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见所闻 DIARY
如果说创作是一种特殊的劳作，如诗人在开场白中的希冀，“在生活方式，也在美学思想上与文学的社会上升路径拉远距离的活动”，那么很难说这次现场的朗读不是另一次艰苦而且更加直白的身体劳作：两个多小时的朗读后，诗人的衣服已经湿透。这些长诗的朗读见证着诗人的体力，也见证了观众的耐力：这样的朗读活动永远是作者与听众合作完成的壮举。我想，观众里的许多人一定像我一样屏住呼吸，让诗句接连敲击耳鼓。这些致密的句子迸发得太快，以至于它们往往越过了思想，直接震动着在场每一个人的身体与神经。
这次由“51人”组织的朗读始于一系列地理史诗。除了开场为2021上海双年展“水体”主题创作的《山河概述》，另有《西藏颂》、《北京，遵义》几首与西南地域有关的作品：王炜来自这里，也曾在包括贵州在内的西部以及东北地区开展过一系列主题的实地工作。可以说，这些地理史诗延续了他十年以来的实践与思考。《北京，遵义》中，面对家乡人事，诗人罕有地以温柔的叙事，让一种强烈的抒情性自然流露。他本人的思想与经验因此与祖父母一代人的生命史遥相接应。这种自身与二十世纪初一代人的勾连恰是被一种断裂和空缺所定义：“我”与祖父的相像，在于我们并不为我们之间的那一代人理解，也在于他们相隔半个世纪之远投递至今的人性。这种空缺，或者“裂缝”，在朗读中一再浮现，不断被赋予新的意味。比如，就在对祖辈的回忆即将展开之时，诗人就已经告诫我们，裂缝是路的要义，“不要在大地上面面俱到。失去裂缝就失去了道路”。“裂缝”也是《最后一站》中的核心问题。在《西藏颂》之前朗读的《最后一站》，与其说是终于来到目的地的停顿与歇息，不如说是一次始终崎岖的思想实验。它以王炜的读者所熟悉的对话体展开，而对话的对象并非一个异质的他者，而是与诗并行、又锤击它紧张之处的“重影”之声。在对话的不断追问中，我们震惊于思辨在中国这一场域的搅动之力，继而被提醒那种过于顺滑、“毫无裂缝可言”的追求之可疑，提醒裂缝的能量本身正孕育着希望，提醒人人都是裂缝，而裂缝相通相联，构成我们熟习的世界之网的另一面——然而，这些宝贵的认识在被唤醒的同时又随之受到挑战。人不能满足于他们居留其中的这些裂缝：这样做是不够的，或者说，这些裂缝太容易压垮、压扁我们，把我们困在其中，失去对可能地貌的想象。诗人进而把这种想象寄托于晚年出走的托尔斯泰：勇敢者“删除”（或者unlearn）一切，走向一种必然性，一种绝对——这是裂缝中可能涌出的最有价值之物。
这似乎是难懂的，但在我有限的观察看来，这种对终极价值的判断与信任，是这些复杂句法与艰苦思考之下的底色，一种难为绝境所磨灭的理想主义。这一底色容易为王炜对“否定”的关注所遮蔽。否定可以说是王炜诗歌的基本构词法之一，无论是2019年《第二次普罗米修斯》中提到的“非人事件”，《北京，遵义》里的“反法利赛人”、“否定之声”、象征地理之绝对反面的“对跖点”，还是《希望日记》里的“反成功性”、“反向生长的国度”和“反面的诺亚”，它们都像是跋涉于思想长滩时重要的支撑点，而非终点。否定只是开始，正如诗人的嘱托：我们的时代，正是“以不可能性为汪洋大海的时代”。在一再的否定中，诗人所寻觅的并非现实或现实的反面，而是两极之外暂时无法命名的空间、实践、新的人格，以及对可能（乃至必然而仍未到来的）世界的想象，对某种末世临界状态的探知。所以，“否定”所指向的并非二元的对立，而是在一个类似黑格尔辩证法的三项式结构中，一个自张力中上升的、更高维度上的肯定命题，也即《西藏颂》中援引的、由巴迪欧和一位藏族学者分别说出的“独特的真实肯定”。
与这一思想方法相伴随的是诗歌的形式选择，或者说，关于形式的一种无需过多选择的决定。我在前面使用了“史诗”这个词，这个词其实来自王炜2016年《“史诗”的准备》一文，指向一种抹除史诗的教育与塑造记忆功能，重启史诗“综合视角、汇合功能与虚构性”功能的写作，并“把这个时代的中国实践者、实践环境与实践活动‘带入视野中心’”。它的视野之杂多与开阔令人想到王佐良对穆旦的评价： “在普遍的单薄之中，他的组织和联想的丰富有点近乎冒犯别人了”（《一个中国新诗人》）。这些诗倚重一些或许虚构的对话，这不仅因为它在创作过程中需要“向戏剧方法学习和强化自身的危险状态”，还因为诗人敏锐地意识到，在阅读过程中，面对这些文本的读者也不得不与从自身之中涌现的“敌人”交谈甚至交战。可以说，朗读会上分享的来自《灭点时代的诗》的长诗和疫情后的新作，都是这类后史诗的尝试，也因此在形式上走向了六年前《比希摩斯时刻》的反面，一种似乎“更像诗的诗”的反面。它们勇敢探索着文学语言新的边界。
在这些史诗作品中，否定的句法、复杂的长句和有意为之的精神分裂式对话体，这些形式特征相互依存。从某种角度说，这些长诗始终挂靠于一个对话者，一个反面，一类想方设法开掘他者的努力：《敌人》中几乎显得恳切的敌人就是一个例子。呈现这一过程——而非它凝练的结晶——的冲动于是驱策了诗的展开；也就是说，随着对极复杂的现实与现实中的自我展开极诚实的逼问，和直面当下中国现实中最坚硬部分的努力，这一缠斗的过程本身让长句与散文化的段落拥有了诗的合法性，而在这些负荷着艰难思虑的句法之中，又闪烁着某些必然是诗的部分。因此，我们固然可以对这些长诗执意松散的结构发问，但驱动这些长诗的其实并非它们的文学属性，而是历史的动能，是战争、大驱逐、牛棚等我们可辨认的历史标记和它们的诸多交叉时刻，是深深逼视此时此地、在随时下沉中耕耘的一种表达的迫切：这是真正位于“递减的滩涂”上的劳作，勘探着不断收缩又日渐稀薄的书写之域。从这个角度说，这些对话其实可以永远进行下去，而在某个意义上说它们也确实从未完结，每一篇都是一则“驿站性质的对话”：《北京，遵义》难道不能看作对《最后一站》的续写？这种诗歌形式也因此提示了一种开放的未来观，正如《敌人》结尾引用的巴赫金所示，这类开放的、并不穷尽的未来观本身就意味着一种拮抗。
这些长诗的具体形式选择也关联于它们的另一重属性，即它们并不忘情于抒情，近乎一种刻意反文学、反风格化、反文人写作的创作实践，而虽然“我”在这些诗作中反复出现，但它们并非抒情自我（the lyrical I），而是思想的媒介，屡遭诘问的对象。在“命运就是一个个优先的暴徒”的确认中，这些诗延续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历史横断之中诗歌对命运的追问，但并不因此显得空泛，因为几乎每一个字都立足于当下中国的观察与实际境况：哪怕那些丰富的世界文学用典也间接服务于此。这些诗作有着具体的、足可辨认的所指，它们的有效性也部分来自于这种默契的共同辨认，而非更为主观的共情。
王炜的诗是一类咀嚼岩石之诗，但它同时又是一种思想与情感的饱和之诗，这种冷峻与饱满共存的质地也体现在现场的朗读中。诗人的朗读几乎刻意地避免各种连读与滑音，甚至有时会逐字念出，这是多重意义上的“发音”（articulation），既是为了清晰的吐露，也是一种“断字”，一种对我们所使用语言的陌生化，规避过于熟悉的诵读对象与诵读方式。而在我们期待抒情之处，在“愤怒缪斯，请走来，现在！”的叠句处，诗人反而弱读，让冷静的辨析中和情感的紧张。早先计划中在朗读会开场播放的配乐、波兰作曲家普瑞斯纳《希望日记》专辑中的“深渊之声”也最终没有出现在舞台上，只在朗读会后的场外签售之前短暂播放，我想，这种选择同样呼应了“去抒情化”的一种努力。比起抒情诗传统，王炜更加认同的似乎是荷马代表的史诗传统：他主张诗人的“再次吟游化”，而对“荷（hè）马”的重读则体现出与这个名字相匹配的重量。没有任何开场音乐、灯光、客套的铺垫，诗人走到话筒前，迅速开始了工作状态，一种吟游式的直接表达。在笔端劳作的诗人和在舞台上劳作的诗人在这珍贵的朗读时刻合一，在昏暗的光线中，我们似乎一脚踏入历史幽暗连廊的洞口，进入对远远近近的死亡的凭吊，而诗人的工作，则是通过自身的谦逊，躬身带我们进入这一交叉时刻。
许小凡，从事英语文学研究，教师，现当代诗歌观察者。
文／ 许小凡
