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香港巴塞尔艺术周期间，如果你看上去不够完美无瑕，对不起，疲劳或生病都不是理由，因为美妆教程线上线下到处都是。K11艺术基金会艺术总监刘秀仪深喑此理。事实上，她在尖沙咀Victoria Dockside的全新K11 Atelier举办的大展“Glow like That”（中文直译：像那样发光）一定程度上正是受到去年爆红的化妆潮流“全脸高光上妆”的启发。
转了一圈毕打行和H Queen’s大楼里的展览之后（包括豪瑟沃斯的路易斯·布尔乔亚个展、卓纳画廊的尼奥·劳赫个展、Massimo De Carlo画廊的Elmgreen & Dragset个展，还有Spruth Magers画廊在临时空间策划的一场女性艺术家群展），我在3月27号傍晚到达K11展览的开幕现场，这是一场包含十六位艺术家的群展（名单覆盖了从Larry Bell等国际级大师到山河跳！这样的本土新生代艺术家组合），展场位于一座摩天大楼的21层，下面的维多利亚湾一览无余。从空间到出席者，整场均堪称奢华，以至于我都有些醉了，好像看到了Jeffree Star（我被他的美妆教程中那句话洗脑了：“我什么时候可以发光？发光的时候到了。”）[1]碰到谢蓝天（他的作品《SUNSHINE》被很多人误认为是一张饮料桌）他正和展览设计师Betty Ng一起：“这像是个高果糖建筑，优化热量，让光芒真的闪耀。”诗人如他，就地板这一主题滔滔不绝地抒情了好几分钟。
27号周三，在巴塞尔VIP预展之前，我去大馆看了由Susanne Pfeffer策划的群展“表演社会：性别的暴力”，以及大馆文物事务部和Wellcome基金会合办的“疫症都市：既远亦近”。两场展览都很精彩，尤其是后者，以SARS和19世纪香港瘟疫爆发为出发点，思考传染病在社会与情感层面上造成的影响。也许是展览所在地的气场感染了我——大馆的前身是香港中区警署及监狱——连同巴塞尔之前北京、上海两地大批活动开幕形成的三点一线的贸易网络，我的脑中浮现出一段疯狂的旅程：一位艺术界专业人士，也许是画商之类，先到北京，出席一次画廊晚宴后稍许抱恙。即使如此，他还是飞到上海，然后落地香港，最终导致了一场席卷整个东海岸的流行病，整个香港会展中心和全城的艺术空间均被隔离。随后的医学调查显示，这是一种罕见的人畜共患的病毒性呼吸道疾病；如今人们通常称之为“艺术瘟疫”。
几小时后在展会的“艺术探新”（Discoveries）单元闲逛期间，我才慢慢忘掉上述狂想。在胶囊空间的展位上，我碰到了传媒大亨邵忠，他正站在一幅由黄海欣创作的肖像画前，画中人物貌似正是他本人。（“有这么明显吗？”胶囊的Enrico对我这一快速辨别感到惊讶，他肯定忘了我曾在现代传播工作过一年。）该作品是黄海欣“巴塞尔艺术展”系列里的一张，艺术家在其中描绘了她在全球不同的巴塞尔展会上观察到的人。“现在他必须得把这张买下来了，” Commonwealth and Council画廊的Kibum Kim说。隔了几个展位的Project Native Informant正在展出Juliana Huxtable极富挑战性的自画像系列，整个空间充满“轰动效应”[2]。“我很想知道大家会有何反应，”Juliana一周前在上海告诉我。不管啥反应，肯定能省了画廊主Stephan Tanbin Sastrawidjaja在公众开放日管住熊孩子观众的麻烦。
在隔壁的君悦酒店，骄阳基金会的孙启越在其组织的酒会上宣布亚洲当代艺术同志巡回展“光·合作用 II”第二届即将于11月在曼谷主办。一杯（还是三杯）香槟后，我坐上去奕居酒店的巴士，在那里，两年一次的HUGO BOSS亚洲新锐艺术家大奖揭晓了今年的四位入围者：郝敬班、许哲瑜、艾萨·霍克森和潘涛阮。两小时后是卓纳画廊在美利酒店露台举办的派对，Ute Meta Bauer介绍我认识了Michael Elmgreen。作为迷妹，我提出想拍张照片，Michael坚持要屁股上夹只烟拍。“让抽烟重新变得性感，”他眨了眨眼然后做了他经典的卷舌动作。
第二天，在Kurimanzutto的展位。傅丹似乎很想喝香槟；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所有人都很大赞他在M+展亭的展览“对位变奏：野口勇之于傅丹”。（“美丽、也很感性，”艺术家沈莘在Instagram上私信告诉我，她以“艺术探新”单元没顶画廊展出的个人项目而入围“宝马艺术之旅”奖。）我逛了又逛，直到体面的外表维持不下去了（我不知道其他从上海直接来巴塞尔的，像天线空间的王子和马凌画廊的江馨玲，或是从画廊周北京过来的，或是从北京画廊周到上海再到巴塞尔的那些人是如何做到的）。于是我潜入巴塞尔的“对话”会场歇歇脚。正在进行的讲座关于表演和身体，曾吴主持，嘉宾都是女性，包括单慧乾（Victoria Sin）、Juliana Huxtable、Melati Suryodarmo和Sonia Khurana。“为什么我们总是要做这样的工作？”在讲座的某一段，单慧乾看了看四周的其他讲者（清一色全是女性），半开玩笑地抗议道。
问答环节的最后，当被问及是否曾成功通过他们的作品治愈过任何人时，Suryodarm忍不住提出，艺术治疗是很危险的想法。“也许我是病得最重的那个呢？” Suryodarm问道，“如果社会病了，那我们可能是导致这一疾病的原因之一。谁在治愈谁？谁想要被治愈？”我没有答案，但她的这番话让我在离开讲座的时候感觉好多了，直到博览会结束，离开香港。
注：
[1] 原文“Drunk seeing Jeffree Star”延伸自常用语drunk seeing star（酒醉神迷），也是对Youtube全球最红美妆明星Jeffree Star的调侃。Star的美妆视频“全脸高光上妆”有过千万的点击率。
[2] Juliana Huxtable同时在纽约经营着当红的派对系列SHOCK VALUE，这里所提到的轰动效应（shock value）也是对此的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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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李佳桓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