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下午晚些时候，烟雾笼罩了达卡的Shilpakala学院。透过烟雾，我们偶尔可以看到零星的火焰。交谈仍在继续，没人知道自己看到的到底是什么，直到一群穿着银色危险品防护服的人爬上一个土堆。我们望着“月球人”，“月球人”看管着火苗，这是瑞士艺术家拉斐尔·埃夫蒂（Raphael Hefti）熔炼表演的一部分。该作品原本是为米兰的一座火山委托制作，按照展览说明上所写的，这场重金属表演目的在于传达人类文明史诗的一部分。但不幸的是，对我来说，它只引发了我周围观众的陈词滥调的思考和不合逻辑的评论。“伦敦是我去过离达卡最近的地方，”站在我旁边的一位女士说道。如果我从未去过伦敦砖巷（Brick Lane），我可能会以为这是个荒谬的说法。
当天早上，我抵达达卡，为的是参加第五届达卡艺术峰会开幕活动。这一双年展由萨姆达尼艺术基金会（Samdani Art Foundation）主办，基金会创始人藏家纳迪亚和拉伊布·萨姆达尼（Nadia and Rajeeb Samdani）担任总监，戴安娜·坎贝尔（Diana Campbell）任首席策展人。下午，我参加了一个小组座谈会，讨论本届峰会展览的“制作和去制作”，今年的策展主题“地震运动”（Seismic Movements）关注生态和政治可行性问题——对近年来几乎成为气候变化灾难代言国的孟加拉来说，这些问题显得尤为迫切。在瑞士基金会Pro-Helvetia的支持下，由孟加拉建筑师与巴塞尔设计研究员合作的展览设计项目为峰会建立了一套具有生态意识的设计原则：将环境视为一个整体、减少建造、强调实际影响而非“生态美学”，以及“选择可持续的策展实践”。 来自该思想小组的代表们反思了目前以人类为中心的思考模式对设计环保建筑和展览带来的挑战。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和设计副策展人肖恩·安德森（Sean Anderson）问道：“七千五百万因气候变化而流离失所的人应该何去何从？”。他还提了一个警句般的问题：“如何做到脚踏实地？”对于一年到头长期飞行于三万英尺云端的双年展参加者们来说，这不失为一个好问题。
我中途偷偷溜了出来——用一组座谈会来应对人类集体命运的崩塌似乎是件荒唐事——反而在学院门外找到了一个答案：嵌有四亿年前的菊石和直角石化石的地砖——这是阿德里安·维拉·罗哈斯（Adrián Villar Rojas）的一件装置作品。本届峰会框架十分宽泛，囊括了地质、殖民、独立、空间、社会和女性主义等多个类别及运动，其结果是一系列在个体层面审慎严谨但相互关联略显松散的展示，同时偏重于艺术知识和机构创建的形式化，Bishwajit Goswami的展览“根”尤其清晰地表述了这一点，该展览通过回顾Zainul Abedin和Rashid Choudhury等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艺术家的工作，追溯了孟加拉艺术教育的发展历史。本届峰会强调集体性，有很多现场艺术的委托作品、表演，以及专门为来自全球南方的艺术团体准备的讨论平台，参与讨论的包括达卡的Britto艺术信托和Shoni Mongol Adda、越南的Art Labor，以及第15届卡塞尔文献展策展团队ruangrupa。偶然碰到在本届峰会有精彩表现的艺术家瑞图·萨塔（Reetu Sattar）和卡兰·施勒斯塔（Karan Shreshta），我问他们，达卡与其他无数大型国际艺术景观有何不同。和我问过的很多其他峰会参与者一样，他们也认为不同之处在于公共参与性。而在我们身后，一群观众正在威廉·福赛斯（William Forsythe）的攀爬环装置里疯狂自拍。
当晚的开幕自助餐有西餐、南亚菜和孟加拉风格的中式菜肴任你选择，晚宴在最近刚装修过的新莫卧儿风格的洲际酒店举行。这里是孟加拉国独立之前一系列政治谈判的著名地点，也是巴基斯坦军方对达卡进行镇压前夜和1971年3月开始的独立战争期间收容外国记者和政要的地方。而如今我在这里，置身于全球艺术巡游的前线，看着一支由变装皇后带领的乐队领唱摩城唱片热门金曲卡拉OK，艺术家、赞助人和追随者们开始聚拢畅饮免费提供的鸡尾酒。卡罗琳·克里斯托弗-巴卡吉夫（Carolyn Christov-Bakargiev）和朱莉·梅雷图（Julie Mehertu）、布希哈·卡利利（Bouchra Khalili）谈笑风生。摄影师沙希杜尔·阿拉姆（Shahidul Alam）与艺术家穆内姆·瓦西夫（Munem Wasif）及一众仰慕者似乎聊兴正浓。我溜到艺术家迪拉拉·贝居姆·乔利（Dilara Begum Jolly）旁边，问她对目前孟加拉艺术环境的印象。她笑着回答说，她从未想到艺术圈能扩大到这个程度，也许是在暗指此次峰会的展中展“没有人告诉过我会有这样的日子”（Nobody Told Me There Would Be Days Like This），乔利所在的Shomoy小组也是参展者之一。这场由评论家和出版人穆斯塔法·扎曼（Mustafa Zaman）策划的展览可以说是今年峰会的亮点之一——展览为该国的当代艺术谱系提供了具体语境，同时表明，做得好的话，集体性作为一种操作模式可以比提供给它的平台更为持久。“关键是要认识到，在达卡峰会创立之前，孟加拉由艺术家主导的项目就已经存在了，我们现在展示的就是这些项目，” 玛丽亚·林德（Maria Lind）说道。她指的是像帕斯莎拉媒体学院（Pathshala Media Institute）、Chobi Mela摄影展以及Bengal Shilpalay空间这样的团体，后者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包括乔利的装置和影像作品个展、孟加拉现代艺术回顾展，和纳伊姆·莫海门（Naeem Mohaiemen）的特纳奖提名长片《被取消的特黎波利航班》（Tripoli Cancelled）的放映。
第二天早上，在由当地团体RAW Acádemie组织的关于“跨国平行主义”（transnational parallelism）和艺术团体研讨会上，玛丽·埃莱娜·佩雷拉（Marie Helene Pereira）谈到了合作的梦想并非总能实现。通过预录的Skype影像，伊丽莎白·波维内利（Elizabeth Povinelli）提醒我们存在的“纠缠”（entangled）本质。“生命总是在崩塌之中，” 她说：“事件是你向往的东西。存在仅会在历史之后。” 我周围的人都纷纷点头赞同。
那天晚上，当我们一行人来到峰会创始人萨姆达尼夫妇的住所参观时，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忘了波维内利的训诫。 一进门就看到入口处惹眼的霓虹灯文字“已售罄”（SOLD OUT）。拉伊布·萨姆达尼一边导览一边道歉：“那两件作品的灯光不太对，因为是两小时前刚刚装好的。” 他说的是梁慧圭（Haegue Yang）和阿里佳·柯维德（Alicia Kwadje）的一对雕塑。吃着巴甫洛娃蛋糕，我向Nature Morte画廊的彼得·纳吉（Peter Nagy）解释起“创伤性联结”（trauma bonding）的概念，纳吉刚从印度艺术博览会赶过来。比如战争，我说。“或者研究生院，”一位研究生不失时机地补充道。在楼上，我跟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夏内·贾哈维利（Shanay Jhaveri）聊了几句，穿着Haider Ackermann的立体剪裁上衣的他看起来很优雅，我们聊起即将搬出布劳耶大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当代艺术分馆及其最后的格哈德·里希特展。一位藏家告诉我，她订了孟加拉著名的Jamdani绸缎，直接送到房间。她选择了达卡的正确打开方式。当晚，已经很轻松的气氛随着灰雁伏特加以及据说从意大利飞过来的DJ开始播放着合成经典流行乐而变得更加活跃。人们在抽烟，跳舞时不小心烟灰会掉在对方手臂上。后来我听到有人延续了双年展传统，跳进了泳池。
几天后我坐着三轮车去祖母在Ulan的房子，突然想起在孟加拉国政府首都发展局（RAJUK）眼中，达卡Hatirjheel湖畔的那些桥梁和人行天桥不过是目光一闪；在媒体采访期间，不断有人说起单轨铁路如何如何。基础设施当然不仅是桥和铁路，还有人。“地震般的重大变化之后会发生什么？” 玛丽·埃莱娜·佩雷拉问道，我们要如何保持彼此之间关系的形式？这一余震迟迟不消。
译／ 冯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