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2013年时我在上海外滩美术馆实习，很清楚地记得“HUGO BOSS亚洲艺术大奖—中国新锐艺术家”的开幕上，李燎在拿到五万元制作费后立刻上交给了未来岳父，真的就像是一个奋斗于华强北的有志青年，那么迫于证明自己；而我自己则作为开幕志愿者在六楼看护李杰（Lee Kit）的作品《是这个。》（This is it.），享受了一晚上甜美的气氛。那次的奖项主要扶持的是来自大中华地区的七位年轻艺术家，每位艺术家名字后面跟的是所在城市名，包括香港和台湾。至2015年，“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的名称被正式启用，直接辐射包括缅甸、菲律宾和柬埔寨在内的东南亚地区的艺术家，六位入围艺术家中只有两位来自“中国大陆”，分别是关小和杨心广。此外还有台湾艺术家占据了一个席位。这些牵扯地理和地缘的叙述和措辞都让我觉得有趣。战后记忆的导入与导出在一些艺术家手上表现得格外深刻，尤其是谷口玛利亚具有内在时间结构的“砖画”。
当我看到今年的短名单时，第一反应是，这是又开始在中国和亚洲之间摇摆了吗？我更感好奇的是，这次长名单变成短名单的过程究竟是怎么样的？翻开导览手册，原来有十二位提名人与五位评审委员会成员（机构策展人、独立策展人、媒体人、艺术家比例均衡），加上馆长拉瑞斯·弗洛乔（Larys Frogier）担任评审委员会主席，共同完成的甄选。拉瑞斯开始积极筹备与HUGO BOSS艺术赞助项目达成合作是在2013年初。我作为实习生在一次全体会议后协助馆长助理对各类艺术家奖项进行调研，比如维克多·平丘克基金会（Victor Pinchuk Foundation）的未来世代艺术奖（The Future Generation Art Prize）、洛克菲勒基金会布拉吉奥中心（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Bellagio Center）的布拉吉奥创意艺术奖（The Bellagio Creative Arts Fellows）、乌利·希克（Uli Sigg）的CCAA中国当代艺术奖（The Chinese Contemporary Art Awards）等等。那时候全馆上下反复斟酌的重点是如何在根植中国的基础之上体现“大中华”的格局和视野，亚洲尚未受到关注。现在看来，在“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的经营和发展里，“大中华”反映了一种以区域市场为导向的跨国实践和全球现实——不是大中华的概念在调和中国和亚洲，而是中国和亚洲本身被建构成了媒介；“亚洲”的出现是必然却不是必须。
有意思的是，上海外滩美术馆的建筑（曾经的亚洲文会大楼）本身几乎可以为每一个在其中的展览提供到某种生产要素。在进入第三届“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入围艺术家展览的现场之前，我本能地对四位入围艺术家的所在楼层做出猜测：来自新加坡的赵仁辉痴迷博物传统与殖民话语，针对“批判性动物学家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Critical Zoologists）的呈现，原为上海博物院陈列室的四楼或五楼最恰当不过；于吉是四位艺术家中唯一的女性，她的雕塑与装置有着极强的过程性与剧场性，带动身体与劳动的介入，原为图书馆但也作放映厅之用的二楼非她莫属。开幕当晚，我的想法得到印证。令我惊喜的是陶辉在三楼搭建的碑林矩阵以及李明在五楼设置的迷宫动线都完好地支撑并储存各自作品中的叙事。
除去空间包裹，四位艺术家的作品或多或少都有些“关于”亚洲：于吉用到的建筑遗址图像与水泥人体残骸暗示着一种东方学的趣味却及时消弭于中立且中性的材料哲学；陶辉在日本找到拥有不同社会身份的普通人在打电话的场景中以念白的方式对中国的社会新闻及其个人经历进行片段描述；赵仁辉以机构与机构化为线索重新整理被既定视角规训的自然科学；李明通过悬疑情节的不断叠加改造上海大厦（原英商建造百老汇大厦）与东方明珠的建筑情境并由此展开两个上海的隔空喊话。当然，我不是说四位艺术家是在故意把自己渲染得“更亚洲”，问题在于，究竟谁在突破“亚洲”的概念，从而反哺到这个奖项。展览前言中有这样一句话：“‘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不只是一个奖项和一场展览，还是一个研究平台。”我想我看到了前两者，但还没看到真正成型的研究平台。
文／ 袁佳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