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每次前往台北当代艺术中心（TCAC），我总是习惯从旁边的小巷子穿出，猜看看转弯时会看见什么人聚集在门口。今天也不例外，正要往门口走去，和林明弘坐在骑楼吃面的杨俊突然大声地叫住我。即使不久前才碰过面，他仍一如往常地用他特有的方式问候：“嘿，怎么样？”闲聊几句后，我穿越门口拥挤的人群走进去，先碰到平常忙得见不到人的邓兆旻，然后又被迎面走来的Frankie（苏珀琪）向外推，边推边念说快去跟隔壁面摊老板点餐，别让他们无聊，今晚餐点都是TCAC买单。
2月27日周六是台北当代艺术中心（TCAC）十周年新书发表会及熄灯不道别晚会，两天后，历经过三次搬迁、最后落脚于大稻埕的TCAC将正式结束营运。2008年，杨俊在台北双年展时提出了“一个当代艺术中心，台北（提案）”的构想，他使用花博公园里的一座蓝色小屋作为临时办公室，欢迎所有人前往，无论是关于艺术创作的讨论，还是对于文化政策的批判，都可以藉由这个空间发声。只不过展期尚未结束，这小屋就被北美馆为配合其他政策而提前拆除了。为了延续这件被提前中止的作品计划，杨俊再度找来许多朋友，包含徐文瑞、陈界仁、姚瑞中、林宏璋、崔广宇等当时台湾艺术圈的“大人物”，把这群人关在饭店里开了几天的会议讨论，继续推进对于一个当代艺术中心的想像。
杨俊常说，大家总是把台北当代艺术中心说成是他的（作品），但他却也始终执意说这是众人共同决定建立的。对我而言，杨俊始终作为一个艺术家在思索“作品”如何能创造更多面向的突破——计划提案不见得真正执行才算是完成的“作品”，很多宽广的想象可以在这个过程中生长出来。当时也并非每个参与讨论的成员都赞成将这个构想转为实体机构，徐文瑞返台后，才真正决定往成立协会的方向推进。2009年底，由一群艺术家、策展人、学者等文化工作者作为号召者的台北当代艺术中心TCAC协会登记立案，并于隔年取得实体空间，正式对外营运。
机构刚开始运作的资源仰赖参与者动用各自人脉邀请赞助者，以理监事作为核心成员，一名办公室主任处理行政业务，搭配多位实习生协助展览、讲座等事务的运作。两年后，因资源条件变动及理监事改组，改由理事长郑美雅、办公室主任陈小杂再加上苏珀琪、余政达、方彦翔几名理事成立工作小组，维系机构日常营运。这个阶段的发表的计划多半是邀请合作，比如“关键议题驻村计划”就曾邀请吴音宁、高俊宏、黃大旺、李杰、Kit Hammonds等带着各自既有的关注议题前来驻村提案。2015年，TCAC再度搬迁并进行重组，原为主要运作动能的理监事们开始退向幕后，改以尝试外聘总监策展人吕岱如、上任理事方彦翔和专案经理彭若莹组成三人营运团队，调整成以策展思维为主线的运作策略，TCAC也开始建立起以不同单元的节目企划为工作内容的对外形象。直到2018年由艺术家余政达担任理事，找来了策展人萧伯均和徐诗雨，包含延续前一年“辛沙龙”以及“女头目的未来学”系列，逐渐以年度为单位进行策展主题规划，同时也吸引了相较明确的对象群众。
TCAC最开始的空间位于万华，由忠泰建设提供，那里直至今日仍是尚未都更的城中街区。我还记得某一天在城中区对面的伯朗咖啡，对面坐着徐文瑞、杨俊和郑美雅。当时我刚大学毕业，面对三位艺术圈“巨星”，实在有些不知所措，但他们轻松愉快地轮流和我说明TCAC正在准备成立，有许多的日常庶务需要协助，邀请我加入成为志工。当时一切都正在开始，没有人真的搞清楚这空间里要做什么，会发生什么。有些年轻人在现在早已停刊的《破报》上看见招募讯息前来应征志工，大多是念艺术学院或相关科系，有些则只是单纯喜爱艺术活动。而志工的工作似乎也不过就是日常的开门关门，将作品开机关机，偶尔接到电话还有八成都是要找“台北当代艺术馆”（MOCA）。大家没事也就抱着电脑坐在由许多窗框拼成的“落地窗”背后，闲散地打发时间。不过我这个闲人志工人生的第一次个展就是在TCAC。他们对与年轻创作者的合作持开放的态度，2014年我结束了极圈驻地计划寻找发表场地，他们欣然接受了我的提案。2016年，四名刚大学毕业的艺术家廖烜榛、黃奕捷、李佳泓、王又平尝试挖掘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实验纪录片《钱江衍派》也曾在TCAC举办过放映活动。
除了日常展览之外，艺术家沙龙和星期五酒吧是TCAC渐渐发展起来的两个常规活动，尤其是星期五酒吧，活动涵盖各种类型，包括城市游牧影展、有机音乐祭、反核诺努客行动等。我第一次看到“五条人”乐团的现场演出就是在星期五酒吧，当时两岸间的交流还很活跃，录像局和徐坦等都曾在TCAC举办过活动。又例如由网络文化行动者李士杰主持的“线上视讯运动与运动者”讲座，在网路社群还未如此张扬的年代，却早已“超前部署”，开始讨论网路如何聚集成特定文化，并化作实际的运动能量。自那场讲座结束，直至他前年离世，我们除了几次点头招呼，未曾再度有过任何深刻的交谈，但我仍然记得在那贫乏的空间里，讲者和听众的桌椅都是自四处搜刮来、尺寸不一的木质课桌椅，但讲座内容却深具启发性。可以说，草创时期的TCAC仿佛召唤出了当时四面八方对台湾艺文环境的想像和实践，能量在这里不断地流窜与汇聚，混乱却又相当自由。
我和工作室伙伴、艺术家施昀佑及吴其育在TCAC创始时期都参与了不同的劳力工作，只不过当时互相并不认识：我和美雅一起刷完整片二楼地板，吴其育被他当时的老师王俊杰找去擦窗户，而阿佑则是因为作品需求而把三楼的轻钢架天花板全拆完了。这些清洁劳动就是我们这些当时还很年轻的艺术家参与台湾当代艺术事件的小小起点。有赖于TCAC举办的论坛双年展（结果随着TCAC第一阶段的运作调整而成为了唯一的一届），我和阿佑攀谈进而熟识。往后几年，我们曾一起工作，后来又租下一间厂房整理成艺术家共同工作室，吴其育加入成为了工作室伙伴。此时换成了我们开始以工作室各种活动为藉口，邀请朋友前来。人的聚集好像一直都是一种自然而然的需求，只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聚集似乎也在不断地改换着形式和氛围。
派对进行到一半，大家被轮流上去叫上台讲话，回忆自己和TCAC的共同经历。我们三人也分享了我们的“劳工史”。讲话中不难发现不同人来到这里的诉求上的差异，有人感谢TCAC的展览让她“结识了不少大咖”。更多的人缺少上台的“勇气”，却不乏躲在人群中起哄的热情。记得TCAC在城中街区时，就总是因为各种喧哗的聚众活动而引起警察上门，这个现象可谓有始有终地延续到了闭幕——这一晚据说警察来了六趟，不过并没有真正驱离过什么人。其间李杰一直站在门口沉稳应对。我后来也站到了门口，一是因为室内温度持续升高，另外这里也确实是个有趣的位置——你可以细数哪些人曾经到来，哪些人提前离去，或者有些似乎应该到场的人却始终未出现。
2021年的台北身为少数仍能面对面交流的城市，一个独立艺文机构却仍迎向了实体空间的终结。这是否说明以艺术为名并不是个集结众人的好方法？还是说，艺术在变动的环境里也必须调整自身影响人群的方式？这成为了伴随TCAC告一段落却仍悬而未决的命题。回家后翻阅TCAC的三本文献，第一本书里“台北当代艺术中心协会”的宣言如今读来仍然掷地有声：“我们坚信，艺术是民主社会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艺术必须拥有自由，才能反映并回应它所处的年代，也唯有透过自主组织与独立营运的实体空间，才能为社会与文化的变迁，提出批判的声音。……作为社会的基本成分，这个协会和它的艺术中心必须积极介入文化领域的重新组织，并持续不断地重新定义艺术。”不过，究竟是这些目标跨越了时间，还是恰恰反映了这些年来整体环境始终没有变过，甚至更不乐观？十年前的台北还有相较年轻、以毕业学生为成员的乒乓艺术工作站、复兴汉工作室等艺文空间和组织，现在这些空间业已消失，原本相邻的伊通公园和VT也历经了搬迁、定位转向的改变。今年TCAC关门后，年底竹围工作室也要宣告结束了。实体空间机构的生存困境是个恒久的难题——期待自主运作却最终仍不可避免地回到申请政府补助模式，是否通过年度计划的金额更成了直接影响存废的关键。此外，人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同TCAC书里提到的个人与机构发展之间的拉扯：在艺术行业里的职业生涯发展得越好、获得更多资源和连结的同时却也越难拨出更多心力投入协助组织发展。不过，还是有些好消息：打开当代自2001创立至今仍然还在，立方计划空间则已经延展出第二个实体空间了。
我回想起我和TCAC最后一次共同经历的事情，那是疫情尚未发生的2019年，我与其他几位艺术家和写作者参与了郑美雅策划的“向同侪学习-台印当代艺术共学计划”（TCAC文献中纪录的各种国际交流在疫情袭击下已经成了遥远的记忆）。在雅加达的郊区，ruangrupa的几位组织者也说起维系一个集体的艰难，甚至开玩笑说如果不是卡塞尔的策展机会，也许组织已经解散。在我们的时代，集体无疑是被向往的，但如何愿意继续地站在一起？如何让站在一起不仅仅是个姿态，而是充满行动的能量？艺术界或许仍然可以并且应当充当实验的前沿阵地。
文／ 张允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