同决定10万美金大奖的获得者，名单将于本月末公布。入围艺术家的展览将移师威尼斯，该奖项的第一位客座策展人安娜·斯莫拉克（Anna Smolak）会协助格尔德霍夫重新布置展览，她负责监督了基辅展览的实施。
众所周知，此类展览的形式差异非常大，而这位克拉科夫策展人的出现却让情况发生了巨大改变。短短三个月内，斯莫拉克成功地协调了这21位艺术家和艺术小组，其中包括从马丁·西姆斯（Martine Syms）、克芒·瓦·路勒（Kemang Wa Lehulere）、李然和菲比·博斯维尔（Phoebe Boswell）到瓦吉科·恰齐亚尼（Vajiko Chachkiani）和萨莎·皮洛格娃（Sasha Pirogova）——最后这两位分别是今年威尼斯双年展上乌克兰和俄罗斯两个国家馆的艺术家。作为展览最入口处的第一件作品，斯莫拉克协助委内瑞拉艺术家索尔·卡雷罗（Sol Calero）将他的《兑换处》（Casa de Cambio）进行了重新布展，这是一个色彩明亮的交易亭，游客可以在这里交换到卡罗雷的绘画。
“我们做了一些调整，让它看起来像是之前平丘克奖展览接待室的样式，里边有艺术家的书桌和椅子，就跟机构之前的设置差不多。”斯莫拉克解释道。不止如此，悬挂着的候诊室风格显示器现在播放着来自卡尔科夫（Kharkiv）的艺术团体SOSka Group的视频。卡罗雷的糖果色热带风格与乌克兰乡村的萧索景象相互作用，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张力。
二楼处，斯莫拉克把尼德卡·阿库衣·克洛斯比（Njideka Akunyili Crosby）的华丽画作与Firelei Baez的拼贴画和书封面作品摆在一起（“书页边缘的视觉档案”，按照策展人的说法），而旁边薇薇安·卡库里（Vivian Caccuri）的作品《清唱剧（海浪）》（Oratorio［Tidal Wave］）的低音声线又为现场平添了一丝戏剧元素。这位巴西艺术家的声音作品尝试校正基督教回避低频的音乐传统，通过使用被禁的“异教节拍”谱写了一曲安布罗赞歌。这个低音炮喇叭类似一个小型的神龛，一旁的蜡烛随着低音声响闪烁不定。大厅里，伊凡·亚戈特（Iván Argote）用声音制造出了另一种效果，他用在巴黎遇到的一位乌克兰女权主义团体“费曼”（Femen）成员的配音演绎出一部全新的电影。“作为一个政治难民，她可能没办法回到祖国，但至少她的声音可以在这里被听见。”亚戈特解释道。
安迪·霍顿（Andy Holden）的电影《卡通世界里的运动法则》（Laws of Motion in a Cartoon Landscape, 2011–16）进一步（相当直白地）描绘了当下时事政治的疯狂。艺术家化身一个卡通形象，通过讲座形式向观众们解释卡通世界里独特的量子力学——比如，地心引力不会起效，直到你承认它的存在，低头一看才发现你已经跑出悬崖外五步的距离了——如何在我们眼下的政治局势中找到平行关系的（剪辑进了一些阿拉伯之春以及特朗普傻乎乎地滑下那个充满命运感的滚梯的片段）。霍顿放映室的墙壁让观众沉浸在克米特青蛙的那种绝妙的绿色中。“当我现场表演时，旁边会有一个真实存在的绿幕，这样我可以边说话边随意出入这个卡通世界。”霍顿解释说。我记下了他即将在泰特美术馆进行现场表演的具体日期。（更多潜在的逃离机会？）
最年轻的入围者是二十五岁的丽贝卡·摩斯（Rebecca Moss），她已经建立起了自己作为“那个艺术家”的半喜剧式人物形象。去年9月，她登上了韩进日内瓦货轮，作为Access画廊的“海上23日”（Twenty-Three Days at Sea）项目的参与者，从温哥华航行至上海。在海上漂泊一周后，韩进公司宣布破产，各大港口纷纷拒绝该船停靠。两周的时间里，这艘船漫无目的地在太平洋上漂流，直到最终被允许在东京停靠。“当时我真的特别沮丧，不过当你回头去想想整个事件，不得不说还是很荒谬可笑的，”摩斯若有所思地说道。“这也是我做这些视频的灵感。”她补充说，指向一排显示器，里面循环播放着各种简单，甚至蠢得可爱的行为，比如艺术家身穿青蛙服装在水坑里做弹簧跳，又或是一只芍药花在放屁坐垫的风动下沙沙作响。
当我穿过一个个房间，不禁感叹这个展览所带来的感性层面的体验。不只是卡库里的低音声线给我胸腔带来的共鸣。展览空间充盈着丰富的气味，从覆盖在Baez的洞穴状装置上的植物，到迪纳奥·塞士·波佩帕（Dineo Seshee Bopape）作品《mabu/mubu/mmu》（这都是“土壤”这个词的变形形式）中的肥沃的泥土、煤炭和灰烬，再到《不可定向的Nkansa II。1901-2030》（Non Orientable Nkansa II. 1901–2030）散发出的强烈气味。易卜拉欣·马哈马（Ibrahim Mahama）的这个高耸的装置由300个鞋盒构成，其中一部分来自加纳，另一些则是“回收来的”。“我把1901到2030定为反思这些材料和交易系统历史记忆的时间段，”马哈马告诉我。我被这件作品的呈现方式震撼到了，以至于都没有想起来问他为何他的历史会延伸到未来。
更直接处理时代关系的是Aslı Çavuşoğlu的作品《未来时态》（Future Tense，2017）。在土耳其，事态已经严重到连记者都不能客观报导时事。唯一能够谈论政治而不受惩罚的只有预言家们。“现在你能在晚间新闻看到这些预言家们侃侃而谈，”Çavuşoğlu 说，“感觉好像我们自己的‘假新闻’。”为了实施她的项目，艺术家与来自全国各地的通灵者们共同工作，用剪报形式编译了一份16页的新闻报，涵盖从“两个月内将发生的政变”到“两只美洲虎正在奔向印度”等内容。
一边思考着当下的不可预测性，我从平丘克艺术中心来到了视觉文化研究中心（Visual Culture Research Center），这里正在展出的是大卫·芝赫康（Davyd Chychkan）的个展“失去的机会”（The Lost Opportunity）上。研究中心的策展人Serhiy Klymko、Yustyna Kravchuk以及Ruslana Koziyenko给我做了导览。这场展览以失败的独立广场抗议示威活动（Maidan Movement）命名，原本于2月2日开幕。开幕五天后，一群蒙面男子冲入现场，大肆破坏，并在墙上喷上了各种民族主义口号，如“Slava Ukrayini”（荣耀属于乌克兰）。我被一面整齐地写着“mozhlyvist’”(可能性)的墙迷住了。“这也挺有诗意的。”我说。“这可不是他们写的，”Klymko马上反击，解释说艺术家把展览标题喷在了墙上，作为原始装置的一部分。
为了避免其他诸如此类的误解，当视觉文化研究中心投票决定重新开放展览——包括被破坏的部分，他们加入了此次袭击的视频片段与文字说明。“我们想要声明这并不是艺术作品，”Kravchuk强调，“但人们需要了解他们正在看什么。”在观看这些视频的过程中，我的注意力被一个停下来用手机记录此次破坏行为的暴徒吸引住了。Klymko耸耸肩，“这年头，所有一切都马上被放到社交媒体上面去了。”（悲哀）
视觉文化研究中心决定抛开袭击的阴影，继续实施他们的项目，包括在即将到来的国际妇女节举办一场关于女权主义的群展。“艺术家不会担心历史重演吗？”我疑惑道。“当然，每个人都多少有些紧张，但这次我们雇用了安保人员。”Klymko告诉我。“此外，既然你决定了讨论这些话题，你就必须做好准备。” Koziyenko 又补充道。
在未来世代艺术奖正式的开幕式上，我边观看来自利沃夫的艺术团体Open Group的《实景模型》（Diorama，2017）边思考她的这些话。这部刚出炉的委任创作电影探讨了前苏联制造实景模型以纪念著名历史战役的传统。然而，在电影里，一个企业智库接手了一个任务——如何制作出一个可以表现完美和平的实景模型。头脑风暴的环节由一些会议桌边的镜头构成，与会者渐渐陷入了唐·德雷柏（Don Draper）式的白日梦，斑驳的日影，瀑布和森林，鸟儿在歌唱。“但鸟儿不会无缘无故地歌唱。”一位参与者反对说。另一位指出鸟儿的歌声更容易让它在捕食者面前暴露。值得冒这个险吗？
文／ Kate Sutton
译／ 关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