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巴黎，一场集体式血清素不足的欢庆
图文 / 方言
在一个快乐被强制奉行的时刻，选择性不快乐或许成为了一种需要争取的的自由。这场由巴黎市政府举办、“黄背心”宣称会参加的烟花跨年庆典，注定具有某种反新年意味。我和几位友人如大部分游客一样，因香榭丽舍大道路段地铁站关闭而选择从杜乐丽花园向凯旋门缓缓步行迈进，并在晚上十点左右进入协和广场附近的活动入口。尽管活动还未开始，但已经可以预见到今年的跨年活动较之往年的冷清：从禁止酒精的严格安检措施到大量出动的警力，再到香榭丽舍大道上不少正常营业的高级餐厅和闲坐在路边的游客；当然，更重要的因素是在向凯旋门广场行进沿途遇到的零星“黄背心”。
自11月中至今已扩散至全国乃至欧洲的“黄背心”运动，或许就像一个脱胎于左右派分野的马克龙政党的镜像式对应存在；它令许许多多原本孤立的个体以一种集体的方式分散状地出现在公众视野，并规律地封堵城市交通运行的要害，本身就是一种问题症结的可见形态。然而，在这个据官方统计约25万人参加的活动中，到场的“黄背心”仅有二百多位，且大多分散在各处，与那些今晚身肩重任而神情严肃的警察相比，倒真显得有几分“轻松”。
我们终于见缝插针地挤入了广场附近拥挤的人群中；聚集其中的一小群“黄背心”正高举着黄色气球，庆祝式地雀跃高喊着“马克龙，辞职”的口号，引得旁人也踊跃加入。在不乏欢笑声的友好互动中，Kader（一位住在巴黎92省的退休老人）谈到他长期参加多种游行是因为希望抗议能产生1968年运动的效果，却并不真正对这能带来的改变抱有太大希望；或许因为身为梅兰雄支持者，他甚至抱怨某些“黄背心”的极端破坏行为给集体带来了非常负面的形象。
这正好解释了为何今晚到场的“黄背心”大多看起来那般温柔友善。比起这些温和的中产阶层，该广大群体中那些本无太多相似性的愤怒的郊区失业者，靠最低工资维持生计的家庭，欧洲怀疑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或是更为激进的极右翼——那些被全球化经济赛跑狠狠地甩出局，无法承受改革阵痛且对“卖国”精英政治深恶痛绝的，走投无路的“小人物”们，此刻也许正在家看着经由我们身旁奥斯曼建筑顶上的摄像机拍摄的电视直播（那些正在派对上喝香槟的人或许也是一样），为的是积蓄力量以筹备一月即将举行的一场声势浩大的抗议。在年底的圣诞和新年假期中，“黄背心”如其官方脸书活动页面上所称，打算“继续以一种节庆的方式平和地斗争”，因为他们相信，“我们的生活即是节庆，而不会是失败”。
然而矛盾之处在于，节庆同挫败两者，或许本为同一事物的不同折射面。对未来成功的希望所扬起的微薄快乐，如何能驱走长期失败所积压的愤懑不安？当人群中一名“黄背心”昂首高举着刚刚点燃的红色火焰信号弹，此刻被总统辞职口号声淹没的我们已难以从一张张被染红的陌生面庞中辨认出这到底是一场篝火欢庆，抑或深怀信念的和平抗议。在不知不觉间突然到来的新年倒数中，那飘渺的焰火已然在空中绽开；响彻在广场上的，除了欢呼尖叫和电子舞曲的旋律，是一波又一波的口号声浪以及远处传唱的《马赛曲》。当凯旋门上空的火焰终于如难以收拾的政治烂摊子般一股脑地溃炸成一连串遮蔽视线的橙黄烟雾，随着这并不令人感到足够痛快或愉悦的末日景象的骤然消逝，在渐渐响起的愤怒倒彩声以及接踵又至的辞职口号声逐渐息落后，人们从高举手机坚持仰拍的难耐姿势中稍作恢复，便再次回到本次反乌托邦式的新年庆典最令人难以忘怀的黑色沉默中。
然而末日的绝望感并不会在“审判”来临那一刻象征性的时间清零后，额外地施舍任何奇迹般的希望之慰藉。实际上，希望与不安的亲密性，在于我们对可能发生之事的深深渴望，而又尤其在于事情可能根本不会发生：未来会如何？没有人知道。一个集体性血清素分泌不足的时代，若轻微的沮丧不安与疲惫懈滞是一种常态，则微不足道的快乐能换来缓解就如一种依赖外部的奖励机制，用以激励个体恢复向未来景象适当期盼的“正常”自我调节能力。这个的确没什么可喜可贺的2019新年焰火表演在市政府的组织下于午夜过后五分钟内便戛然而止；而巴黎“黄背心”尽管并无足够的兴致去全力配合出演自由资本主义搬弄的那套没有新意的嘉年华把戏，却也礼貌地遵守着游戏规定，用黑色幽默的“庆祝”克制地履行着属于自己的执爽（jouissance）权利。事实上，不论政治立场如何，很多人在经历了这些年的恐袭创伤及民生凋敝后，内心所最渴求的愿景是这个憔悴的国家在未来能回归那个被理想化的、曾经辉煌而美好的年代中的“简单”旧秩序。
最后离场时，部分人群因拥挤和警察发生的轻微碰撞险些造成踩踏，而后大家渐渐恢复秩序并向周围小巷及协和广场散去；偶然也能见到一些女性游客仍饶有兴致地请路边英俊威武的警察小哥为自己拍照留影。当我走上协和桥打算返回左岸，只见午夜下河边的金色铁塔静静地向远处照射出一束穿越夜空的坚毅而耀眼的光茫。无论这座城市此刻显得多么萧条或脆弱，她仍然是那个美丽而自由的巴黎。
跨过这个年，高雄正式进入了后真相年
图文 / 方彦翔
2018年的最后一周刚开始，跨年的欢庆就已经喧腾上演。爱河上真爱码头超规格的新市长就职大典，选前不惜代价、选后需要一亿市场人口的迪士尼乐园、楠梓旧石化厂的赛马产业、扩连小港与屏东的大机场、南方崛起、引入中资让房价起飞，各种提醒市民敢于做梦的经济提案，在每个接受特定电视频道播放金的街摊、小吃店强力放送，准备迎接新任市长在竞选口号里许诺的首富纪元。在河畔升起蓝天印象，新的高雄致力于中华民国美学复兴，威权美学是潮流新基准。可预见的是：后真相时代的高雄人潮涌入，不是为了寻求什么新奇的事物，而是处处都有让你高亢的事物！
被视为绿营传统票仓的高雄市，虽在民进党执政二十年下已积尘、失去热力，但空降而至的国民党党员韩国瑜挟着农系背景，却出乎意料接上地气。可就在高雄选情翻转前，一场私人聚会里与艺术家朋友说笑：要是换新市长，高雄的文化面貌不知道会有怎么样的改变。令人讶异的是，与会的艺文界友人竟口径一致支持“换人做做看”。
媒体宣传结合着高雄“又穷又老”印象的营造，再加上每30秒就出现一次的关键字强调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可以根本性地影响舆论风向和政治决定以至民主发展。原先对地方选举并没有很重视的我开始警觉：“后真相”的在地化比想像得快。这样一场新型态的斗争，如果失败了，事实上將证明了台湾的民主政治发展的脆弱，甚至思想层面可以被轻易操控。而在文化层面，所谓“中华民国美学”的逆袭还不算是最坏，你可以將它看成是一种退步，甚至是视觉污染。但没有文化认知的政客暂时不了解文化的渗透力，也就还未对文化体制和环境进行结构性的破坏。选举结果引发了忧虑，但这种忧虑还不会即刻发生。我来高雄工作一年的观察：原先的市府文化局处花了相当大的力气进行文化资源的盘整和活化，下一步应该是想像跨越性的连结与合作，当然，看目前的状况，未来期待体制性的进步就不用奢望了。
这一年来能确切感受到这个城市有着某种“干枯”，但不是因为没有水份，而是缺乏循环与流动性的生产。感受最深的是关于“开发主义”的根深蒂固，即便连文化建制与发展想像也几乎完全扣连在都市开发的思考基础上。某种程度来说，高雄市地方选举的决战点，表面上看起来是大政治路线之争，背后事实上是两种不同开发派的逻辑的竞争，最后士绅化的都市发展派输给了提炼榨取式的产业派。然而这种开发主义往往短视而不见未来、不见他者。弔诡的是，这却背离了我们对南方无论是生态或文化上多样丰富的想象。
这场因公投压倒性溃败而并发的败选症持续超过一月之久。元旦后，两岸接二连三发表的宣言和强硬回击确实给闷了很久的民主派、独立派一些振奋。
正如三个月前你不会相信高雄市会被戏称为“中国高雄”。今天开脸书第一句看到的话是：“三天前，你相信蔡英文能连任吗？”
在石节子
图文 / 刘伟伟
2018年12月31日15点57分，我开始离开北京，前往甘肃的石节子村，去参加2019年1月3日的“村民会议日”。窗外移动的景象跟我今天早上坐公交车穿过的南皋村是两种政治地貌。南皋村南边正在拆迁改造和腾退外地居民，悬挂在街道两边的是白字红底各种横幅通告，而此刻火车窗外掠过的是个陌生城市的楼房广告。绿皮火车上的异味，让我暂时忘记了北京街上的刺骨寒风。不过这种异味还有另一种冰冷，那是在刚经历拥挤排队之后，快速获得乘车位置而得到的一种廉价安慰。乘务员大声喊着不要让行李挡住暖气，不能在车上抽烟，不要乱换床铺，不要乱扔垃圾等等，就差没喊您已进入监控区域了。我抬头一看，果然走廊有两个监控摄像头，正对着此刻举起来准备拍照的手机。
2018年12月31日晚上至2019年1月1日凌晨，我在火车上读阅读《土地权属调查》。这个调查初看极其枯燥无趣，但看进去了又觉得惊心动魄。中国社会发展史其实就是中国土地制度的演变史，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的背景之下，土地确权、土地流转、土地争夺，往往是社会冲突和矛盾的根源所在。土地问题，直接涉及到村民的生活和生存问题，也是城镇化过程中利益争夺的焦点。这些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激化了大部分农村阶层被边缘化和被失语化的境地。我这次来石节子参加村民会议日的一个目的，也是想搞清楚石节子这个村子的土地变化和使用情况。石节子作为一个西北地区的小山村，虽然没有遭遇大规模的土地开发和利用，但关于土地这块遭遇过的问题，村民们谈起来应该有所体会。
2019年1月2日，我和村民李保元拜访了石节子的12户村民。石节子是一个位于甘肃省秦安县叶堡镇的小山村。2008年，出生于此的艺术家靳勒创立“石节子美术馆”。2015年，我参加了石节子美术馆和造空间发起的“一起飞”项目。在这个项目里，我和村民约定每年的1月3日举办一场“村民会议日”，来共同探讨关于这个村子的现实遭遇问题。李保元和大多数其他村民一样，在响应政府退耕还林之后，靠种植花椒树和进城打工为生。我此次见他时，他正一瘸一拐的走向我，我第一眼看到了他受伤的左腿。去年2月27日，他为了保护村庄四百多斤的水泵不要沉到井底，用手脚阻挡了急速下坠的水泵电缆，这导致他的腿部严重受伤：腓骨、胫骨下、腓骨上，三处骨折。他因此休息了近一整年，没有去县里干建筑，也没有开车去拉活。4月6日至8日，石节子又遭遇了低温霜冻，这直接导致他家的重要经济收入花椒绝产。我和他走访其他村民期间，虽然他一路在天寒地冻中有说有笑，跟我谈起今年村里的变化，以及帮助我去完成今年石节子的部分档案，但是我还是感觉到他从身体到心理上的那种沉重压力。一个中年村民，去年几乎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一条腿又严重受伤待愈，对于没有身处在冰冷现实中的人来说，根本体会不到那种滋味。
1月3日，石节子下起了薄雪。深色山谷背面的积雪还未融化，细碎的白色又开始重新积压。空气中弥漫着清冷入肺的新鲜触感，来参加会议的村民顶雪入屋。这次会议地点选择在了李保元家。石节子一共13户村民，常在村住的有25人，现场来了13人，共10户家庭（或代表）在场。未到场的的3户皆因有事外出：靳丛林今天去了县城办事、靳茂林到杨家湾村看母亲、孙映忠在县城开饭店无法离开；部分村民因为身体健康等问题等未出席，不过我昨天去拜访他们的时候，也聊过了今天开会的事。今年石节子的“村民会议日”有四个话题：1、去年4月份霜冻导致花椒绝产问题的影响及霜冻防备；2、石节子现有土地的分配、使用与变化；3、石节子美术馆十年，如何选择村民代表出席即将到来的展览活动；4、接下来有个艺术项目邀请靳勒及石节子村民参与，讨论如何组织和参与。村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花椒树的问题，据我统计，去年的霜冻直接导致石节子村民损失15万元左右。关于农业保险，村民们还是暂不考虑，一是霜冻每年发生的可能比较小，二是种花椒看天吃饭，一直都是这么过来的。村民会议日对于我来说，最重要的是它是一个问题讨论现场，如果以后只有一个人参与，我也会持之以恒地来参与1月3日发生在石节子的会议。
夜色将至，石节子的天空是暗蓝色的。我昨天夜里从远处看石节子，从上到下的路灯连成了一串发光的珍珠。这是秦安县这片山区第一个有路灯的村子，它在黑夜里一直睁着眼睛看着来来往往的夜行人。当路灯和无线网同步进入这个西北偏远山村时，未来是什么，我也不知道。今天上午我步行走向石节子的时候，心里不断揣测着即将与村民对话的过程，这让我忽然想起布列松的《乡村牧师日记》。那里没什么戏剧性的变化，生活以寡言隐晦的方式进行。有时候真正的对话是难以表达的，但或许当这种难度显现，才是现场真正变化的时刻。
文／ 方言，方彦翔，刘伟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